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红山文化玉器属史前玉器，但它的特点是鲜明的[14]。
首先，它不同于稍晚的良渚文化史前玉器，而以双龙首璜形饰、猪首蛇身或卷曲成形以及勾云纹玉饰等为主，此外还有高度神化的特定鸟兽类动物形象，如鸟、鹗、龟等，而良渚文化史前玉器是以琮、璧为主。
第二，红山玉器明显高于良渚文化玉器，不仅在制作上将特定的龙和鸟兽类形象高度神化，而且在制作形式和使用方面是严格规范化的。这些玉器成为权力的象征，使用时是不同等级身份的体现物。北起西拉木伦河，南到大凌河，在这长阔十余万平方公里地域范围内，出土众多的红山玉龙、玉鸟以及玉勾云纹饰、马蹄形箍等，从造型艺术风格来看，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说明这些玉器是严格规范化的。
第三，红山文化玉器不论是玉龙、玉鸟还是马蹄形箍，这些器物普遍是穿孔的，穿孔方法多用新石器时代通行的穿孔方法，是两端对穿长孔，或只在背面横穿成洞孔，而商周玉器是采用管钻法穿孔。
第四，红山玉器中大宗是圆形的，有的兽形玉器仅切开一个缺口，仍呈圆形，这与红山文化早已存在环形石器密切相关，反映红山文化对“圆”有着极大的兴趣。红山文化不仅石器、玉器是圆形的，而且房屋也是圆形半地穴式的，陶器中则有无底彩陶筒形器、卷沿直腹无底瓮和各种圈足器，再结合辽宁东山嘴石祭坛内的“圆台方坛”以及牛河梁“女神庙”主体建筑中间凸出的环形室等等，说明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意识思维能力已经对周身和外部的自然形成一定的见解，对“天圆地方”这个古老的天文学和社会学观念是有一定认识的。
第五，红山文化玉器工艺手法独特，多数玉饰的边缘磨制成似刃的锐角，在玉面上细加研磨出浅凹槽纹路，或隐或现，富有变化，具有特殊的装饰美，这种工艺手法在商周玉器中是罕见的，同时红山文化玉器在造型上讲求神似和准确的对称感，这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突出的特点。
从红山文化玉器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艺术和工艺水平都是很高的，而且红山文化玉器反映了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产物，因此红山玉器是礼仪重器，它凝聚着红山文化先民们的虔诚、恭敬和深切的祈求之情。这也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具有“礼”的雏形。可以这样说，红山文化玉器是更集中地反映了红山文化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水平。学术界从对红山玉器识别开始，就对辽西地区古文明的起源进行了探索。 (三)红山玉龙与红山文化的祖先崇拜
史前时期的人类，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各地的各族先民，在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斗争中，都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原始崇拜，如对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动物灵物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红山文化的先民也不例外。从红山玉器、陶器等遗物以及遗迹中，都反映出红山文化先民们都有过这些种种原始崇拜。这里我们着重从红山玉龙以及红山文化的祖先崇拜来看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龙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世世代代有许多中国人都崇拜、幻想、丰富和发展着龙，甚至被认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几乎成为龙的国度。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氏、女娲氏以及三皇五帝均与龙有瓜葛，但是却无考古材料的真凭实据。商周时期，中国龙已经定形并有多种变体，在早期青铜文化中，如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塞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龙的形象也较具体[15]。龙究竟起源于何时?根据近一二十年的考古成就，对中华龙的起源及其他相关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学者们依据红山玉龙大量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重大课题开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三星他拉玉龙出土地点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而它的发现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件玉龙虽然与红山文化有关，但是尚需科学的考证。学者孙守道对三星他拉玉龙，从形态对比、工艺特点以及考古验证等方面进行了考证，证实了三星他拉玉龙为红山文化玉龙[16]。三星他拉玉龙的雕刻风格、表现手法和加工技术等，与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均有许多不同之处，表现出比较原始的特点，同时1973年发现和确定的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中出土的玉器，对三星他拉玉龙的考定，起了重要的印证作用，证实玉龙的时代与胡头沟玉器墓的时代相近，属于红山文化玉龙。三星他拉玉龙通高26厘米，横剖面2.3～2.9厘米，玉呈墨绿色，猪首蛇身，龙身为C形椭圆体，蜷曲若勾，头部较小，长吻修目，颈背有一条长21厘米高扬飘举的扁平薄片状鬃，上缘如刃。龙背有对穿的单孔，以便绳系悬挂。悬挂时龙的头尾恰好处于上下水平状态，可见龙背上孔的位置是事先经过周密计算的。三星他拉玉龙，是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体形最大的玉龙，标志着早在5000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塞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先民就已经对龙崇拜。