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随着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逐渐升级，一些人认为这是德国厄运到来的前兆，刺杀他的行动越发频繁。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
那么，在希特勒起家的慕尼黑那家啤酒馆里，行刺者用一年时间策划的炸弹暗杀为何功败垂成？苏联冷酷的严冬怎么会救了希特勒一命？一张木桌子又怎么成了希特勒的护身符？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三次暗杀希特勒失败之谜（上）。
1938年11月8日，埃尔塞尔来到慕尼黑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观看纳粹党徒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而举行的庆祝活动。
埃尔塞尔是德国共产党员，隶属于一支准军事力量“红色先锋营”。他在1938年秋做出决定——刺杀希特勒。经过一番侦察，埃尔塞尔对刺杀方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设计制造一枚足以炸死希特勒和纳粹核心成员的炸弹，在1939年纳粹纪念活动开始前，安放在这家啤酒馆里。
埃尔塞尔首先从一个军械制造商那里偷来了一根引信和一些炸药，随后又在附近采石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能相对容易的弄到炸药和雷管。随后，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自己家里研制炸弹。由于没有引爆炸药的经验，他在自己家周围的农田里反复试验模型炸弹,直到弄清楚所需要炸药的数量。
到了春季，埃尔塞尔返回慕尼黑大致测量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面积，画了啤酒馆大厅更加详细的草图。他为自己的炸弹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安放地点：讲台和讲桌后面一根粗大的柱子，它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平台。埃尔塞尔认为，如果炸弹在那里引爆的话，不仅可以炸死周围的人，还能炸塌上面那个巨大的平台。
1939年9月初，埃尔塞尔再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工具箱，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那个平台上，然后躲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安心地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要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埃尔塞尔最初的方法是在柱子上凿开一个小洞用来放置炸弹。但是当发现柱子外面新加了一层木质的护墙板时，他不得不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在护墙板上锯出一个小洞。他蹑手蹑脚，把声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收集每一堆锯末并把它们清理掉。他要确保完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锯下的木质护墙板也被精心制成了一扇对接完好的暗门。
露出柱子后，埃尔塞尔就开始在上面开凿一个凹槽用来放置炸弹。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手钻、锤子和凿子作为工具，弄松砂土，撬开砖块。当然，做完所有这些工作后都要非常仔细地清理干净，并用一个布袋把碎砂土和砖头带出去。整个工程进行得异常艰苦，非常缓慢。
按照埃尔塞尔的计划，当炸弹爆炸时，他已经安然无恙地身处瑞士。因此，他需要制作一个能提前设定好几天的自动计时器连接在导线上。他用外加的齿轮和杠杆，改造了一只钟表，然后神奇地制作出一只在杠杆被激活前最多能走上144个小时的计时器。该杠杆通过触发一个弹压系统来启动一根钢针，然后弹出的钢针反方向刺进雷管里，雷管外面包裹着炸药。为了精确，埃尔塞尔又增加了一个时钟计时器，作为整个炸弹的自动安全装置。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认真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柱子。又过了三个晚上，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09：20——刚好是希特勒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间。
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到达慕尼黑后，柏林开始弥漫起大雾，希特勒的专机无法从慕尼黑飞回柏林，于是他临时决定，返程时改乘火车，这样的话就必须压缩时间，所以在啤酒馆对纳粹信徒们的演讲就比以往提前进行，改在了晚上8时。
当晚8时，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希特勒登上了柱子前的讲台。希特勒以老一套的开场白对当年的支持者们赞扬了一番。柱子里埃尔塞尔制作的炸弹计时器正悄无声息地走着。
