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与玉神器的价值观
——《红山艺术古玉图档》代序
图1 台湾在内陆展出的红山文化藏品。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专家提出质疑，甚至尖锐批评。为此，多少志士仁人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四千年。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四千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谓之曰“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五千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早于夏朝在先。
红山文化也按考古学的习惯以它的初发地而命名。因其发掘时间较短，分布范围广泛，又处于试掘阶段，故知晓者甚少，鉴定成果有限。此红山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郊，历史上曾隶属于热河省、辽宁省管辖。按地质学解释：赤峰系燕山运动迫使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花岗岩中钾含量过半，故山峰似火，灿烂如霞。清乾隆朝记载此地：“山水环绕。南有宝山之巍峨，北有河水之润泽。其东北诸峰赤色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兴教寺记胜碑》1794年）。所谓红山文化，因为各个文化相互传承、叠压、影响，所以，严格说是红山诸文化，既是中国北方独具特征的复合型新石器考古文化。这里有古文字谓之“宕”的旧石器时代原始石屋—鸽子洞，也有大量红山先民的原始艺术杰作—岩画群。其文化核心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山嘴和牛河梁及近在咫尺的内蒙古敖汉旗，以此向外围辐射，四面八方均有重大遗址发现，如阜新查海和胡头沟、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巴林右旗的那斯台等，纵横交错多达数千。简单地说，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囊括原热河省全境并向东北部辐射，以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及上游最为密集。多年的发掘成果证明，中国史前存着在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黄帝及其夏氏朝代）和北方古文化（昊帝伏羲及其华夷集团），而北方古文化又是由红山诸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的。红山诸文化的端倪（千斤营子类型）距今约近万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集渔猎、畜牧、采集和农耕为一体的原始文化；其末尾（小河沿类型）距今4500年左右，可表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中间的阶段（红山后类型和东山嘴类型）距今约6500—5000年左右，则正是红山文化发展高峰期。大量雕磨精美的玉器出土，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神器、玉立人造像、玉凤和玉龟等，绝非等闲之物。尤其是玉龙贯穿始终，如玦形猪首龙体态憨厚首尾衔接；似环的玉龙蛇身曲折环绕如钩；凌源县的玉璜双猪首似龙；喀左县的玉璜双龙首似猪；猪胎与龙雏的演变清晰可见。这些意味着原始宗教超越了自然崇拜阶段，但尚存有图腾崇拜的遗痕。倘若从龙纹灵物图案的陶尊算起，红山的华夷龙比起中原的夏代龙还早出两千多年。西辽河流域是龙的故乡，也为“龙的传人”之说找到根源。还有，大量各种材质、造型各异的凤（燕）鸟，或许是东夷族挚帝及古燕国图腾的肇始，与殷商玄鸟图腾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石棚山群墓大南沟52号墓出土的直筒罐上刻勒的七个绘画符号，已经具有语言意义和文字的萌芽状态。其中的燕形符号，与甲骨籀文中象形字的“燕”毫无差别。其纪录大概释义：天穹爆炸打雷，光芒普照大地，燕子背负陨石来此，它是天神送给这里并命燕子带来的神石。据史书记载说，东夷族首领挚帝少昊金天氏，就是以鸟为图腾，每一部落首领的官名都是鸟名。光明的使者燕子受天神派遣来到东夷族的领地少昊联邦部落，不知古燕国及殷商的先辈图腾是否也由此而来，但目前所见的红山玉鴞、玉凤和各种鸟的形象很多，其中赵宝沟的凤鸟尤具特色。喀左新出土的辽代石棺正中顶部，精雕一鴞，其形制塑造与红山玉鴞毫无二致。是否可以臆测：史料载记并结合陶罐燕符、凤鸟造型及契丹图腾，已经构成了承传有序的链条。尤其是陶符卍字形图案，其释义早已经被学术界达成共识，系光辉及明亮之涵义，其“燕”字的象形也标识明确，无庸质疑。联想这类图符和玉神器的出现，再结合出土的太阳神白玉傩面，是否佐证了人文初祖昊帝伏羲氏与女娲相婚的这个太阳部落，与该地域的图腾、族徽和国名有关，其薪传的后人也由此自称太阳契丹。
