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用地范围发掘了29座北魏墓（图1），其中10号墓出土有精美的仿木石椁和种类丰富的随葬器物。该墓位于墓群西部，墓向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总长17.54米。墓室平面呈方形，长3.54、宽3.8、顶高2.4米，是大同地区继宋绍祖墓①、智家堡石椁墓②、尉迟定州墓③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北魏石椁墓（图2）。从清理情况看，该墓未被盗扰，随葬品按照一定的葬俗有序排列，墓室内设仿木结构石椁，作三开间悬山顶，三角梁在前檐处向外出挑，椁室内置木棺，这些现象都是以前平城北魏墓葬中不曾出现的，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的随葬品排列、建筑结构、丧葬习俗等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从发掘情况看，该墓没有发现被盗扰的痕迹，只是由于常年渗水淤积或扰动，用来封堵墓门的石板，跌落至甬道和墓室之间，致使随葬器物发生轻微的移位和不同程度的残损，但随葬品整体布局和排列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基本上是按原来的位置摆放，40件随葬器物多为陶器制品，由于墓室内设置有仿木石椁，椁内置木棺，占据了墓室的大部分空间，随葬品集中摆放于椁前和石椁内，显得比较紧凑，根据其排列情况和随葬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组（图3、图4）。
第一组位于墓室入口处及南壁两侧，是由镇墓武士俑、镇墓兽一道组成守卫墓室保护墓主人安全的区域。两件镇墓武士俑为模制成型后组装而成，一左一右对称矗立于墓室南壁两侧，他们头戴兜鍪，相貌狰狞，身着彩绘铠甲，一臂弯曲前伸，一臂向后抬起，双手作执兵器状，脸朝向墓室入口处，守护墓室安全（图5、图6）。镇墓兽为泥质灰陶，施彩绘，一件为人首兽身，一件为兽首兽身，背上均有长方形孔应为插鬃毛之孔，长尾从后方绕起搭在兽脊背上，尾端分叉，两件镇墓兽并排站立于墓室前部中间，头朝向甬道口守护墓主人安宁（图7、图8）。该区域随葬品内容与沙岭壁画墓甬道及西壁壁画、迎宾大道16号壁画墓和宋绍祖墓随葬品表现为武士、镇墓兽和门吏等相似的题材。
第二组位于仿木石椁的前部，该区域的随葬品大多以对称的形式摆放，最外边为陶毡帐模型，底部近正方形，向上逐渐收分，正壁中下部开门，顶部用毡子覆盖，开两个天窗，绳索开启门窗反映得十分清晰（图9）。紧挨着西边为一辆卷棚车（图10）、东边是一辆鳖甲车模型（图11），卷棚车前放了两件陶牛（图12、图13），而鳖甲车前却没放陶牛，显然是下葬时放错了地方。再向里至石椁门框的两侧为女乐俑、胡乐俑在演奏，胡人杂技俑在表演(图14～图19)，女侍俑在一旁侍立观看(图20)。该区域位于石椁之外，周围是毡帐、牛车等室外的题材，表现了墓主人在野外伎乐百戏的宏大场景，与沙岭壁画墓南壁壁画、雁北师院2号墓④随葬器物表现的内容十分相近。
图 17 乐俑 图 18 胡人杂技俑 图 19 胡人乐俑
第三组位于仿木石椁内、木棺的南侧，在石椁门槛正中放置一件灰陶多枝灯（图21）。多枝灯后面为陶屋模型，这在大同北魏墓葬中第一次出现，陶屋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是一座带前廊（已失）悬山顶建筑，做工虽然略显粗糙，却极为仿真，正脊上曲线柔美、鸱吻朴素无华，前面正中开门，门额上有三个门簪，一扇门已失，一扇为“半启门”，屋面施白地，柱梁饰红彩，屋顶涂黑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北魏建筑的形状、结构和色调（图22）。陶屋周围是数量众多为墓主人服务的女侍俑（图23～图25），外围是家居生活中用的陶壶、陶罐（图26、图27）和椭圆形漆盘等。仿木石椁内的随葬器物反映了墓主人的家居生活场景，与沙岭壁画墓东壁壁画、宋绍祖墓石椁内随葬器物表现的题材相同，陶屋中出现“半启门”形式与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⑤相似，是汉代以来古代墓葬中的传统题材。
云波路石椁墓没有出土确切纪年的器物，墓葬时代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特征作出推断。该墓为长斜坡墓道、近方形土洞墓属于大同地区典型的北魏墓型。墓室内设置仿木石椁纪年墓有尉迟定州墓为太安三年（457）、宋绍祖墓为太和元年（477），该墓石椁的栌斗、橑檐枋、瓦条形正脊和“凸”字形鸱尾更接近宋绍祖墓的石椁。出土的陶罐口沿外有二或三周凸弦纹以及器身压印忍冬纹带，与距此一公里的南郊北魏墓群⑥第四期陶罐器型纹饰相同。随葬器物中镇墓俑、镇墓兽、毡帐、陶牛、陶车模型以及出土的人物俑与宋绍祖墓和司马金龙墓⑦出土的随葬品组合和俑群特征十分相似，具有很强一致性。根据上述分析认为该墓时代为北魏平城时期太和初年的墓葬，从棺木中的骨骼判断墓主人为女性，年龄40～50岁，棺木中出土有一枚铁镜，多为女性随葬之物，丰富的随葬器物和仿木石椁说明墓主人身份应为北魏上层官吏或贵族。石椁位于墓室中部，为抬梁式仿木结构，单檐人字坡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由69块不同形状的砂岩石料拼装而成。