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釉的前生后世
——钧釉源流考略
任志录 |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
2017年2月25日上午，深圳市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于上海交大举办了一场陶瓷的讲座。讲座围绕近年来大家所关注的“钧釉”，以考古论据的形式，较为全面的为朋友们解析了“钧釉的前生后世”。全文融汇贯通，论据研究，实为不可多得的大作。
讲座现场
唐人南卓《羯鼓录》中开元初年的宰相宋璟与唐玄宗论乐器的对话：
“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
腰鼓是一种北魏时期从西域传来的打击乐器，唐代进入宫廷。怎么打呢？骑在马上，坐在地上，站立起来，都可以，这表明是一种普遍的乐器。
唐人追逐胡乐犹如今天的青年喜欢摇滚乐一样。唐诗人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唐代称洋人为胡人，洋乐为胡乐。一直到北宋时期，苏轼在《苏轼集·卷七》还有“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的诗句。
开元十二年（724年）唐金乡县主墓
西安西郊热电厂出土
甘肃东千佛洞石窟西夏壁画第七窟
唐代宰相宋璟指出的鲁山花釉位于河南许昌地区，现在考古调查，鲁山县段店镇有一个很大的窑厂生产花瓷。
北京故宫藏花瓷腰鼓
长58.9厘米
花瓷，就是所谓乳浊釉，也就是后来钧釉，也就是钧釉的前身。这种花瓷在当时属于名品。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钧釉的前生后世”。
一 钧釉的概念
1. 定义
钧釉是一种具有乳光效果的陶瓷釉质，有蓝、绿、红、白、黑等，表面泛出乳色光泽，也称乳浊釉，唐代称为花瓷。因为这种釉质多见于河南钧州（现在禹州市），所以以后称为钧釉。
2. 钧釉的釉质特征
（1）高硅低铝，硅促使分相，铝阻止分相。比例在11左右。
（2）石灰釉系统，氧化钙和氧化镁总量在10-12左右，氧化镁有利分相。
（3） 磷的含量较高，氧化磷在0.5-0.8左右。促使乳光效果。
（4） 有一定氧化锡，促使乳浊效果。
两种说法：
A. 磷的产生来自于动物骨头，特别是牛骨。
B. 宜鈞从1950年代加石灰窑窑汗，大致在4.7%左右。
3. 钧釉的滥觞
乳浊釉是含钙镁磷高而含铝量低，在高温状态分离变化下而产生的一种釉质，往往以“窑汗”的形式垂流至器物上。基本呈乳白、蓝白和淡蓝色。
其实在商代的一些原始瓷中已经产生这种现象，之后在成熟青瓷的越窑系釉质的积釉处也可时常见到。
重庆南岸上新街出土东汉青釉六系罐
广州张道伟藏青瓷鸡首壶
在盘口内、柄下、鸡首流周围及全器多处有明显乳浊釉分布，只是在此期间未加总结和利用。
韩暨墓出土六系青瓷罐
到隋朝，乳浊釉现象明显反映在青瓷之上，可举例的有辽宁省朝阳县凌北公社隋大业八年（612年）韩暨墓出土六系青瓷罐。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隋代青瓷乳浊斑罐
山东临沂朱雀山隋墓青瓷罐
小结
从上述资料看，从东汉开始，乳浊釉已经开始出现，在东晋、南朝、隋代持续使用，这一时期均为自然形状的挂釉，均为偶发现象，不是常态，不是规律化，所以称为滥觞。
但这些实践为唐代普遍使用积累了经验。
二 关于唐代花瓷
也就是乳浊釉，钧釉
1. 关于花瓷的概念
“花瓷”这一概念，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是唐人南卓《羯鼓录》中开元初年的宰相宋璟与唐玄宗论乐器的对话。
这里明确指的是鲁山所产的花瓷腰鼓，而鲁山花瓷腰鼓在20世纪80年代的瓷窑调查中已经证实产得其地，说明宋璟言之有据。文献与实物完全对应。
考古实物表明以下情形：
腰鼓只是唐代花瓷品类的一种，此外尚有罐、壶、水注、瓶、碗、盘和枕等；
唐代的花瓷是在黑釉、褐釉、黄釉等作地釉的釉面上施以乳白、蓝白或淡蓝色的具有乳光感的面釉而形成班驳多姿或流动变化的效果，从而成为唐代特有且被推崇的名瓷品种。
这也是这一品种在唐代所具有的特殊定义。这也就是早期钧釉，包括盛唐到北宋初期，为了称谓上的一致性我们将其均称为唐钧。
2. 唐代钧釉的持续性
目前没有初唐时期的花釉资料。
▼ 盛唐时期
关于花釉瓷最重要的文献是唐人南卓《羯鼓录》中记载：“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始承恩”，是指宋璟任开府仪同三司即宰相，时在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此时的鲁山花瓷既已成为盛唐名品。
盛唐时期考古资料
花口三足花瓷灯：我们目前发现的花瓷纪年资料是河南平顶山苗候天宝十三载（754年）。
刘府君墓出土的“黑釉蓝斑八瓣荷叶口三足洗”，高11.5厘米，口径25.5厘米，原文描述：“器内底部的不规则蓝斑如同陨落的彗星。仔细观察，器内壁黑釉上均有雨丝状蓝线。”因为图片不清楚，根据描述，应该是浇釉。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花瓷罐
河南省博物馆藏花釉罐
这两个罐，肩腹部饱满，呈圆弧状，颈口稍高，该罐通体浇淋月白色乳浊釉。同形状的还有同形状的有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纪年景龙三年（709）年唐墓罐，形制完全相同，应为同期，也就是盛唐。
▼ 中唐时期
花瓷双系罐
花瓷双系罐，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韦冼夫人郑氏墓出土。此罐先施黑釉后，再使器物在转动中蓝色的浇淋乳浊釉，所以蓝色花斑呈斜向流淌状，有动感。
花釉无系罐
花釉无系罐，河南偃师杏园贞元八年，即（792年）郑夫人墓出土。该罐是黑釉上通体浇洒天蓝色的乳浊釉，乳浊釉层稀薄，此种乳浊釉施釉方式仅见于中唐晚期到晚唐。
▼ 晚唐时期
郭超岸墓双耳罐
1988年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元和五年（810年）郭超岸墓双耳罐。底釉为褐色，器物在运动中浇淋月白色乳浊釉，所以呈现出斜向流动的线条。