希特勒的演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希特勒结束了当晚的活动，在纳粹高层的陪同下迅速赶往火车站，此时是晚上09:07。
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现在只剩下大约100来号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
晚上09:20，埃尔塞尔埋设的炸弹爆炸了。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柱子被炸断，平台和屋顶被炸塌，柱子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和演讲桌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
在炸弹爆炸的同时，希特勒已经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火车当晚09：31离开慕尼黑，到次日早上才抵达柏林。当火车停靠在纽伦堡时，希特勒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埃尔塞尔随后在瑞士边境被捕，送到柏林城外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2月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埃尔塞尔死于党卫军的枪口下。
除了埃尔塞尔的单打独斗，有组织的政变和刺杀计划也在秘密进行。
进入1943年之后，反希特勒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央集团军群作战部长特雷斯科夫上校，计划把纳粹德国陆军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拉进自己的阵营，但遭到委婉的拒绝。特雷斯科夫意识到，只有杀死希特勒，克鲁格才有可能支持他。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如何杀死希特勒上。特雷斯科夫对他的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说：“既然元帅们不愿干，就让上校们来完成吧！”
这一次，特雷斯科夫跟前面说到的埃尔塞尔一样，同样想到了炸弹。很明显，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可以一次性就把希特勒及其党羽全部解决。但特雷斯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只是参谋军官，很难弄到制造定时炸弹所需的原材料;这个问题，必须留给柏林的同谋者、尤其是国防军谍报局的专家来解决。
1942年5月29日，第三帝国最可怕的人物之一，党卫队副总指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市内遭到两名捷克特工的伏击而死。
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全国刑事警察总监内贝和国防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匆匆地从柏林赶到了布拉格，调查事件的经过。保安总局犯罪技术调查科对现场发现的爆炸物残片进行了分析，认为袭击者使用的是一枚英制73型反坦克手雷。这种炸弹引起了同样反对希特勒的卡纳里斯的兴趣，他想到奥尔布里希特曾经和他提起过，特雷斯科夫打算在东线用炸弹干掉希特勒，于是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特雷斯科夫派往柏林的信使施拉勃伦道夫。
使用英国炸药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躲过盖世太保无孔不入的监视。如果卡纳里斯把谍报局自己的爆破器材提供给特雷斯科夫，一旦暗杀行动败露，中央保安总局可以很方便地追查到炸药的来源，进而把所有密谋分子一网打尽。但缴获的英国炸药就不同了，英国特工经常把这类东西装在小包裹里、空投到德国占领区后方，供法国和荷兰的秘密抵抗组织使用。谍报局和盖世太保都获得了不少这类空投物资，它们数量众多、难于仔细统计，使用之后还可以混淆视听，让人误以为爆炸是英国情报机关制造的。
特雷斯科夫本人并不是爆破专家，斯摩棱斯克也缺少制造炸弹所需的精密器材，这项危险的工作只能在柏林进行。于是，卡纳里斯命令自己的下属拉豪森将军负责此事。拉豪森找到威廉·霍策尔中校和汉森上校当助手，在破坏活动处的仓库里战战兢兢地组装炸弹。
这种正式名称叫“10号延时信管”的引爆装置外观酷似一支粗大的铅笔，上端的金属帽下有一个内装腐蚀性酸液的玻璃小管，下面是一根外侧包裹着棉花的金属弹簧，弹簧末端紧拉着撞针。使用时只要打破玻璃管，酸液流进棉花，在一定时间内金属丝就会被腐蚀断，弹簧自动撞击信管，炸弹随即爆炸。10号信管的起爆延迟时间可以通过更换粗细不等的金属丝来调节，最短的10分钟，最长的可达24小时，误差率约三十分之一。为了以防万一，拉豪森一次性制造了四颗这样的炸弹，并用其中一颗在一节铁轨上做了试验，效果相当出色。他们试验过后确认只要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足以把“元首”一行人炸成碎片。