最下面为长方形地，由9块宽度相同、长度不等的长条石板拼成，三面中间凿有凹槽，南面开有4个圆形卯眼，椁室内11块形状不同、大小不等的石板铺装成地板。前檐竖立4根檐柱，平面为八角形，柱头直接雕刻出皿板和栌斗的形状，柱脚留有圆形榫头对应插入地栿的卯眼内，椁室明间为门，次间檐柱下半部开有凹槽，插入石板，上半部为窗，其他三面由7块石板围合而成。在檐柱的栌斗之上架构4根三角形纵梁，栌斗之上与三角梁之间承放额枋，三角梁下有凹槽扣合檐柱与椁壁，三角梁前檐处向外出跳，上置散斗及橑檐枋，中部刻有凹槽置小斗及脊檩，后檐在凹槽上直接安装橑檐枋，并扣合两侧椁壁，加强椁室整体的稳定性。画像砖石以及现存的石阙保存了大量斗拱实物资料，斗拱应用于建筑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成组的斗拱只是用于柱头上，在一斗二升的基础上，在拱身中央垫上一小木块，诞生了更为合理的一斗三升，补间常用人字拱。汉代向外悬挑的出跳普遍使用插拱或斜撑形式，这时的插拱多为一跳，斗拱的形态一般是由柱身上向外挑出的方木，在方木的端头安置一斗二升或一斗三升斗拱构成，在汉代建筑模型陶楼中有真实的反映。魏晋时期木构架的斗拱也有一定的发展。《魏都赋》前后挑檐枋和脊檩上承8块盖板，构成石椁屋面，前檐盖板雕刻出仿木形式的椽子，石椁顶部正中有石雕瓦条形正脊，两侧为“凸”字形鸱尾（图28）。
图 28 石椁
在柱头上用栌斗作为结合柱、梁、枋的构件起源很早，西周“令簋”器足上端所置的栌斗，是目前最早的实体形象，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⑧出土的铜方案提供了“一斗二升”的转角斗拱的实例。两汉时期出土的建筑模型、中描写首都邺城文昌殿斗拱“栾栌叠施”，形容斗拱重叠层数较多。何晏在《景福殿赋》形容该殿斗拱“栌各落以相承，栾拱夭矫而交结”，虽然带有文学作品的夸张，但也说明此时的斗拱后尾已和梁结合，向外悬挑出跳不只一跳，可惜没有出土相关的实物资料。南北朝时期一般在斗底加垫皿板，随着佛教建筑的兴起，斗拱的发展逐渐趋于规范，尤其是柱头横向一斗三升式斗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补间人字拱比例适当，相间排列于建筑物檐下极具艺术装饰意义，实物见于宋绍祖墓、阳高尉迟定州墓的仿木石椁，云冈石窟的第10窟前室西壁屋形龛和第2窟中心塔柱等，檐柱栌斗上置阑额，其上排列一斗三升拱和直腿人字拱承托出檐。
纵向的出跳在北魏平城时期一直没有见到实物例证，斗拱出跳仿佛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云波路石椁墓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挑拱在旧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石椁檐柱栌斗上直接架构三角形纵梁，前檐处向外出跳横木（华拱），上置斗承托檐枋，增加了出檐的深远。此后，建于6世纪左右的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檐下有云形拱出跳，隋代洛阳出土的彩绘陶房上的橑檐拱木都是这种形制，这种形式的挑拱可能就是华拱的雏形。汉宝德在《斗拱的起源与发展》一书这样描述华拱：“华拱是斗拱系统中自柱面垂直突出，以上承檐檩的部材。在早期较简单的结构系统中，只要把乳栿之梁头伸出，即有初步的华拱作用。”陈明达对于挑拱的来源说：“在柱头上用栌斗作为结合柱、梁、枋的构件，早在周朝就已发明。许多楼阁上的斗拱，都是使用于巨大的挑梁头上，清晰地指出出跳拱来自挑梁。用于结合梁、柱、枋的斗拱是不出跳的，使用于檐下或平坐之下的斗拱，为了悬挑而创造了出跳形式。由于只出一跳，可以推想此种挑梁形式的出跳，系由梁枋延伸而成，或其内侧系压于梁枋之下。”⑨由此可见，云波路石椁墓三角梁向外出跳，前端按拱的式样加工雕凿，上置斗承橑檐枋，虽然只有一跳，增加的出檐也不是多深远，但挑拱与梁枋结合共同承担出跳的作用，从结构上改变了汉代以来采用插拱或斜撑的出跳方式，是我国古代建筑斗拱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开端。大同出土的北魏仿木结构石椁，均采用加工好的石质构件柱、梁、板、斗拱，按当时建筑外观造型拼合组装而成。这种形制的石葬具仅在四川汉代崖墓中发现，采用数块石料拼合而成，并将棺盖做成屋顶建筑式样的数量极少，如四川内江市红缨1号崖墓石棺⑩，用13块石板、石条组合成，棺盖作庑殿顶。到了北魏平城时期，仿木结构石椁突然出现在大同地区的墓葬中，有学者认为其来源与四川崖墓有关，北魏太武帝崇奉道教，当时最流行的道教派别是四川的天师道，四川正是石葬具流行的区域，可能随天师道传入大同而被使用起来，也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汉代以来流行的墓上建筑石祠堂，仍存在诸多的疑问。目前发现最早的北魏仿木石椁为阳高尉迟定州出土，据铭文考订为太安三年（457），其次有宋绍祖墓、智家堡石椁墓、大同公安局石椁墓⑪、富乔电厂石椁墓⑫出土的石椁等，上述石椁内均设置有精美的石棺床，棺床上不见木质葬具，保存的石灰枕或人骨架直接陈放在石棺床上。汉末魏晋以来，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已砖砌成，石雕棺床的使用则集中分布于北魏平城地区。所不同的是，云波路石椁墓石椁内不设石棺床，而是在底板上置一木棺，平面呈梯形，前高宽后低窄，棺木虽朽，但棺痕清晰，棺内人骨一具，头向西，仰身直肢。