继三星他拉玉龙发现之后，1989年在三星他拉玉龙出土所在的赤峰市翁牛特旗，又发现了一件体积较小的勾形卷体玉龙，造型风格、雕刻手法均与三星他拉玉龙相同，也是一件猪首蛇身玉龙[17]。1975年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出土一件高约15厘米的墨绿色玉龙，猪首蛇身，桃形环状。这件玉龙与三星他拉玉龙相比较，虽然有不同之处，比三星他拉玉龙造型更为原始，更接近写实，但两者共同点是基本的，也是红山文化玉龙。1980年赤峰市巴林右旗在那斯[18]台红山文化遗址中还收集到一件猪首蛇身玉龙[19]，与该旗羊场出土的玉龙相似。1981年辽宁省文物商店在整理过去收集的玉器中，也发现一件高4厘米的小型玉龙猪首蛇身，也是作勾形蜷曲状，不仅与三星他拉玉龙、羊场玉龙基本相同，而且可以看出这件玉龙正是从巴林右旗羊场玉龙发展到三星他拉玉龙的中间环节，三者构成一个演进的序列(图6)。目前已经知道这种类似的红山玉龙，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共发现十余个。这些玉龙证实了中华龙起源于原始社会，而且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是与猪首有关，当与原始农业密切相连。
图6 红山文化玉龙演变示意图。
在红山玉器群中，有一种勾云形玉饰值得人们注意，目前已被发现十余件，虽然有体积大小的差异，但是制作风格和形状基本相同。这是一种长方形或方圆形板状透雕佩饰，四角多作卷勾状，中心镂孔作盘卷的勾云状，佩面磨出与纹饰对应的浅凹槽，玉饰上钻有供佩挂的孔。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就有一件长18.2厘米、宽11厘米的勾云形玉饰，四角雕琢出对称向外勾状，上下两侧边沿各有三处外凹、上侧中间[20]有两个钻孔、中心透雕一左弯曲的勾云纹饰，正面按造型和纹饰琢磨出凹凸分明的装饰线(图7)。中国自古就有“云从龙”、“飞龙在天”(《周易》)的说法，中国古人认为兴龙布雨是龙的习性和本性，龙能升天入地、不翼而飞，就是因为龙能“乘乎云气”，所以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勾云纹玉饰当然也是龙的象征，是龙的变体，它同玉龙一起相辅而行，共同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崇拜。目前所知的十余件勾云形玉饰形态基本一致，仅有大小之分，而小者恰是大者的一半。由此看来，这些玉饰的制作是严格规范化的，说明它们也不是一般佩饰，而是有特殊用途的。玉龙、勾云纹玉饰这些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显然是被神化了的神灵崇拜物，反映了红山文化先民普遍流行的对龙崇拜的习尚。
图7 那斯台勾云纹玉饰。
三星他拉红山玉龙是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体形最大的玉龙，至今全国还找不到另一件玉龙能与它匹配。然而在中原地区史前时期也出现有崇龙的考古实例，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不仅发现确切的人殉，而且在墓主人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了龙、虎两个图案[21]，这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也反映了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也已经崇拜龙，这是中原目前最早的崇龙考古实例。但是濮阳蚌壳龙的形象与红山玉龙不一样，时间上也并不早于红山玉龙。龙的起源与诞生究竟在何处?人们在寻求龙的起源过程中，又发现红山文化的彩陶中有许多以龙的形象作装饰题材，在红山文化特有的彩陶敛口罐、钵和筒形器上，有盘卷的龙身，龙身上绘满黑彩龙鳞纹，还有大鳞状龙纹，这反映了红山文化先民对龙的崇拜波及范围很广，而且年代久远，是我国目前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中，曾出土刻有飞鹿、神鸟、猪首蛇身灵物图案的尊形器。这种尊形器已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多次发现，猪首蛇身灵物与红山文化玉龙息息相关，一脉相承，虽然赵宝沟文化龙纹的猪首有鲜明的野猪特性，而红山文化玉龙的猪首却是肥头大耳的家猪形象，这是红山诸文化由渔猎经济逐步让位于农业经济的历史事实，也是一脉相承的龙崇拜造型艺术方面的体现。1994年，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查海类型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一条以红褐色石块精心雕塑的龙，龙身长19.7米、宽1.8～2米[22]，这也是至今已知的最早崇龙考古实例。赵宝沟文化以及查海类型文化均是距今七八千年的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它们与红山文化密切相关。从以上考古实例证实，中华龙的源头无疑是中国塞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以及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也就是说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南部等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区，是中华龙的兴起之地[23]。
图8 兴隆洼文化石雕像。
