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古玺（春安君）

春安君玉印 龚安顺 龚安庆捐赠
　　战国三晋地区的印章。它是颁给封为“春安君”的人物的官玺（这个字的本义即印章。古人无论尊卑，都可以用。秦以后，皇帝垄断其物其意，专指帝王印玺）。古代中国有佩玉的风尚，玉印具有佩饰和玺印的双重功能，也是佩印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中原地区难以获得玉材，因此，玉印的使用者身份都很高。现藏上海博物馆。

材料：玉纵23毫米 横23毫米

上海博物馆藏

这是一方青白玉官印。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官私玺印作为取信的凭物和标志逐渐普及。这件玉玺是颁给当时封为'春安君'的人物的官玺。它是战国实行封君制度的遗物。古代中国有'君子佩玉'的习尚，玉印具有佩饰和玺印的双重功能，也是佩印者社会地位的象征。

此印基本以直线为主，章法比较平稳，但又不是绝对的四平八稳，我们在清丽端庄的背后，可以体会到它的丰富变化。“春”字上面的“日”字呈一个倒梯形，这样所留空间就远比直上直下的“日”字好看得多。“安”字的“宀”上收下放，与“君”的两个长竖有所区别，避免了雷同。此印的入刀和收刀之处均呈尖状，一笔之中又注重了粗细的变化，如“君”字上部的第二横和第三横。整方印显得雍容华贵，丰腴秀美。

三晋·春安君玉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时期实行封君制度的见证物。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現在能看到的多为战国古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手工业渐趋发达，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春秋时期玺印施于封书（压印于泥封上），称为“玺书”。古玺应用由起始期进入勃发期。根据遗物和战国的文献《周礼》、《礼记》、《左传》等记载，这一时期，玺和玺书已普遍使用。
　　这一时期的古玺，大都较小，偶而也发现有巨玺。玺面文字有朱文、白文。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挺拔有力，多为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竖一界格，笔画粗壮浑穆，文字有铸有凿。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有公玺、私玺、成语玺、图像玺等。官玺，凿刻的阴文（白文）居多，印面稍大；铸造的阳文（朱文）官玺则印面略小，一般都带边。私玺，以姓名印为主，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私玺中还有一些吉语印、肖形印等，制作往往精美生动。还有一些“物勒工名”的印章，是手工业者专门打印在所制器物上的，印文主要是工匠人名、作坊地址或人址合一。
　　春秋末期出现鸟虫书。这是一种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主要流行于以楚文化为中心的东南诸国。这种字体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也出现在玺印。鸟虫书变化丰富多样，活泼自由，体现了古人以汉字为“文”的精神。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各国的文字，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但从笔法上看，却刚劲有力，生动活泼。对一些笔划相差悬殊的文字，布局搭配亦能巧夺天工，能在不平衡中取得整体的和谐，反映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的时代风貌。战国私玺的制作很精致，印钮的形式多样，印文构思严密，章法布局合理巧妙，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性，为后来的秦汉印的风格打下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是历代篆刻家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从而发展成为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篆刻艺术。这些古玺，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和朴素的审美观。
　　目前，可以确认为是春秋时代的古玺实物虽不多，但传世的战国古玺数量却不少，在宋代以来名家收藏的古器物图录资料和印谱中均有大量的著录，仅清人编著的《十钟山房印举》一书中就多达600余枚，这些古玺以精美的艺术构思和非凡的制作技巧，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留下了奇异瑰丽的一页。

　　

龙纹玺，青铜，鼻钮，直径4.5厘米、通高1.55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