梯形木棺最早发现于内蒙古完工墓地⑬和扎赉诺尔墓地⑭，代表的是早期拓跋鲜卑的墓葬文化特征，鲜卑南下时逐步深入匈奴故地，与留下的匈奴部落共同生活相互融合，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匈奴的因素。自拓拔猗卢到道武帝定都平城，拓跋鲜卑统治者把自己民族的丧葬习俗带到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的167座墓中绝大部分为梯形木棺。多年来，大同御东和城南发掘了近两千座北魏墓，葬具90%以上使用梯形木棺，使用砖砌棺床或石棺床数量较少。北魏以后梯形棺具已经为各地民众所接受，并逐渐代替传统长方形木棺成为主流葬具。可以说，这种葬俗不仅被入主中原的拓跋发扬光大，而且影响了北魏以来的丧葬习俗，时至今日，整个中华民族仍以梯形木棺为主。在大同地区发掘数量众多的北魏墓葬中，除普遍使用的梯形木棺外，还出现了如仿木石椁、石棺床、砖砌棺床、木质棺床、木质帷塌⑮、瓮棺⑯、梯形木椁、梯形石椁内置木棺等不同质地、种类的葬具。云波路石椁墓仿木石椁内置木棺，这种现象在以前平城北魏墓葬中不曾出现。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的墓葬已用木棺作葬具。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用木板铺盖，构成了早期的木椁。商代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的墓，多用木材筑成椁室，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秦汉的棺椁制度沿袭了周代的礼制，仍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东汉以后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墓室内的葬具则有棺无椁。北魏时期厚葬之风有所抬头，加之等级观念影响，出现在木棺外设置椁的现象，官吏贵族墓葬中有梯形木椁、梯形石椁内置木棺等形制，云波路石椁墓在仿木石椁内设置木棺而不是石棺床，不仅只在形式上有所差别，进一步说明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石椁的定名是正确的。上述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早期平城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在汲取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传统习俗，并且在个别方面作了创新。云波路石椁墓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逐步推进，更具特色的北魏墓葬会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必将大大促进北魏早期墓葬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注释:
①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②刘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文物》2004年第12期。
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④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第12期。
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⑦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⑧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⑨陈明达《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⑩雷建金、曾健《内江市中区红缨东汉崖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
⑪⑫资料正在整理中。⑬李作智《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⑭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⑯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
图文来源：《收藏家》2019年09期
责编：静静
审核：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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