昨天,铺天盖地都是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
小编悲伤过后,想到的是,战乱时期,钱锺书与杨绛和女儿重新团聚时说过的一句话: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如今,阴阳两隔17年了,他们仨终于又在天上团圆了。
他们一家子都是与世无争的读书人,潜心做学问,搞研究。
但是,他们浪漫起来,我等凡人只有艳羡的份。
钱锺书和杨绛有一个约定:
那时刚经历过文革浩劫,两人在各种“运动”中苦心孤诣写就的两本著作出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和钱锺书的《管锥编》。
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
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杨绛·《我们仨》
于是,当时出版的这两本书,他们互为题签。
再后来,这就成了两人之间的传统。谁有书出版,就给对方题签。
我们不妨一本本看下来,顺便欣赏一下两人的墨宝。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
钱锺书的中国古诗评论著作《谈艺录》。
杨绛的文学评论《春泥集》。
钱锺书的诗集《槐聚诗存》。
杨绛记录干校生活的《干校六记》。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钱锺书的字潇洒飘逸,杨绛的字端庄清秀。
杨绛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
杨绛的怀人忆旧之作《杂忆与杂写》。
在你的书上留下我的字迹,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情书吗。
在女儿钱瑗和钱锺书相继去世后,杨绛写了那本感动无数人的《我们仨》。
这次,只能是杨绛自己的题签了。
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她用一行娟秀的小字写着: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令人肝肠寸断。
杨绛与钱锺书的爱情,是文坛一大佳话。
两人相伴的66年,都是爱书之人,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爱意都渗在字字句句间。
现在回顾起来,不禁要感叹,这是学霸才有的浪漫情怀。
- 1 -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杨绛还叫杨季康。
(注:杨绛在家里排行老四。“季康”两个字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就变成了“绛”。她在第一次写的话剧上演的时候,就把“绛”做了自己的笔名。)
杨绛对他的印象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
他说起身体不好,常失眠。我介绍他读Out witting Our Nerves,我没有书,只介绍了作者和书名。后来他说他借到了,读了。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
……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
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
……
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吴学昭·《听杨绛讲往事》
很久以后,在两人分别的日子里,钱锺书这一天一封的信,几乎没有断过。
- 2 -
锺书清华毕业,到上海教书,与季康通信很勤。特别是假期,每天一封信。信封上发信人的落款也千变万化,一般称“奏章”。
阿季记得放假回家,门房每天给她送信,口中说:“四小姐,奏章来了。”
一次锺书自称“门内角落”,阿季不解其意。
得回信才知“门内”是money(钱),“角落”是clock(钟,无锡方言音似clock)。解释过后,阖家大笑。
- 3 -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
1935年,两人在赴英国留学的轮船上。
两人过上了神仙眷侣的(学霸比赛读书的)生活。
在牛津比赛谁读得书多,年终结算。
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
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
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吴学昭·《听杨绛讲往事》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的合影
后来杨绛怀孕了,看书的进度就落下了。
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杨绛·《我们仨》
那时候,他们每晚出去散步“探险”,然后回到寓所“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锺书几次对我说,我教你做诗。
我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
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杨绛·《我们仨》
这是杨绛1936年6月14日在牛津为锺书拍的一张小照,锺书在寄奉岳父母时写道:
“爸爸,娘,近照一张,已变肥头大耳之人矣;皆季康功也。下巴亦重,在书房前所照。胡子虽黑而光线不好,故不得见照中,大失望,不久当另照一穿牛津制服者寄奉。”
- 4 -
1937年,钱锺书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和杨绛赴巴黎求学。
两人的读书比赛还在继续。
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
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
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
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杨绛·《我们仨》
- 5 -
留学回国后,正是抗战时期,钱锺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则留在振华女校的上海分校当校长。
分居两地,锺书三天两头给杨绛写信,然后就苦苦盼着回信。
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有一首题曰《一日》的小诗,写自己焦急等信的心情,傲娇且萌:
一日不得书,忽忽若有亡;
二日不得书,绕室走惶惶。
百端自譬慰,三日书可望;
生嗔情咄咄,无书连三日。
四日书倘来,当风烧拉杂;
摧烧扬其灰,四日书当来。
- 6 -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
锺书在序中说:“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
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锺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To C. K. 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 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C. S. C.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 7 -
1947年,钱锺书在抗战时期写就的《围城》出版。他在序中写道: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杨绛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间斗室里,把战火纷扰关在门外的一对夫妻,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乱世中却有了岁月静好的甘甜。
解放后,他们期盼的平静日子并没有到来。
“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人心浮躁,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大跃进”时,杨绛下乡改造,钱锺书留在家里,天天给她写信。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
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面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
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
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
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
——杨绛·《记一次下乡》
- 9 -
后来夫妻两下了干校,杨绛分在了菜园,而钱锺书是通信员。
他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取邮件,就会绕道菜园与杨绛见面。
杨绛说:“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他每天一封的小短信依旧没有停。
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
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
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
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杨绛·《干校六记》
- 10 -
文革结束后,终于迎来了和平年代。
他们一家人,每有分离,必定鸿雁传书,仿佛一日不可分开。
这段时期,锺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锺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
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
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
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
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
——杨绛·《我们仨》
- 11 -
钱瑗有着与二老一脉相承的情趣。
钱瑗去英国访问,寄回家里的照片,背面写道:
There is a goose in the picture.
P.S.There is another goose (pedagogoose) in the picture!
照片上有一只鹅。另外还有一只鹅(指她自己,口语goose指傻瓜)!
Pedagogoose是钱先生为女儿创造的雅号:pedagogue(学究)加goose(傻瓜)。
1994年,钱锺书病重住院,1995年,钱瑗查出骨癌晚期,也住进医院,她于1997早春去世。
1997年新年,她还给爸爸写信拜年。
牛头或者Oxhead也是昵称,因为钱瑗属牛。
当时钱瑗病重只能躺在床上写字,所以字迹凌乱。
杨绛注:“翻司法脱(face fat)脸盘肥”是一句笑话书上的“洋泾浜诗”,爸爸常用来逗女儿的。
杨绛写给钱瑗的字条,嘱她不要劳神。
即使面迎着死亡,这一家人之间仍然充满了温馨的点滴片段。
- 12 -
如果说钱锺书对杨绛的爱都融在那绵延60多年的一封封书信中,那么杨绛的爱则体现在对他无私的奉献和支持中。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在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一人独守孤灯又过了17年。
没有亲人的陪伴,但她把最后的日子用来回忆,整理,她说自己是“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她用自己的文字,在《我们仨》里,让他们又活了一遍。
她倔强地把钱锺书留下的手稿,几麻袋天书般的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整理出来,完整展现给世人,不让他的才华浪费哪怕一点。
在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花10多年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
也许,这才是最长情而浪漫的告白。
(编辑:左卓)
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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