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甸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镇大甸子村东南，地处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存，包含有居址和墓地，[1]保存相当完好。该遗址于1974 年被首次发现，并于当年秋季进行了试掘；[2]1976年至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联合当地文物部门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考古成果，确认居址与墓地的年代相当，约为公元前1600年。[3]墓地紧邻居址的东侧和东北侧分布，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共清理出804座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彩绘陶器的集中出土是大甸子墓地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对于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祭祀观念、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工艺技术、审美情趣、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大甸子墓地是一处与居址相对应的大型公共墓地，经过较周密的规划，墓穴排列密集，间距多不足1米，但少见打破现象。墓地中部和偏南区域，各有一条呈东北—西南向分布的空白无墓地带，大体平行，将墓地划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墓葬545 座，中区143 座，南区116座。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头向皆朝西北，超过半数的墓葬未发现葬具痕迹。已发现的葬具可分为木构葬具和土坯垒砌葬具两大类。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看，整个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不同规格的墓葬间，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多寡不一。在大型墓葬中，随葬品丰富，发现有成组的陶质鬶、爵、盉等礼器、成组的彩绘陶器、漆木器、海贝、玉器等；在中、小型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偏少，有的墓葬内仅随葬1件陶器，也有的墓葬内无随葬品。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所有随葬品中，彩绘陶器最具特色，自发现之初便广受学术界关注，至今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大甸子墓地804 座墓中有642 座墓随葬陶器，共1683件。主要器类有陶罐、鬲、壶、鼎、钵、尊、鬶、爵、簋、盉、豆等。其中，陶罐、陶鬲出土数量最多。1683件陶器中有420件彩绘陶器，分别出土于222座墓。随葬1件彩绘陶器的墓有104座，随葬2件彩绘陶器的墓有78座，随葬3 件彩绘陶器的墓有24 座，随葬4 件及4件以上彩绘陶器的墓有16座。其中，M905随葬10件彩绘陶器，M726随葬9件彩绘陶器，是大甸子墓地中随葬彩绘陶器数量最多的两座大型墓葬。北区有146座墓随葬彩绘陶器，约占该区墓葬总数的27%；中区有43 座墓随葬彩绘陶器，约占该区墓葬总数的30%；南区有34 座墓随葬彩绘陶器，约占该区墓葬总数的29%。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根据是否随葬彩绘陶器以及随葬彩绘陶器数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墓葬间的级差，这是大甸子墓地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划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依据。从大甸子墓地单一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关系看，在随葬2件陶器的222座墓中，有167座墓明确为鬲、罐组合关系；在随葬3 件陶器的191座墓中，共有179座墓存在鬲、罐组合关系；在随葬4 件陶器的52 座墓葬中，共51 座墓存在鬲、罐组合关系；在随葬5 件及以上陶器的26座墓葬中，均存在鬲、罐组合关系。由此可见，鬲、罐组合在大甸子墓地随葬陶器中占据主流，并且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组合关系，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埋葬习俗的重要体现。从大甸子墓地单一墓葬随葬彩绘陶器的组合关系看，随葬2 件及以上彩绘陶器的墓葬共118座，其中，在97 座墓中存在彩绘陶鬲和彩绘陶罐的组合关系。从出土状况看，彩绘陶器多放置在墓穴的壁龛内，部分彩绘陶鬲覆扣在彩绘陶罐之上，两种不同器类的组合在所施彩绘纹样方面具有明显的关联性。鉴于彩绘陶器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等功能，同时又具有特定的宗教祭祀含义，故彩绘陶鬲和彩绘陶罐形成的组合关系应隐含更深层次的葬仪寓意和礼俗。