搞到炸弹之后，特雷斯科夫开始和施拉勃伦道夫、奥尔布里希特等人一起研究整个行动方案。首先，特雷斯科夫将利用他的好友，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的关系，把希特勒引到斯摩棱斯克，随后用定时炸弹在军官餐厅里炸死他;如果这一方案没有成功，就设法把炸弹放进希特勒的Fw-200专机，在他从乌克兰返回“狼穴”的途中引爆，让飞机彻底坠毁。一旦希特勒已经被杀死的消息确认，特雷斯科夫就用电话专线通知在班德勒大街的奥尔布里希特，由他说服负责大柏林和勃兰登堡邦防务的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出动部队包围政府街区，逮捕在柏林的纳粹显贵。与此同时，特雷斯科夫在东线向克鲁格挑明事态，让克鲁格出面联络元帅们声明反对纳粹政权。最后，在柏林成立以贝克为首的新政府，开始着手安排停战，恢复和平。
1943年2月底，刺杀行动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卡纳里斯上将以开会为名，带着拉豪森和汉森一起飞往斯摩棱斯克，检查整个行动的最后步骤。拉豪森本来打算把那两颗装好的炸弹也带过去，但特雷斯科夫让他再等一等。毕竟，中央集团军群里也有纳粹党徒和口风不严的冒失鬼，一旦有人把炸弹的事情泄漏出去，所有密谋分子都会暴露。炸弹继续留在谍报局的柏林仓库里，一旦希特勒即将前往东线视察的消息确证，卡纳里斯会派专人将它们送到“熊洞 ”。“熊洞 ”位于斯摩棱斯克西9公里，曾是苏联红军的一个指挥部，里面的家具、窗帘、地毯都来自苏联红军。经过德军改建后，被当做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特雷斯科夫继续求助于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恳请这个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将军一定要把“元首”请到前线来。在希特勒对将军们越来越不信任的1943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3月10日白天，“熊洞”里才有极少数人获得了准确消息：希特勒现在并不在“狼穴”，他正在乌克兰西部的温尼察一个代号为“狼人”的备用大本营里筹划即将开始的库尔斯克会战，并且将在一周内乘飞机返回“狼穴”。在飞往拉斯滕堡的途中，他会在斯摩棱斯克做短暂的停留，并与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召开军事会议，日期就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施拉勃伦道夫马上用专线电话通知奥尔布里希特：行动即将开始，速将炸弹送来！
1943年3月10日清晨，整个柏林笼罩在一片平静之中。一辆汽车悄悄靠上火车站的月台。车里的乘客是多纳尼，他身着预备役中尉制服，兜里揣着谍报局开具的去往东线的通行证。在他的大衣下面是一个不起眼的黑色手提箱，里面装着的正是那两颗炸弹，还有一张民用型Fw-200运输机的内部结构图纸。图纸是从汉莎公司内部搞到的，目的是让特雷斯科夫熟悉安放炸弹的位置。
两天后的3月12日，多纳尼出现在了斯摩棱斯克，将装在箱子里的炸弹交给了特雷斯科夫。同一天下午，有人发现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安保措施加强了，据说，一部分部队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长拉滕胡贝尔专门从外地调来的。显然，希特勒在一两天之内必将光临此地。
3月12日深夜，克鲁格和特雷斯科夫在“熊洞”里接到了施蒙特从“狼人”打来的确认电话：“元首”一行将在13日上午飞抵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群要安排好保卫和接待工作。时间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了，特雷斯科夫当即决定：鉴于安保措施已经加强，原定的用直属骑兵团在车队通往城里的路上进行袭击的计划取消，改为在军官餐厅或者希特勒的座机上安放炸弹。他随后回到宿舍，检查了前一天刚刚送达的两颗炸弹，并且与施拉勃伦道夫一起商议了第二天行动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转眼已经是13日清晨了。
对战斗在苏联前线的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来说，1943年3月13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典型冬日：地面稍有霜冻，阳光普照，阵亡者的尸体还七横八竖地堆在冻土垒成的停尸场上，等待被埋葬。吃过早饭以后，克鲁格元帅带着他的随从去机场迎接“元首”。经过特雷斯科夫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自己的作战部长似乎并不准备和他一同出发。克鲁格觉察出了某些异样，他推门走进去，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作战部长：“时机尚未成熟，今天切不可轻举妄动。”特雷斯科夫用一句玄而又玄的话作答：“您知道，他们总是选择在3月刺杀暴君。”这是一句影射，因为恺撒是在3月15日被刺的。不过，特雷斯科夫答应如果在当天就刺杀希特勒的话，会给克鲁格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位元帅于是松了一口气，他坚持要让特雷斯科夫一同去机场迎接“元首”，特雷斯科夫也只好从命。不过，他在出门前叮嘱施拉勃伦道夫：立即打电话给柏林的同事，让他们准备策应。奥尔布里希特的回答是：“随时可以点火。”
那么，在希特勒的专机上安放的炸弹为何没有爆炸？一张桌子怎么成了希特勒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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