西安郊区唐大中十二年（858年）
路復源墓出土花瓷罐
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唐代大中四年（850年）墓出土执壶，黑釉底上涂画大片月白色乳浊釉。
根津美术馆藏
国家博物馆藏
香港九如堂藏
这几件执壶均为粟特式，就是西域一带的风格，表明这种执壶与腰鼓一样，均为外来元素。这里同时说明的问题是唐人很喜欢将新兴的花釉与西域风格的器物结合，代表了一种新的时尚 。
▼ 五代时期
盘口长颈穿带瓶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高33.3厘米，盘口、长颈、丰肩，腹下部斜收，上下两横贴的穿带系间有有一条竖槽带相连，器身完全蘸月白色釉，又在肩部等处浇淋黑釉，形成花色效果。 以前一直将其时代判别为唐到五代，但由于此瓶涉及花瓷的延续问题，所以应该具体地探究。
内蒙古赤峰941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穿带壶
W&A藏花瓷瓶
内蒙古清水河山跳峁墓
最早纪年资料是941年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穿带壶，高36厘米，此瓶虽不盘口，但其形制与英国W&A馆所藏瓶相似，特别是穿带系的形式相同，上下两小系横贴，系间有一条竖槽带；该墓共出的一件绿釉穿带式瓶，颈部和口部残，带式长颈盘口瓶。与W&A馆所藏相同的还有内蒙古清水河山跳峁墓地的绿釉盘口长颈瓶，与W&A所藏花瓷瓶基本相同。
这样此类盘口长颈瓶的绝对年代就是五代。
▼ 北宋时期
英国W&A博物馆收藏的双耳折肩花瓷罐，直颈立耳，全器满施月白色乳浊釉，作者将其时代确定在唐到五代。
江西九江北宋雍熙三年（985年）墓出土白釉罐。
这两个罐的形制相同，所以该罐定在五代到北宋初期。
净水瓶
净水瓶为佛教比丘随身携带的十八件物品之一，净水瓶的使用传自印度，其中一种为修肩，细长颈，尖口，盘口进水嘴，颈中部又有圆盘相隔，故此式净水瓶可称为盘颈净水瓶。
此种瓶圆盘上长颈尖口，圆盘下为管状颈。目前所见资料有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花瓷净水瓶，即为此种盘颈净水瓶，高28.6厘米，通体浇洒月白色乳浊釉。因为这种瓶从盛唐开始即见有铜和瓷的资料出现，而该书作者又将此瓶定为唐到五代，那么到底是唐代或五代，或还要晚，对探究花瓷的流行时间意义很大，所以这里不烦累赘，加以考证。
河北的静志寺和净众寺977年塔基所出土净瓶
河北静志寺和净众寺塔基有977年纪年铭文，出土净瓶有20件之多，这种盘颈长颈瓶的共同特征是：
1.丰肩斜收腹；
2.颈部的圆盘明显比晚唐大。
不同之处是：
1、有圈足或无圈足；
2、流在肩上部或在肩身。这表明W&A馆所藏花瓷净瓶为同时，即是北宋初期。
小结
唐钧所具有的演变特征：
1. 淋洒
盛唐
中唐
晚唐
2. 涂绘
盛唐
晚唐
3. 浇淋
中唐
晚唐
4. 全釉
盛唐
中唐
晚唐
一、唐钧有淋、涂、点、绘和整体施釉；
二、淋洒在盛唐到晚唐，之后不见；
三、凃绘在盛唐到晚唐，而且由点涂到图案绘制；
四、浇淋（包括所谓鹅头斑）主要从中唐到晚唐；
五、整体施釉出现于晚唐，经五代，到北宋初期，完全开启了钧釉的历史。
三 钧釉的几个问题
1. 钧釉的两种面貌
钧釉是一种概念，其实就是所谓的宋钧之一，而所谓宋钧是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钧窑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年代问题，即北宋有没有钧窑，如果没有，就无法称为宋钧；
二是所谓宋钧包括民间钧窑和官钧，但这两种钧瓷面貌不同，年代也不同。
A. 民窑钧釉概念。民窑钧釉是相对于官钧概念提出的，就是民间作坊烧造的钧釉瓷器，非官性质。面貌上为乳浊光泽的青釉、月白釉、蓝釉及其上所加的红斑，制作工艺上主要为拉坯，称为民间钧釉。
英国大维德
海淀区金墓出土
英国W&A藏
B. 官钧。也就是一般所讲的陈设瓷。面貌上为乳浊光泽的蓝釉、红釉、月白釉等，整体施一种釉色，而不是色斑，制作工艺上一般都为模制。器型规矩，工艺细致；另外在北京、台北的宫廷收藏中藏量较大，故称为官钧。
台北故宫藏官钧
2. 宋钧概念的形成
钧窑是宋元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场,然而宋元文献完全没有记载钧窑。那么我们一般知道的宋代五大名窑，官、汝、哥、定、钧是怎么形成的？这里有一个过程。
目前关于钧窑的记载以《大明会典》为最早。记载：
“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
这里只是提到钧州、磁州进贡酒缸和各种酒坛，并无其他描述，也没有称为钧窑。
吕震编《宣德鼎彝谱》卷一中所录宣德三年(1428年)圣谕为最明确。
宣德时期适有暹罗国王进献良铜，令礼部会同太常寺司礼监以这批铜料铸鼎彝，“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开冶鼓铸。” “参酌遵旨于博古图录考古诸书中遴选款式典雅者，计得八十有八种，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选得廿有九种”。
可是在以后诸卷详释所选鼎彝时，记有“仿宋官窑款式”、“仿宋汝窑款式”及仿定窑、哥窑款式，并有仿自东青磁和元枢府磁款式，独不见仿柴窑和钧窑款式者。
最重要的是此书为伪书，1942年伯希和于《通报》专门撰写文章，详细进行了指正。
对钧窑真正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有两条：
（明）宋诩：《宋氏家规部》卷之四，窑类条下记：
“钧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
该书的序作于明代弘治时期，所以该书不晚于弘治。
（明）陆深《俨山集》家书中记载：
“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钧州葵花水匳一付，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
陆深字子渊，号俨山，弘治时进士，此书约成书于正德、嘉靖年间。