大甸子墓地彩绘陶器纹饰均以毛笔作为工具绘制而成，主要有红、白两种颜色。其中，白色颜料主要成分为碳酸钙（CaCO3），红色颜料主要成分为硫化汞（HgS），也发现有红色赤铁矿颜料。彩绘纹饰主要绘制在陶罐、鬲、壶、鼎、尊等器物的外壁或口沿内侧。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中，陶鬲、甗、盆、罐、鼎等器类在所出陶器中的比率较高。[4]但在大甸子墓地中，以彩绘陶罐和陶鬲为主，所占比率明显高于彩绘陶壶、鼎、尊等器类。其中，彩绘陶鬲器型相对单一，以尊式鬲为主；而彩绘陶罐器型多样，尤其是假圈足罐、异形罐等器型在居址中少见或不见。陶鬶、爵、盉等具有典型中原风格的仿青铜陶礼器，虽为本地烧制，[5]但均未施彩。由此可见，大甸子墓地中随葬的彩绘陶器与居址中出土的日常生活用陶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彩绘陶器的烧制和施彩具有选择性和专属性，在彩绘陶器种类和施彩纹样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反映。在《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中对彩绘陶器纹饰进行了系统分类，[6]同一种纹饰在不同墓葬中出土的不同类型的彩绘陶器上均有发现，同一墓葬出土的彩绘陶器纹饰种类并不相同，单件彩绘陶器上大多绘制有不同种类的纹样。刘观民认为：“从这100多种纹式中我们首先看到图案单元有大与小、繁复与简单的差别。从最简单的小单元来看，都是由若干卷曲的笔道构成。复杂的大单元同样也是，不过笔道的量多了，结构复杂了。因此自简单的小单元开始易于从不同面貌的卷曲笔道中寻求构成纹式的基本因素。在整理这批资料时，我们摹写了所有卷曲笔道之后，得知其基本因素只有两个，一为“C”形卷曲，一为“S”形卷曲。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笔道两端的卷曲方向不同，一为两端相同，一为两端相反。此外虽然还有多种因素，但俱是上述两个基本因素复合而成。”[7]由此可见，富于变化的卷曲纹是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除了“C”形卷曲和“S”形卷曲外，还应包括“T”形卷曲和“Π”形卷曲，共4种。此外，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中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有眼睛的花纹，刘观民称之为“目”纹，并指出：“各种‘目纹’都是组装在纹式之中，皆以‘目纹’为重心，纹式中的其它因素随势调整，即呈现正视或侧视的动物面目。不论其面目似禽或似兽，都是写意之作。”[8]为描述准确和叙述方便，在此将该种彩绘纹饰称之为动物面目纹。据统计，在已发掘的大甸子墓地中，有16 座墓出土的彩绘陶器中发现有动物面目纹，其中有15 座属于圹口长度达2.2 米以上的一等墓，仅有1座属于圹口长度在1.7～2.2米之间的二等墓。由此可见，动物面目纹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功能，应是一种特殊的彩绘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此外，还有少量的几何类彩绘陶器纹饰和特殊类彩绘陶器纹饰。综上所述，可以将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分为A、B、C、D 四大类，分别代表卷曲纹、动物面目纹、几何纹、特殊类纹饰。A类（卷曲纹） 是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中最常见的一类，单一或组合纹样均有发现，画面简单或复杂，根据排列和组合变化，可以分为a、b、c三个亚型。Aa型以单一样式卷曲纹为主，多以二方连续图案构成纹饰带条（图一∶1、2）；Ab 型相同或不同样式之间的富于变化的卷曲纹组合，以二方连续图案构成纹饰带条或以四方连续图案构成主要画面（图一∶3～5）；Ac 型采用长弧线或直线与卷曲纹组合，多以四方连续图案构成主要画面（图一∶6～9）。B类（动物面目纹） 是采用写意手法绘制而成，是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中具有专属性的一类，多作为主体纹饰出现，横绕器壁一周，根据画面双目和单目的不同及繁、简之差别，可以分为a、b 两个亚型。Ba 型正面的动物面目纹，双目突出，左右对称，眼眶近似梭形或呈菱形，圆睛或与眼眶外轮廓相一致的菱形睛，外眼角斜朝上，内眼角斜朝下，有鼻，有下颌的动物面目纹在大甸子墓地中仅见1例，其余均未见下颌，整个画面虽然用写意手法绘制完成，但威仪感和神秘感尤为强烈（图一∶10～12）；Bb 型单目，构图相对简单，似为动物面侧视，眼眶呈梭形、圆形或近似半月形，以圆睛居多，眼眶周围或一侧绘制卷曲纹（图一∶13～15）。C 类（几何纹） 以三角形、菱形、各类平行线纹为主，多以二方连续图案构成较窄的纹饰带，横绕器壁，作为辅助纹饰（图一∶16～18）。D 类（特殊纹饰） 发现数量相对较少，图案各不相同，似应隐含有不同的寓意，均作为独立的单元绘制在器表（图一∶19、20）。1、2、5、6、13～15.平底罐 （ M452∶2、M1021∶1、M388∶8、M726∶6、M706∶10、M659∶4、M444∶1 ）
3、8～12、18、19.尊式鬲 （ M349∶1、M682∶4、M4∶1、M371∶7、M761∶1、M1203∶2、M881∶2、M791∶2 ）
4.假圈足罐 （ M702∶2 ） 7.尊 （ M817∶1 ）
16.异形罐 （ M1109∶4 ） 17.长筒形罐 （ M713∶7 ）
