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戈的源流（下）

续

　　殷墟玉戈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一方面，部分玉戈继承了商代前期玉戈的样式特点，造形严谨，边刃锐利，脊线劲健有力，制作细致，此类玉戈多出现于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另一方面，很多玉戈逐渐向小型化、对称性方向发展，尺寸在15～20厘米之间，装饰简略，小的甚至只有4～5厘米，仅具戈形，此类玉戈大量出土于殷墟中小型墓葬内，应属于专用的陪葬品，而丧失了早期玉戈所具有的权力、等级意义。此外，还有不少玉戈朝着饰品化的方向发展，戈上出现了云纹、兽面纹等装饰性纹饰，有的玉戈内部直接雕成歧冠鸟头状，还有的饰以锯齿状扉棱，制作十分精致，表现出较为浓烈的装饰、玩赏意味。殷墟玉戈多样性的造型发展趋势，揭示了这一时期玉戈已不再单纯是兵器与权力的象征物。

　　商代晚期，玉戈除大量出土于安阳殷墟外，在河南郑州、三门峡等地及甘肃、江西、四川也多有发现。1993年出土于郑州黄河大观的白玉戈(图11)，通长10.7厘米,内长1.8厘米，前锋尖锐，援上下两边斜削成刃，无阑，直内，内前端偏下有一穿孔，制作精细。1977年出土于甘肃庆阳的“作册吾”玉戈（图12），通长38.6厘米，援呈三角形，略下弯，前锋尖锐，直内，近阑处有一圆穿，内后部两面各饰兽面纹，末端有五组锯齿状小扉牙，援的一面后部中间阴线刻“乍册吾”三字。该戈造型优美，轮廓线刚健有力，锋芒锐利生威，磨制极为精细。

　　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玉戈４件，均被有意折断成数截，并错位叠放在棺底中部，玉戈形制都为直内直援，三角尖锋，薄刃，内端都有一单面管钻孔，雕琢得精致光润。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玉戈，时代大多为商代晚期。仅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就出土玉戈21件，这批玉戈系重叠堆放，排列比较整齐，部分玉戈前锋被火烧过，可能是当时的祭祀用品。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玉戈（图13），通长40厘米，宽10厘米，三角形援，锐锋，中脊及刃部线条明显、流畅，援末两侧琢出数条平行小齿，一面小齿间刻四重方框，另一面小齿间刻交叉平行线和菱形方框，长方形内，前端有一圆穿。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一件玉戈（图14），通长26.7厘米，宽７厘米，三角形尖锋，梯形援，刃口锋利，援身中部及两侧边刃各有脊线，援末两侧琢平行线，平行线之间刻有方框，短阑，阑上有小齿，长直内，前端正中有一圆穿，通体光洁亮润，制作精良。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一件玉戈（图15），通长55.4厘米，援窄长，两侧薄，中间厚，无中脊，上下刃中部均向外凸，棘刺略显，前锋收杀，长方形内，前部有两圆穿。就造型来看，三星堆玉戈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制，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制，都可以在中原殷墟出土玉戈中找到相类似者，这表明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当密切的文化交流。

　　西周是玉戈作为礼仪性兵器最后的辉煌时期。西周玉戈在商代晚期玉戈多样性发展的基础上，形式与用途进一步分化，呈现出不同特点。西周早期，一些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戈，较多地体现了礼仪用器的性质，形体较大，援刃锋锐，雕琢较为精细。部分玉戈的造型更加讲究对称性，其中规中矩形态，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圭的原型。这时，很多玉戈进一步体现出小型化的趋势。此外西周时期部分玉戈进一步强化了商代晚期以来玩赏性玉戈的特点。如陕西宝鸡茹家庄井姬墓中出土的一组串饰，由贝、小玉戈、小玉鸟和小玉鱼组成，小玉戈共有13件，形体极小，这些小玉戈与其他饰品相间排列，其组合搭配很有规律。还有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戈也有类似的情况。