这就是说到正德、嘉靖时期，钧窑花盆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钧窑缸一个，葵花口花盆一副，菱花口水底就是花盆座一件，共可以陪做两幅花盆，放置于书房之内。
上述两条资料均没有将钧窑列入宋代，也没有列入名窑，也并无溢美之词。
将钧窑与其他窑比较并列入名窑者，始于万历年间张应文所撰《清秘藏》。《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曰：
“论窑器必日柴、汝、官、哥、定。”在记述以上五窑后日：“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
此书对钧窑持赞赏态度，不仅将其列为柴、汝、官、哥、定后之第一窑，对其产品的描述也多为褒词。
张谦德所撰《瓶花谱》大体承乃父之论，不过将钧窑后推一位，列于龙泉之后。记曰：
“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另记：“古铜壶、龙泉、均州瓶有极大，高三二尺者，别无可用，冬日投以硫磺，所大枝梅花插供亦得。”
这两部书为父子所著，大致为万历前期到晚期，是最早将钧窑列入名窑的著述，但未讲属于宋代。
另一重要文献为万历时人高濂所著《遵生八笺》，其中《燕闲清赏笺》专记清赏器玩，在论窑器部分有四则：
一为：“论官、哥窑器”，首句即曰，“高子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
二为：“论定窑”。
三为：“论诸品窑器”，以下论龙泉窑、章窑、古磁窑、大食窑、吉州窑、建窑，然后方为均州窑及玻璃器。
其中记钧窑曰：“若均州窑，有殊砂红、葱翠青(俗谓莺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
另外，明万历时黄一正《事物全珠》记：“均窑器大，稍具诸色，光彩太露”。崇祯时文震享的《长物志》基本照录《清秘藏》、《瓶花谱》中的观点。
这里表明万历时期，开始将钧窑列入名窑，但在一般名窑之后，当然高濂第一次对钧窑器做了清晰的描述，指出釉色有好坏，器物有粗细。
晚明《蓉搓蠡说》:“窑器所传，柴、禹(汝)、官、哥、钧、定可勿论矣，在胜朝则有永、宣、成、弘、正、嘉、隆、万官窑” ,发展了《清秘藏》的观点,将钧窑直接列入名窑。
清初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和程哲《窑器说》照录了这一段话。明崇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古应泰的《博物要览》、唐秉钧《文房肆考》、梁同书《古窑器考》等均抄录了《燕闲清赏笺》；《留留青》、《古窑器考》等抄录了《事物珠》的语言。
万历时董其昌在《箔轩清闷录》中照录了《清秘藏》中关于均窑的描述，在《骨董十三说》中曰:“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者焉。”以下又列董窑、象窑、吉州窑等十余窑,而不提钧窑,除了顺序变化外,基本照抄《格古要论》。不同的是在去掉董窑后,大体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但是没有钧窑。
明后期,文人们的论著多互相抄袭,被四库编著者讥讽为“明人瞟窃之习”。
这里讲一下明代文人的爱好：“赶两次考，刻两部稿，讨两房小。”
到北京考试进士两次，考上考不上要去两次，刻两部稿子就是出两本书，讨两房二奶，这是晚明文人的时尚。大家都要出两本书，结果就是互相传抄，讹误百出。
清代前期的文人在各种著述中以抄录《燕闲清赏笺》者为多，但在排列钧窑地位时则以取《清秘藏》观点的为多。两类记载有逐渐趋同的倾向。清嘉庆朝以前有两本书有代表性：
一为清代佚名之《南窑笔记》，“官窑：柴、汝、官、哥、定、龙泉、宣、成、嘉、万为宋明十大窑，盖以诸器毕制，命官耑督者，其均窑，场官不在大窑之内。”钧窑不在宋明十大窑之列。同时，在具体描述钧窑时曰：“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
二是成书于清嘉庆年间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其卷六《镇仿古窑考》记：“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
以上二书均明确指出钧窑产于北宋，《陶录》更点明钧窑为宋初之窑。
到了清后期，钧窑地位持续上升，论者继续照抄前人论述。乾隆时朱琰的《陶说》论钧窑时直录了《留青日札》、《博物要览》中《燕闲清赏笺)、《清秘藏》和《通雅》中的记载，综合了各家钧窑之说法，晚清的论述者便杂揉各种观点而为自家之说。同时，对钧窑的赞美之词便愈加华丽。
提升钧窑地位的著作为清末民国初期的两本书：
一是晚清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此书记载场估中贩瓷之笔记和心得，极力推崇钧窑，其卷上日：“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日官，曰哥，曰龙泉，曰建。……柴则无可征考，官哥虽甚古茂，而不甚见重于当世。盖仿制较多，真者千不得一。上所胪列，釉质之润，颜料之美，即已各擅胜场矣。”
二是民国初期许之衡（1877-1935）的《饮流斋说瓷》一书最为详备。
首先，在《概说第一》中日：“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小窑以外应该就是名窑，说明此时钧窑已快挤入“五大名窑”之列。
这两本书书中记钧瓷及宜钧、广钧等有多处，其中不乏溢美之辞，陈浏也是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的唯一之人。
民国中期基本继承前人说法，已经对钧窑价值大有褒奖。
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1934年刊行)，在记钧窑特征时杂抄前人，但在其排列名窑时，将钧窑列为最后，“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均等名窑。”