自古中国谓之华夏，何为华夏？史称夏乃中原，就是中国之意。而华氏未见著录，殷墟书契将北方民族谓之戎与夷，周鼎彝铭曰蛮与狄。窃以为，华乃北方诸民族集团之统称，或谓之“华夷集团”。黄帝生于兖州，因有土德之色瑞而名；而神农色赤，亦火德王而称之为炎帝也。其人祖部族，都先于中原黄帝。所谓华氏部族，实际上就是史载传说中的华胥古国，这是因为部落（母系氏族社会）女首领是昊帝伏羲之母，她的名字就叫华胥，因此就将该国名也以华胥称之（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然而，华胥古国位居何方？史料无考，只载黄帝“梦游于华胥氏之国……不知斯（离开）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列子黄帝》）。对此，我游弋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觅载记北方史实那凤毛麟角，偶尔可见也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据此梳理大抵脉路：人祖伏羲，古人说他（她）是神话中驾驶日车的神，换言之是中国的阿波罗。屈原《离骚》及《山海经》中则把她视为太阳（昊帝）的母亲。羲又称之为昊（太昊、少昊）、昊英，为光辉明亮之意。昊又是古代传说的原始社会氏族中领袖人物。昊、挚都是北方的部落名称，与华胥国一样，都是以领袖人物的名字而称的国名。五帝之说伏羲（挚）居首，次为炎帝神农、黄帝。此为古人梳理传说之脉络，符合情感系统逻辑顺序。然而，除了稍后的堯、舜二帝前后继续相承外，其他时代都未必衔接。诚然，其间未必都是中原部落联盟首领，至少太阳部落的昊帝伏羲氏、农耕部落的炎帝神农氏、九黎部落的蚩尤氏、东夷族部落的挚帝少昊金天氏，都是北方原始氏族各聚落中的领袖，或华夷集团中各联邦制方国的首领。
据史载，当时北方各族部落近千。中原黄帝与华夷集团的第一仗就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讨”的不征之过降罪于炎帝神农。阪泉之野炎帝战败，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北京西郊）。蚩尤氏族是“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奈曼旗至阜新盛产麦饭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的凶悍部落。以至于黄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仰天而叹。禽杀蚩尤部落后，戎菽（胡豆、大豆）也由此带到中原耕种，“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这种蚩尤的画像图案，或许就是商周时流行饕餮纹饰的雏形，统治者常借助于这种狰狞恐怖的图符寓意，表示其神圣而威严，炫耀的同时已经初具厌胜涵义，抑或是当年厌魅的钟魁吧！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正确连续的纪年始后其考据更为确凿。当时有几支强大的北方氏族部落，也有从中原迁徙北方的及北方定居中原。其中强大的部族有：山戎、荤粥、獫狁，其祖先是夏族的后裔，秦汉时改称匈奴，元代统一蒙古其帝国名扬天下；乌丸，东胡族（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分支部落，后为鲜卑，北朝魏国曾经统一北方称帝。史书上说他们是秦筑长城时逃往塞北的徒役之士；乌桓，东汉时“三郡乌桓”称霸辽西，公元207年曹操率军过白狼水（今大凌河）讨伐，于白狼山（今喀左）斩蹋顿及名王以下，余族北迁。其族人“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这种髡发也是辽代契丹人的典型发式，在墓葬壁画中极为常见。上述列举的几支部族都是华夷集团的主力军，其祖先均发祥于此地。东胡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潢水）；乌桓名都白狼城（喀左县），辽代契丹人的中京城（宁城）和上京城（巴林左旗）也在此地……，他们的祖先都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世居北方蛮夷之地，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为用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有史以来北方华夷就与中原对峙，烽火不断。史前记载虽然断断续续但也清晰可辨；共和元年之后也数不胜数。历史上著名的老马识途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孤竹国被歼灭的史实。公元前663年齐国大军来到燕国，入侵燕国的山戎早已退回塞北。燕庄公和齐桓公在无终国（今河北省玉田）的带领下，打败了山戎的大王密卢和孤竹国大将黄花，并准备次日攻打孤竹国（今喀左）。黄花诈降愿带路去追赶逃往沙漠的孤竹国的大王答里呵，就把齐国大军带进迷谷，在“旱海”里因迷路而冻饿吓死了几十齐兵。后来，管仲给齐桓公出主意，求助于老马识途，这才走出旱海迷谷（翁牛特旗至通辽的科尔沁沙漠）。回师路上，齐燕联军火烧孤竹国城，又把这片五百多里的土地划归到燕国版图上。如今喀左古城内外，出土八批70余件青铜重器，其中不乏燕侯盂和孤竹国君微亚的百斤大鼎。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生活物质以猎取为手段。因此，纷争割据、分庭抗礼，不可避免。其马戈烽烟从华夷部落的先帝（昊帝伏羲、炎帝神农）与中原黄帝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元时当地喀喇沁蒙古帮助满清（肃慎族人后裔）王朝入关，并把塞罕坝（今河北省围场至赤峰喀喇沁旗）这块坝上蒙古高原、坝下原始森林的咽喉要道献给康熙皇帝，作为“木兰围场”供清廷秋狝为止。