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古陶瓷的人都知道一句常语“官窑如新”。还有一句诠释得更为清晰的话“旧器如新必是宝”!确实，很多传世的官窑看上去跟新出窑炉似的，光亮如新。特别是在还未入门的外行人眼里，它与新瓷没有什么区别，和高仿品放在一起，外行人更是无法区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世的官窑器自它诞生这一刻起就受到人们的宠爱，倍加呵护，或陈设在玻璃橱内，或置放在锦盒中，偶尔开启观赏也是小心翼翼，故除了岁月的自然氧化形成的肥厚包浆外，与新器少有区别。这样保存下来的官窑器才是瓷中珍品，是宝贝!
但也恰恰是这些官窑佳器会不被人们看好，总以为它是新的，晶亮的釉面，毫无瑕疵的器身，仿佛刚出窑炉似的亮丽。佳士得、苏富比、邦翰斯等国际大拍公司上拍的中国历代官窑瓷器大多属这一类。只有极少量是残破件。这又佐证了“旧器如新才是宝”的观念。
很多人都说古陶瓷水深，难玩，以上现象也是个主要的原因。
往往正官窑佳器与顶级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里只是一丝之差，他们稍一不慎就滑入高仿品的泥沼中，因而大多数人不敢碰精、尖、稀的顶级官窑佳器，宁求残破旧的普品，如果没有多年积累的鉴瓷经验确难以区分。特别是不在一线现场经常花钱实战的人都免不了落入陷阱。
高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高仿技术的不断深化，那些本来尚有一定鉴赏眼力的“专家，行家”一旦脱离一段时间在市场的历练，也免不掉会走眼。由此，迫使那些大拍公司更多地信传承有序的路子，这实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像大维德那样既深入研究又常年切入市场的真正顶级专家毕竟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流传下来的官窑佳器中也确有一部分旧气明显，伤痕累累，破损残缺的，这往往是拥有者不识其珍，随意放置使用造成的，而很多眼拙的人只认这些东西，也难怪。主要是很少见到如新的官窑，更谈不上上手了。偶而见到，当成新器擦肩而过。眼睛只停留在残旧或满身伤痕的普品上，越不出这个圈子。有的索性采用简单的思维方式：相信科学的检测结论。最早用的是炭14，现在大多采用热摄光测定。其实，我这人并不太固执，也不太自信，曾也对热摄光作过测试，将同一件晚清的民窑器敲碎，送两家权威单位测试，结果竟然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其间竟相差近百年。这民窑器充其量也只有100多年，说明这所谓的科学测试仍掌握在人的手里，靠人的眼力分析得出数据，到目前为止，对古陶瓷的准确断代最精准的还是靠经验，靠长期与市场接轨中练就的眼力。当然，那些不具备实战经验的人见到一些“如新的官窑佳器”不敢认是情有可原的，将它否认也可以理解的，不识先不认，或先断假是最佳的鉴定方法。将假的说成真的会给日后自己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而将真的说成假的既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眼力，仿佛只是挫伤了真品的拥有者一人的情感而已，其实是犯罪!
为什么玩古之圈会流传这样的说法“专家不如行家，行家不如玩家，玩家不如藏家”。这就是强调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事实上，在我们的著名专家中也有几位长期与市场挂钩的，也就是长期在实战中历练的，如自己有过收藏、开过古玩店、经过真假辨别的压力等等。一些藏家都有自己的古玩店，翻滚在商海的浪潮中，眼力自然高深。但绝不能推理出凡开古玩店的眼力一定好，有的古玩店老板大字不识一箩，有的涉足此行不足几个月，也照样斗胆开张，将古玩当儿戏，不在此例。
曲高和寡，这是在任何一行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越顶级的官窑器识的人越少。所以，眼力越高的人会越感到孤独，藏品档次越顶级的人，会越遭到外行的讥讽。瓷坛泰斗耿宝昌先生，曾在故宫博物院被人长期冷落过，很多人都喊他“耿师父”，将他像杂工一样来回使唤，直到他惊世骇俗的巨著《明清瓷器鉴定》问世后，人们才刮目相看。他的老师孙瀛洲先生也曾很长一段时间遭嗤笑，说哪有那么多漏好捡，大家都说不对的，专家也说不对的，他却还去摆弄，真有些过于自信。但他坚信自己的认知“大家说不对的，专家说不对的，我才有机会”。正是这种信念才造就了一代收藏大家，最后将三千多件官窑器捐给了国家。
他捐的三千多件古陶瓷中有二十几件是国家一级文物，且大多是“如新的官窑”，这就是他独特的眼力。
识官窑器难，识如新的官窑器更难!
有志于古陶瓷研究的同好们，要想练就一副火眼金睛，必须毅然跳入市场之海的浪潮中，否则，眼力永远到不了那个高度!
说白了，正官窑器和所谓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里，辨不出差别，在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眼里，是有天壤之别的。现在的所谓高仿，能仿出三分像已属不易，几位景德镇的高仿大师充其量只能仿其官窑之型，神韵是绝对仿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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