又赵汝珍《古玩指南》(成书于1942年)亦曰：“于是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类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龙泉、均等名窑。”（再查历代明瓷图谱，1936年伦敦大展郭宝昌序）
二书均已将五代的柴窑排出宋窑之列，但均窑仍仅名列第六，而非能进人“五大”之列。
此时的另外一个背景。晚清时期，欧洲列强进入了中国，大肆收购中国文物，包括钧窑陶瓷。钧窑价值因为西方人的购买而迅速提高。钧窑在晚清民国时地位陡增的原因应是其在古玩市场上价值的提升。
陈浏曾说:“余初著书时，宋均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器声价陡增，然犹必沾沾于紫釉，犹未得天青之三昧也。”
黄溶《花随人圣庵庶忆》曰：“光绪初叶，乐亭刘氏极豪奢，饲猫犬饭盆，悉用钧窑，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以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均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谈者云更二十年，均窑恐将绝迹国中矣。”
刘子芬《竹园陶说》云:“唐宋人尚青，明清人尚红，近日西商则重紫，均窑紫器一枚价万金”。
钧窑名声一时鹤起。
由于于这些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古董商一直坚守钧窑宋代说，约在20世纪后半叶，再加上不严肃的所谓专家的考古，科学家、古陶瓷学者终于向古董商低下了尊贵的头颅，将钧窑列入了宋代六大名窑。
1982年，中国大陆陶瓷界集陶瓷专家、科学专家于一起，编著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钧窑名列其中。
小结
这里可注意者有四：
一是明宣德以前从未见过钧窑的文献记载，钧窑始见于记载在明万历年间，而此时的宋代汝窑、定窑、官窑、建窑、龙泉、耀州、饶州、吉州、哥窑等均有记载，若果钧窑在宋元时期具有重要地位，而不见于记载，就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万历之后始见于记载表明钧窑地位的上升。
二是明中期，钧窑不在名窑之列，明末清初钧窑列入众多民窑之列，晚清民国初期钧窑被列入六大名窑，1982年的中国陶瓷史钧窑列入宋代五大名窑。
三是钧窑地位确实是一步一步地位不断提高，到清光绪时期由于西方人的购买尤为珍贵，所以才有了“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这也是钧窑上升的高峰期。
3. 近代以来学界对钧窑年代的争论
由于上述记载的存在，所以首先确定钧窑的年代就成为学者首当其冲的问题。科学的讨论很快就提出了若干有建设性的意见，但由于以往的论述由于受上述文献的先入之见，陶瓷界往往对钧窑起源的讨论，民窑和官窑混淆，所以对钧窑得出的结论产生出一些火花，但终于受到干扰，难以完善。直至近年，问题才逐步得以缜密理解。
对早期民钧钧窑起源讨论的日本学者久志卓真在20世纪前半叶就提出了钧窑始于金代之说。
陈万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钧瓷继汝窑而起的观点。
关松房等先生也提出过钧窑始于金代的观点，“钧窑建于金代二十四年以后,这是肯定的。”
最近十余年，对民钧起源明确讨论的是秦大树，民钧产生于北宋末期到金代中期。
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考古材料是金代的,而更多的则晚到元代。
对官钧的生产时间，学者讨论较多。
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产生疑问，英国Harry M1和Garner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厚重的胎体和较厚并有较强玻璃质感的釉，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和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是世界上收藏陈设类钧瓷较多的两座美术馆， 20世纪前半叶他们无不遵照中国学者的观点，将这些器物定为宋代，但已不断地有学者对其提出时代可能稍晚的异议，到20世纪60、70年代,弗利尔美术馆就将所有的陈设类钧瓷的时代都从宋代改为元代，哈佛大学现在也将其定为元代。
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主要依据以往的观点和文献材料,并根据出土的一件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指出钧窑始烧于宋初,兴盛于北宋末期。
1982年编纂的《中国陶瓷史》在论及钧窑时明确指出:
钧窑在后世被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该书以六大瓷系的方式概括宋代陶瓷手工业的生产状况，以河南禹州为中心的钧窑被列为一个重要的窑系。表明此书将钧窑定为宋窑并赋予重要的地位。
也有学者坚持认为钧窑是宋代为主生产的,认为钧窑生产的鼓钉洗、花盆、出戟尊等陈设用瓷,是宋代的宫廷用品,并认为其是北宋末年徽宗朝修建艮岳、征发花石纲的产物。
一些人在并无实证根据的情况下,将陈设类钧瓷与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和“艮岳”的兴建相联系，一时成为笑柄。这种观点的系统表述就是：“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设置官窑,…..”，“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个所谓的考古发现却改变了相当一部人的看法，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在一段时间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又回到了北宋的老路、或者缄默了。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被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纪年材料竟告阙如,使人们对官钧窑始烧年代的探讨和争论日趋激烈。