其必知：塞北高原漠南骑兵由此过关进京，只需快马三日，而路径只有喀喇沁南下围场至古北口、喜峰口到避暑山庄这条坦途，其余燕山屏障，大海阻隔，难以逾越。战国时代燕国亦筑长城，从中原的上谷郡妫州（河北省），至襄平（今辽阳市）。并设置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今朝阳市）、辽西（红山文化文物集中出土区域）、辽东郡（包括沈阳新乐文化），以此抗拒燕北东胡、山戎。然而，塞北的茫茫草原可栖身养生，北方部族各分散居于谿谷，他们自有君长召之即来，正是凭借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习俗，与中原打了几千年的持久战和游击战，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聚落遗址，神庙祭坛，长城残垣，历史名胜古迹。
大量的考古事实证明：在当时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地域，土肥水沛，林草葱郁，原始农耕非常发达。石耜、玉斧、石镞等成套完备的石制工具，早在八千年前已经普遍使用。如今仍旧可见遍地遗留物俯拾皆是，足以说明神农时代的耜耕技术先进，远比仰韶文化进步得多。目前所见文献，都以中原地区定位，有关北方的史实记载，微乎其微。大概是因为北方民族习惯的差异，把现实人生看得更为重要，而忽视其余。好在红山时期的先民，已经产生了宗教意识，企盼转世来生，或者说是认为在地下的冥世可延续权位，才会留下了宏伟的丧葬建筑，及其殉葬的玉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否则更难以考究。传说中原构木为巢，而北方则为穴居，地域之异而房不同。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这些与红山考古相符，先民遗留灰坑遍地皆是，甚至于发明火炕、火墙取暖，平面双室的越层套间式的建筑格局。兴隆洼的原始聚落建筑被誉为“华夏第一村”，成排的房址规划整齐，错落有致，而同类型的房址清理完的就有千余栋，成为世界建筑史的奇迹。山城的设计亦为突出，道路的铺设、城墙的垒砌，聚落房址门向东南的风俗，历经几千载演绎后，时至今日谓之“紫气东来”。然而，更为辉煌的建筑却是喀左东山嘴，其建筑左右对称，石砌的墙壁按石头颜色而部位不同，分别表现出立面的装饰变化与色彩差异。这里出土了“中国的维纳斯”，及黄土捏造涂红陶衣的小型女神塑像群，不知是否就是女娲娘娘传土捏造的杰作？牛河梁的女神庙（女娲庙）更是富丽堂皇的草庵板屋式殿堂，成组的泥塑动物浮雕，等比例的人物造像（蒙古利亚人种的女神傩面），造型逼真写实，彩绘的几何形纹壁画，泥塑仿木立体构件，都把这女豨庙（女娲名女豨；远古神话中开天辟地神——豨韦氏；豨韦：怀孕的大肚母猪——生育神）装扮得神圣而豪华。可见当时偶像崇拜的公共神——女神，在人们心中所占据的崇高地位。
玉器的出土主要来源于墓葬。举例说明中心墓葬的规模与施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山顶凿开竖穴，深入石层5米，骨架周围分散玉雕作品历历在目，随葬玉器件件精妙绝伦。要么冠枕玉凤，胸怀玉人，玉镯方璧散布其间；要么头枕马蹄筒，两耳大玉璧，胸襟勾云形玉佩，腰间玉猪龙，手腕处玉箍和玉镯，双手各握玉龟，且雌雄成对……。金字塔式祭坛与墓葬相邻，往往是山陵式积石冢群，大小不一，尊卑有别，小墓围绕大墓向外辐射多达20余座。祭坛的构造似“曼达”（藏传佛教中塔式供奉），大石圈套小石圈，层层叠叠渐变收拢，石圈间夯土多达10万立方米以上，最外围石圈直径百余米，每一圈的石头都尺寸相近而颜色统一，都是按照“天圆地方”的形制规划表现，南北轴线分布，左右对称布局。这些汇集各地名石并修整规矩的彩色石块垒筑的金字塔式祭（天）坛，或许是相传的女娲带领部落众人炼（碫）五色石而补之天（坛）。在这片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巨大建筑群落，与北京的太庙、天坛、十三陵的格局相似。如此的大的规模，复杂的施工，不可否认这必然是已经超越了部落联盟，在整个华夷集团中抽调能工巧匠，常年的联合且连续施工。其坛、庙、冢的建造选址也正是地处整个红山诸文化的中心位置，沿着名山努鲁尔虎山谷布置，依靠北部的老哈河（土河）水系和东部的大凌河（白狼水）水系设计建造。周围近处不设聚落生活建筑群（最近处在兴隆洼），其祈祷祭祀活动需各部长途跋涉专程来此，概也是整个华夷集团各联邦部落共同尊奉的神庙。由此推测，主持祭祀活动的首领，是通过手中掌握象征着神权的神灵信物——玉神器，沟通天地，替天施命，发号施令，依权行政。彼时，“礼制”雏形已经形成，崇拜信仰已经系统定局。原始氏族公社完成解体换代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一代新兴的华氏王朝，组建了联合部落联邦式奴隶制的地方国家——华夷。
简而言之，红山文化所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非三言两语所能表白。从跨越的时空和其统辖广阔的区域来看，初露端倪已令世人刮目，而蕴藏于九泉层面的文物乃至玉神之器，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必将是伟大贡献！海峡彼岸黄先生勇于深入重大难题，探研红山玉文化及雕琢艺术的先行精神尤为可敬，相比之下我等生长于斯，蹉跎忙碌，劳而无获，倍感汗颜。有感于黄先生身居海外，心系红山；华夏后裔，龙脉相传。故触景生情，拟正本清源；探赜索引，染指于红山。现借宝籍扉页补壁，遵嘱撰写弁言如上，意在引玉而抛砖。特此撰稿，是为序 叶伟夫（2010.4.3.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