在原始社会，世界各地各族先民都曾有过生殖崇拜，也就是对生殖现象的崇拜，对妇女的崇拜，这是早期的祖先崇拜。目前已有欧亚大陆东自贝加尔湖附近，西至比利牛斯山之间各地发现的奥瑞纳期乃至梭鲁特期的圆石雕裸体女神像[24]，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先民们的崇拜对象。我国早期人物雕像一直缺少典型的标本，但是我国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人体、半身人体或人头等塑像，如浙江河姆渡遗址以及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和临潼邓家庄等遗址内，都曾出土过人体、半身人体或人头等陶塑像。就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发现或出土最早的石雕或陶塑人物像当是中国北方塞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前红山文化了。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介绍了白音长汗女神像，这尊女神像是目前已知的中华最早的女神像，而类似白音长汗女神像在赤峰市林西县就发现不止一个，但都是出自属于兴隆洼文化的遗址中，距今均有七八千年之久。在赤峰地区，比白音长汗女神像造型更为古拙的人物石雕也曾有所发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一尊石雕人体像。这尊石雕人像是阴刻在一块高10厘米的椭圆形花岗岩石柱上的，表面打磨光滑，底部平齐，上端两侧均斜敛，呈马蹄形。阴刻的头、身躯和四肢的位置不合正常比例，头、眼特大，双臂抱在圆鼓的胸腹之上，双腿箕踞前伸，头上还刻有网格纹以表示是头发，表现手法很抽象，从外形看很像一个石祖，但是线条优美流畅，造型技法娴熟(图8)。从兴隆洼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分析，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尊女神阴刻雕像[25]。无论是否女神雕像，它无疑是兴隆洼先民们的祖先崇拜，是中华距今八千年前的远古祖先形象。
赤峰地区除了发现石雕人像外，还发现有陶塑人像，最早的是1985年在敖汉旗境内的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出土一件小型陶塑人头像，头像高5.1厘米、宽4.5厘米，尖下颏，长鼻梁，一双大眼睛上两道弯弯的细眉，头发还作了简略的处理，有的学者根据头像那夸张而又显得比例协调的大眼睛和细弯的眉毛分析，认为是集中突出女性特征，但无疑也是距今七八千年的祖先崇拜实例。1963年在赤峰市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一件头部残损的小型陶塑人像。人像为泥质褐陶塑成，残高3.8厘米，底部直径2.1～2.3厘米，半身像。头部虽残缺，但胸部乳房突出，明显看出是女性[26]。这是目前确知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女神像。
1982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中，出土一批陶塑人像。出土时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为泥质红陶胎，可辨认体形有小型孕妇像和大型人物坐像两种[27]。这些陶塑人像很有特点，它们大小不同，数量不只是一两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小型孕妇塑像体型特征很明显，大型塑像雕刻技法已经脱离了原始性，而且姿态固定，说明陶塑人像有其特定的含义。陶塑人像群的出土是同某种祭祀活动的大型遗迹联系在一起的，这无疑证实了此时红山文化先民们的祖先崇拜已经高度发达。
一年后(1983年)，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更为重要的“女神庙”。牛河梁遗址是一处单纯的祭祀遗址和墓葬群，不见长期人类居住的村落遗址，但是在遗址范围内遗迹点却很密集，在一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就达十余处之多，而且各遗迹点均经过精心选址，都位于山丘的最高处。整个遗址有严格的布局，“女神庙”居于中心最显著的地方，南北向布置，有多室殿堂，紧靠庙北有人工砌筑的大型山台，方向与庙一致，庙、台与南面一座山势突兀险峻、山头轮廓似猪首的山遥遥相对。积石冢环绕女神庙在周围山头上，庙、冢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的统一体[28]。这是红山文化继东山嘴祭祀遗址发现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发现。这个遗址比东山嘴祭祀遗址更进一步暗示出我国古代传统建筑思想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集中地反映出人们的等级观念和权力观念，这也是先民们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
女神庙是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核心建筑，面积不大，只不过200多平方米，而且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址的原型，有近1米深的地下部分。但是，庙的结构却很复杂，有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等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后对应，并讲究对称，这是按特定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布局，已是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形。在女神庙中，出土了堆积满室的泥塑神像残块以及猪龙头蹄、大型禽爪等动物塑像残块和其他陶、石等祭器。特别是女神像，出土时虽然断头残肢，多为碎块堆积满室，但是经过拼合修复，女神泥塑雕像极为逼真，艺术价值很高。已经发现的泥塑人像残块大约分属五六个个体，体形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有的曲肘握拳，有的张臂伸手，多姿多彩，栩栩如生。其中在主室偏西一侧发现的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大小与现在人相当，从伴出的其他残塑件判断，这尊头像当属一个全身人的头像。在女神庙主室中心部位，还出土有相当于现在真人器官三倍的大鼻、大耳，这可能是一尊更大的女神塑像，当是这个神殿的主神。这些大小不等的女神像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神化了的祖先形象，并按主次成为他们祭祀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牛河梁女神庙是发达的多神、主神为表现形式的祖先崇拜。根据标本测定，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遗存延续有500年左右，相当于红山文化后期。牛河梁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高峰，它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