近年来，关于官钧窑始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
李民举对钧窑陈设瓷进行了考证,重点排比了文献资料,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
台湾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的发掘资料进行整理排比,特别是对1974年发掘钧台窑址时清理的双火塘窑炉和发现的宣和元宝钱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即元末明初。台湾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而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
这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观点。
2004年禹州制药厂在距离神垕镇钧台窑址近200米的基建工地，又发现一批官钧瓷，最初被作为土方倒掉了，一些当地人收集了其中一部分。之后，文物管理部门发现状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残存遗迹遗物进行了清理。
之后，2005年上海博物馆陈克伦、陆明华等人从文献、科技测试等方面论述，并在同年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年会禹州会议上发言，发表了陈设瓷为元末明初之说。
2005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收集到一批流散于市场的整批官钧标本，经过整理研究，于2006年在深圳展出标本，并召开了深圳官钧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官钧年代为明初。
2006年之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对官钧的年代改为明代初年，少数为元末明初，这些机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卫德基金会、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博物馆、日本东洋陶瓷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
2008年苏富比春季仰钟式花盆，把年代改为明初，但仍然以3000多万元拍卖创钧窑拍卖最高价。
至此，这一悬案虽然余波未平，但在主流学术界（非古玩界）落下尘埃。
大英博物馆改后六方洗钧窑及其标签
2008年苏富比春季仰钟式花盆，原来标的是宋钧，后受学术之争的影响，把年代标明初。
成交价：
37,551,125港币
4. 民窑钧釉
A.民钧的产生时间。
上文已经讲过，民钧大致产生于金代中期或以前，大多数的考古资料证明钧窑主要在元代，这没有什么争议。这就是说钧釉在唐代到北宋初期以后，在金代才重新开始烧造，中间有100多年的空白期。
B.民窑钧釉的发展及其体系。
钧窑一旦开始生产，就传遍了大河南北，从见到的考古资料看，烧制钧釉的瓷窑有河南禹州的神垕镇、鲁山段店、郏县、宝丰清凉寺窑、新安窑、焦作窑、辉县窑、鹤壁集窑、淇县窑、林县窑、安阳窑、河北有磁州窑、定窑、山西有浑源窑、怀仁窑等。
另外烧制乳浊釉的区域尚有山东淄博、浙江金华铁店窑、四川广元窑、乐山窑、重庆涂山窑、广西兴安县严关窑、桂林、全州、永福、柳州等窑，湖南衡阳窑。佛山地区也有烧造，“1977年由于在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亦发现有与石湾同时代同系统的古窑址,并在窑址中采集了一批刻有北宋“嘉枯”和“政和”年号的瓷片,其中有的器表有大片的窑变釉,以蓝色为主,杂以自色斑纹,一般在施青黄釉或酱釉中出现,”[1]，但这些器物只是偶然现象，不是普遍的规律。
[1] ，陈智亮《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石湾陶展》。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1979年，193页。
上述考古调查和发掘，可以看出，最少到元代钧窑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些窑烧造钧釉在南宋和元代，这个体系遍布全中国，其中也精彩纷呈。这也表明金元时期钧窑烧制已经有了良好而广泛的基础。
四 明代官钧的认定
官钧认定的主要依据，已如上述，中外专家已经就官钧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为了清晰期间，这里将主要的论据陈述以下。
钧窑遗址出土宣和钱范
1. “宣和元宝”钱范问题
《文物》1975年6期发表了《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当时只提到“宣和元宝”钱范的简要状况。
李民举、罗慧琪分别从其形制、书体、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认为不是宋代的钱范。
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包括“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