　　玉戈在西周玉器中所占比例较大，各地西周墓葬中多有出土。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一件西周早期玉戈（图16）,通长46.2厘米，内长7.1厘米，宽８厘米，戈体淡绿色，上有土沁斑，长援，三角形前锋，上下双刃直而锋利，脊线明显，阑两侧和内后缘各饰四道齿槽，穿孔两边饰多组平行线。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戈。按纹饰和形状分为窄援、宽援、龙凤纹、钻芯等玉戈。如龙凤纹玉戈（图17），青玉，冰青色，玉质细腻，半透明。锋呈偏三角形，锐利，援有脊与边刃，援本部有一圆穿。内末端有锯齿形状装饰，内端上用阴线雕出龙凤纹饰，通体磨光。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的玉戈（图18）,长36.2厘米，黄褐色，长援起脊，内有一穿孔，两边有棱脊，通体抛光。内部两面纹饰相同，为一侧面人首神兽图案。神兽以尾支地做蹲踞状，臣字目，大耳，圆鼻下有一向内弯曲大獠牙，下领有一缕直垂至足长髯。一臂弯曲，以手捋髯。手除拇指为人手指外，其余手指和脚趾均为猛兽利爪形。纹饰以双线钩技法为主，并辅以极细阴线。神兽头发细密，每毫米并列5～6条阴线。此戈制作精良，神兽题材诡异，纹饰深镂细刻，雕琢技艺高超，是一件罕见的玉器精品。此外还有陕西周原出土的玉戈（图19）。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人性的复苏与神权的动摇成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玉器表现出摆脱西周严格的宗法礼制束缚的强烈倾向，玉戈等礼仪性用器的地位进一步衰落，且庄严肃穆之感日减，装饰艺术价值渐增。这时，玉戈虽然趋于消亡，数量锐减，但个别玉戈的制作仍然比较精美，显现出较强的审美特征。如1993年出土于桐柏县月河镇春秋墓地M1的一件玉戈（图20）,通长23.7厘米，援宽9.1厘米，体扁平，援阔而短，无阑，直内，援的两面除饰精美的双线卷云纹外，还在援中部以阴线刻一圭首形锋、直援有内的戈形纹，前所未见。而此时有胡玉戈的出现，一改此前玉戈的形制特点。从铜戈的发展来看，早在商代晚期已出现有胡铜戈，而直至春秋战国，才出现有胡玉戈，由此可见，胡部对于非实战性的玉戈来说并没有特殊意义，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审美装饰性的考虑。    至商朝和西周时期，战争和军事活动已经规范化、制度化。战争离不开兵器，离不开军令，离不开军威，这些玉戈虽在商周时期已经被先进的青铜戈代替，但它依然是神圣的象征性兵器，因此就成了在特殊场合中施行权力、显示军威的权杖器具。史载周武王伐商在牧野誓师时“左仗黄锁，右秉白旋”。西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盘铭文有“赐用锁，用征南蛮”。上古时期，钺和戚是同一类兵器，这里的黄钺也就是玉钺。显然，由于古代玉戈、玉戚自身的兵器功能可以充分体现王室贵族的尊严和权威，这些玉戈等兵器也就成了象征战争征伐权的仪仗兵器。正是因为玉戈等玉质兵器具有的象征军权意义，这类玉质兵器在商周的许多贵族墓葬中多有发现。玉戈作为非实用性的武器和专用礼器的出现，标志着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时代的肇始。古代在出征前要进行祈福祷告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祭拜天、地、祖先，向神灵求福消灾的祭祀。这些仪式往往都是以歌唱舞蹈的形式举行的。这些带有兵器性质的玉戈就成了征战前向天地祈祷胜利，保障参战将士人身安全，避免遭杀身之祸殃的道具和护身符。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武王、周公制大武乐，舞者头上要戴“冕”，手执“朱干玉戚”和玉戈等和歌而舞，就是对这类活动的记述。它在表面上是古代先民手持这些神秘的玉质兵器，以达到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祈求天地神灵的保佑，避免战争伤亡，实际上是体现天降大命于王室，强化国人与王室贵族阶层之间的归附关系，从而达到鼓舞士气，消除恐怖，赢得战争的目的。

图20

图21

        汉代时期，玉戈已极为罕见，目前仅在河南永城芒山镇嘻山１号汉墓及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少数大型汉墓中偶见出土。玉戈造型模仿铜戈，援、胡部多雕琢精美纹饰，极具装饰性。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青玉戈(图21)，短援、长胡，胡刃上有棘刺，援及胡部主体饰以浅浮雕勾连云纹；援、胡下透雕一只凶猛的螭虎，尾上卷，做奔走状；内两面分别浅浮雕猛虎、朱雀图案，纹饰精美，生动传神，堪称西汉玉雕艺术品中的佳作。

　　总之，戈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虽然秦汉以后戈兵逐渐衰微，玉戈也结束了它辉煌的历程和使命，不过，戈兵的文化影响已深深融人到民族血脉之中。细品汉字，凡与征战、兵器有关的字，多从“戈”字旁，比如“战”“伐”“戎”字等等。至今，在日常生活中，“枕戈待旦”“金戈铁马”“反戈一击”“化干戈为玉帛”这些鲜活的词不时提醒着人们，“戈”离去的背影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