摘录原文如下：“宣和元宝钱范 钱模长7cm 宽5.8cm 厚1.6cm ， 钱模做扁体正方形，体胎用用钧瓷泥做成，胎体红褐，上面还滴有一点钧瓷釉，又发现于禹县钧台窑钧瓷烧造区，显然是与钧瓷同窑烧制而成。钱模正面印有四个钱范，两翻两正，两正即外圆内方，其间上下左右分别印有‘宣和元宝’四字，系宋徽宗‘宣和’年号，另两钱模仅为外圆内方五字，而钱模背面印有‘崇宁年制’，也系宋徽宗年号。宣和元宝钱模的发现，揭示了钧台窑的官窑性质，而钧台窑为宫廷烧造御用瓷的时间，也当在北宋晚期宋徽宗时期，同时说明钧瓷的鼎盛时期，即黄金时代，也应在宋徽宗时期（公元1101-1125年）。”这是禹县钧台窑同一个发掘者和报告撰写者的文字描述，作者已经开始识别钱范上所有文字，意识到该宣和元宝为“崇宁年制”。
但是作者指出的年代常识出了问题：
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但是已经是13年之后的公元1119年。
也就是说该宣和元宝钱范在最少13年之前的崇宁时期已经预先制作，而其间还有大观（1107-1110年）、政和（1111-1118年）、重和（1118-1119年），历史年号的制定不是预先排好，而是根据时事变化更改的。
这就是说崇宁时期不可能知道后期的年号，也不可能制作后期的钱范，就像1998年不可能制造出2016年苹果7的手机一样。
这是根据作者自己披露的资料分析，而到2008年同一个作者撰写的《禹州钧台窑》报告中，该钱范只在图版中有图，标明为“钧台窑钧瓷窑区出土宣和元宝泥质钱范”，多了一张钱范背面的文字放大图，从图看，文字并不是“崇宁年制”，而是“崇宁七年”，而事实上崇宁只有5年，并无7年。
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后期所委托制造的钱范，不能说明它是宋代徽宗时期的遗物，而这类恶作剧正是明代人所常见的现象。
2. 器形对照
日用器型。从本批出土的所有釉色器物的型制来看，可分为，日常用器和花器两类。
第一类日常器用，又可细分为两类。
一：碗、盘、高足碗、爵杯、壶、罐、瓶、饼模，这类器物从其用途看，应为日常生活用器。
二：砚、象棋，属文化娱乐类。对于这些器物的研究已经见于玛格丽特、罗慧琪等人的文章，而且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都认为是明代初期，此处不做论证。要注意的是在1974年和2004年的禹州钧台窑出土遗物中，这些日常器物是与所谓的陈设器出土与同一地层。
按照考古学地层的实践和理论，相同单元的相同地层共生的遗物为同一个时代。这就是说禹州钧台窑出土的日常用器与所谓的陈设用器均为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就是明代初期。
深圳考古所收藏的方流鸡心扁壶标本中，其中有一件可以复原，不可复原者尚有多件个体的残件，说明这种扁壶的生产有一定规模。
深圳考古所收藏的方流鸡心扁壶标本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永乐白釉方流鸡心扁壶
湖北明代洪熙元年（1425年）梁庄王墓出土
金、银方流鸡心形扁壶
明代画十八学士图局部
根据一般的考古学规律，钧窑方流鸡心扁壶，应该与上述所排比的壶时代一致，而且在明代早期。
3. 花器
A.实物类：出戟尊、渣斗式花盆、仰钟式花盆、长方花盆、长六方花盆、海棠式花盆、菱花式花盆、葵花式花盆、菊瓣式花盆、花插、长方盆托、长六方盆托、六方式盆托、海棠式盆托、菱花式盆托、葵花式盆托、菊瓣式盆托，这类器物以往国内学界均列入陈设器或文房用品范畴。所谓的陈设瓷、笔洗，其实又都是花器。这种花器流行于明代初期。
花觚
北京故宫藏北宋汝窑花觚
北京博物馆藏元代花觚
花觚的比较表明方棱为明代初期到中期
北京故宫藏宣德花觚
成化哈佛藏成化青花花觚
台北故宫藏钧窑花觚
属于明代初期的花器尚有美国哈佛大学藏的成套花盆
形制特征：每一个花盆底上有五个孔，布局四孔加中心一孔。而底座则无孔。
花盆
盆托
B. 图像资料
关于盆栽花大致在中国起源于汉代，历经南北朝，随着园林的发展，盆栽花卉逐步称为文人贵族的爱好，但是每一个时代的花器都有自己的形制，如唐代有带盆底的敞口花盆，北宋有汝窑水仙盆，南宋、金代、元代也有花觚、方盆和敞口圆盆，体现在形制上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未见与钧窑相同的花盆。这是第一。第二，金元以前花盆也是在室内，明代出现了室外花盆，这批官钧就是室外花盆。明代以后额花盆资料则大量出现。这表现在较多的绘画和文献中。
明弘治十三年1505年吴宽序《五同会图》上海博物馆藏
谢环杏园雅集图 正统二年1437年
镇江博物馆藏
御花园赏玩图 成化二十一年
吕纪 吕文英 竹园寿集图
故宫博物院藏弘治乙未1499 年
谢环杏园雅集图 正统二年1437年
镇江博物馆藏
明仇英蕉阴清夏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些图像资料表明上述器物并非陈设器，而是花器。
C. 文献
（明）陆深《俨山集》“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钧州葵花水匳一付，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这里明确指为花盆。
张德潜“均州瓶有极大，高三二尺者，别无可用，冬日投以硫磺，所大枝梅花插供亦得。” 这里的大瓶应该是花觚，可以插大枝梅花。与上图相同。“穷家除夕无他事，插枝梅花便过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明代文人雅兴逸致。
高濂所著《遵生八笺》，其中《燕闲清赏笺》，钧窑“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坳水微似，但不耐用，俱无足取。”这里明确指用来种菖蒲。上图中的钧窑花盆多中菖蒲。
为什么文人喜欢石菖蒲呢？
菖蒲，辟秽，开窍，宣气，逐痰，治神经衰弱，消化不良，风寒湿痹。明代王象晋写的《群芳谱》中记载：“乃若石菖蒲之为物不假日色，不资寸上，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左右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潇洒。”不但写出了石菖蒲顽强生命力的特性，也道出了石菖蒲自古就为人们喜爱，并常作案头清玩、摆设的情况。
古籍《神仙传》中记载：有一次汉武帝（刘彻）上嵩山，至山顶，忽然看见眼前一人，身高二丈，耳长垂肩，仙风鹤须，气度不凡。汉武帝急忙屈万驾之尊，上前施礼并问道：“仙者是何方人士，怎么会来到这里？”只听此老者回答说：“我是九嶷山中人也。听说中岳山（五岳之中，嵩山为中岳）山顶的石头上，生有一种草叫石菖蒲。此草一寸九节，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所以特地到这儿来采集它。”说完之后，突然不见了。汉武帝刚听完老者的话就突然不见了人，心中顿时大悟，他对左右侍臣说：“这个老者并不是自己想采食菖蒲，而是特意来告诉朕的。”《神仙传》中的故事表明古人菖蒲的意趣在于追求长生不老的妙方。
4. 釉色认定
釉色品种有钧釉、孔雀蓝、茄皮紫、仿官釉、酱釉、白瓷、黑釉、青瓷八类。这八类釉色，集中出现于同一时期，同一窑址，说明如下问题：
1.该窑产品是在本窑场既有技术上的推陈出新，即是对钧釉本身的发展，使得天蓝、月白、天青、紫红、青褐、青黄等釉色有所创新，一扫过去釉色的单一或人为加斑的局促情形，单独出现则均匀纯净，交融并存则天然混一，更加灿烂多变。
2.该窑产品是对传统官窑产品的模仿，如仿官釉、黑釉（仿黑定）、酱釉（仿紫定）及青瓷，钧釉产品中还有一种天青色釉当属类汝釉，这说明该窑场釉色装饰集前期名窑之大成。
3.该窑推出的孔雀蓝及茄皮紫釉，使这两种釉色规模化和成熟化，又是该窑的一大贡献。
茄皮紫釉
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认定的问题，就是茄皮紫釉色。这种釉色是一种钾釉，以锰做呈色剂，最多出现在法华釉中，但在明代以前从未见过，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山西大同洪武年的九龙壁。
大同九龙壁，建于明代洪武（1368-1398年）末年，一说建于洪武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1392-1396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王府前的琉璃照壁。该图片为其中九龙之一，龙身为茄皮紫色釉。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茄皮紫釉。
小结
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从文献、类型、图像、釉色等看出，官钧只能产生于明代初期，而到万历才钧窑才进入名窑的范畴，一时成为名品，而且其中主要以花盆影响最大。
明代以前没有任何公私文献提到过钧窑。但是明代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文献，这表明钧窑在明代受到了欢迎，特别是由于明初官均的影响，使得钧窑真正受到了文人的青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这个社会时潮影响下出现了新的一轮仿钧高潮，广钧、宜鈞、炉钧是其典型代表。
五 广钧和宜鈞
宜钧和广钧产生于晚明时期，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进入宫廷。
1. 宜鈞
关于“宜均”的烧造史,最早见于明代中期。嘉万年间,国子监生王樨登（1535-1613），曾两次游宜兴，到蜀山湖没等地,也如实记载了宜均和日用陶的产销盛况。他指出：“近复出一种似均州者,获值稍高。”我们从“近复出”三字，可以推断，宜均的生产史,还应当提前。当然上述两位作者都把宜均视作仿钧。这就是说宜鈞大致在嘉靖年间。明万历年间王樨登在《荆溪疏》中写道：“近复出一种似钧州者，获值稍高。”这一条资料也只能说明宜君最早的记录为万历时期。
谷应泰(公元1620—1690年)所著《博物要览》一书里的“均窑”条下所作的简要记述“近年新烧,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明代末年制作宜钧的作坊很多，其中欧窑最为有名，清雍正四年(1726年)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清宫藏有一件“瓯窑方花瓶”。乾隆时朱琰在《陶说》中写道：“明时江南常州府宜兴欧姓者烧瓷器。曰欧窑”，宜钧釉陶普通的盘、碗、瓶、罐等日常生活用具，除圆形以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荷叶形等，表现出秀雅的江南艺术风格。
北京故宫所藏宜鈞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宜钧，蔡毅根据故宫院藏陶瓷类文物帐的整理与统计，现藏明清时期宜兴窑生产的“宜兴挂釉”器藏品共计约90余件，其中属清宫旧藏的计30余件，建院后入藏的60多件。以下试对 “宜兴挂釉”器藏品的典型器作简单介绍。
北京故宫所藏是依据《故宫陈设档》，即宫廷档案所作的统计。
明宜兴窑祥符铭茶叶末釉葫芦瓶
高13.5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4.3厘米
明宜兴窑灰蓝釉小罐
高2.7厘米，口径2.6厘米
原藏避暑山庄明宜兴窑灰蓝釉桃式水注
通高11.9厘米
2. 广钧
广钧也称为广窑，多称石湾窑。对广钧的研究，早期张维持、曾广义等均有专论。近年黄晓蕙等也不断发表高见。
这里只是谈一下广窑乳浊釉出现的背景问题。
亦如上论，广窑仿钧的出现离不开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广窑尽管有着早期烧窑的悠久历史，但是一般还是认为明代中晚期开始烧造仿钧类器物。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说明石湾窑仿钧的年代，不过我以为明正德年间(15肠一巧22年)建成并一直使用至今的“南风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正是在明代中晚期，佛山窑在仿钧的高潮中开始生产钧釉产品。但是佛山的厉害之处就是一旦生产，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经久不衰。其原因是产品种类多样，选择适路。
广钧的特点是：
一是烧造大量日常生活用器；
二是烧造艺术造型的陶瓷；
三是烧造花盆；
四是烧造大量的建筑构件；
五是烧造历代名窑产品。
石湾窑的艺术陶瓷品种多样，釉色多样，形式多样，是石湾窑的最大特色，以此适应不同消费人群的审美，适应各种生活方式的需要。花盆和建筑构件又是佛山石湾窑走向市场的最强项，而艺术捏塑造型往往与建筑构件呼应，代琉璃而起，使得广东地区的建筑在明清时期竣异于其他地区。可以这样说明代中后期的石湾窑是仅此于景德镇窑的一大窑场。正是广钧窑与铸铁炉使得佛山成为明清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而石湾窑的花盆明显是继承了明代禹州官钧的传统而来，其花盆生产从明代到民国如缕不绝，市场涉及岭南岭北，乃至南洋。
石湾窑产品行销地域广阔，不仅如屈大均所言：“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 ，而且其“广钧”类釉陶产品中的精致之作，更得到了明清两代皇家的赏识，成为宫廷内的陈设与珍藏。
石湾窑的艺术陶瓷、建筑构件可谓已经家喻户晓，这里不谈。仅就宫廷所藏做一介绍。
依据清宫历朝《陈设档》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的原始记录，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明清至现代的石湾窑制品约370余件，其中多数藏品为故宫博物院建院后入藏，而原属清宫旧藏的石湾窑“广钧”器藏品现计有82件（另有4件旧藏器上世纪七十年代拨入广东省博物馆和佛山博物馆等）。
寿康宫藏明石湾窑窑变釉梅瓶
高25.6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8.8厘米
寿康宫藏明石湾窑窑变釉梅瓶
高25.6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8.8厘米
颐和园藏明石湾窑窑变釉象式花插
通高13.6厘米
颐和园藏明石湾窑窑变釉三足炉
高21厘米，口径24厘米
广窑 黑釉月白方壶故瓷
17820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明石湾窑灰青釉莲瓣式瓶
高33.5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13.8厘米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明石湾窑绿釉铺首瓶
高20.2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7.2厘米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明石湾窑窑变釉撇口瓶
高24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8.4厘米
养心殿清石湾窑蓝釉撇口瓶
高32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9厘米
养心殿为紫禁城内廷西六宫南部的一独立宫殿院落，明嘉靖时兴建，初为皇帝的便殿。清代自雍正朝开始直到清末，此殿一直为历朝皇帝的正寝之宫和处理日常政务及接见大臣之所，堪称清王朝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殿内原藏明石湾窑凸印缠枝莲纹梅瓶和清石湾窑蓝釉撇口瓶各一件 。
寿康宫藏清石湾窑窑变釉牛式花插
高11.5厘米，长 21厘米，宽 10厘米
古董房藏清石湾窑月白釉牛式花插
高7.5厘米，长17.6厘米，足径6.5厘米
敬事房藏明石湾窑窑变釉菊瓣洗
高5.2厘米，口径20.6厘米，足径11.4厘米
古董房藏明石湾窑仿哥釉梅瓶
高26.2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12.3厘米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石湾窑罗汉坐像。位于内廷御花园中路钦安殿前的西南侧，明代即在亭内供佛，亭内一佛龛中原供一组共36尊清石湾窑罗汉坐像 。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石湾窑罗汉坐像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石湾窑罗汉坐像 举例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石湾窑罗汉坐像 举例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石湾窑罗汉坐像 部分
西华门内宝蕴楼藏清石湾窑黄釉弥勒坐像
高10.3厘米，宽13厘米
通过这些宫廷藏品可以看出，进入宫廷的一是日用品，二是艺术陶瓷。这些都反映了反映了石湾窑陶瓷的艺术之精湛，供大家做一欣赏。
总结
花釉与均釉的相同之处是均为乳浊釉，不同之处是在唐代乳浊釉主要是以片状形式在其它釉色上作为装饰釉色出现，而整体乳浊釉的器物不占主流。但唐代乳浊釉的四种装饰技法之一的整体施釉，实际上已经不是花瓷，而是完全的乳浊釉，即与后来的均釉相同，所以河南本地一部分人将其称之为“唐均”，而且这种乳浊釉的本身从质地和外观上来看，确实是钧釉的早期形式。
但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排比，唐代的乳浊釉最晚到北宋初期。后期的乳浊釉虽然有北宋晚期产生的说法，但依据不足，目前看到的最早可靠资料是金代中期。这样唐代的乳浊釉到后来的乳浊釉之间大概有150年左右的的空挡无法接续。还有就是花釉在唐代是名品，主要用于贵族人群，而后来的钧釉出现后，至迟到金代末年特别是在元代已经成为南北各地普遍生产的一种釉色，而且主要用于普通人群，所以宋代的大型墓葬和开封、杭州等地的京都遗址里没有钧釉的发现，在金元文人的著作、笔记、诗文里对这种钧釉产品视而不见，没有给予任何文字记载。
它们之间有理论上的传承关系，却无实际的接替谱种。类似的情形还有唐青花和元代青花的关系，它们之间有500年的空挡无法填补。
结论
如果说金元是钧釉的辉煌时期，那么唐代花瓷是钧釉的前生，明代初期的官钧和中后期的宜钧、广钧就是钧釉的后世。这就是今天所讲的主题：钧釉的前生后世。
点击标题阅读相关文章
征文与投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