20.假圈足罐 （ M840∶3 ）以上根据图案内容不同，对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进行了概括性分类，前文已经提到，同一件器物可以绘制不同的纹饰，同一类纹饰可以绘制在不同器物的相同或不同部位。刘观民对大甸子彩绘陶器画面进行分析，他指出：“各类陶器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垂直的轴心，器物的画面都在这个轴心的旋转面上。尽管各类器物的画面各有凹凸、宽窄不同，而每件器物上的画面都是连续相接的条带形画面。在器物不同位置上的画面往往绘画的内容不同，甚至明显地画出分割线以区别主要画面和边缘画面。”[9]根据器物上的不同部位，又可将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分为主体纹饰和辅助纹饰两大类。主体纹饰绘制在主要画面上，主要内容为二方或四方连续的图案，具有通用设计性质；还有包含特殊寓意的动物面目纹或具有徽帜形象的图案，单元画幅较大，结构复杂，适合画在主要画面，主要出自少数大型墓内，具有专属设计性质。辅助纹饰通常绘制在边缘画面，主要内容是二方连续图案构成的窄带纹，绘制在陶器的口沿、颈部或圈足等部位。绘制在鼎足、器盖、器纽等特定部位的辅助纹饰，因受施纹部位的局限，多为随形图案。也有的陶器上将辅助纹饰绘制在主要画面上，主要起到区分或分隔主体纹饰的作用。以彩绘陶罐为例，肩部和腹部属于主要画面，其余部位属于边缘画面；以彩绘陶鬲为例，口沿以下至裆部以上为主要画面，其余部位属于边缘画面。鉴于大甸子彩绘陶器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彩绘陶器纹饰分类为基础，选择画面清晰的彩绘陶器进行纹饰展开图绘制和复原研究，对于正确解读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选择1件大甸子彩绘陶器的纹饰展开图予以说明：M377 出土彩绘陶尊1 件（M377∶28），出自墓穴壁龛内，同出的还有1件未施彩的陶钵。该墓葬位于大甸子墓地中区，圹穴长2.06 米，有木构葬具，属于二等墓。陶尊口沿外侧涂一周红彩，器腹为主要画面，通施主体纹饰，图案内容为Ac 形卷曲纹，以散点式四方连续展开，用红、白两色绘制，白色线条为纹饰，红色线条为填充底色，边缘空白处呈现出陶器外壁的黑色。通观展开的陶尊腹部画面，色彩对比鲜明，纹样复杂，结构紧凑，各种卷曲的勾角隐含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图二）。在以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对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展开图的绘制与复原研究，对于正确解读这批早期青铜时代的彩绘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二 大甸子墓地出土彩绘陶尊 （ M377∶28 ） 纹饰展开示意图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标志，辽西地区正式进入早期青铜时代，这也是继红山文化之后，该地区迎来的文化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回顾以往的工作，辽西地区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应是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起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10]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尽管上述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谱系关系还有待不断丰富认识和持续深入探索，但为该地区开展综合研究和各类专题考古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辽西地区的考古材料看，大甸子墓地所清理出的804座墓葬，是迄今为止该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且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墓地，也是出土彩绘陶器数量最多、组合最完备、规格最高的一处墓地，对大甸子彩绘陶器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重点解读彩绘纹饰蕴含的寓意，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中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辽西地区开展考古研究的重要专题之一。分析大甸子彩绘陶器及相关问题，应注重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化，这是探明彩绘陶器盛行的原因所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的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内部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有力，在对外关系中，战争因素非常突出。从文化面貌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变化非常显著，三足陶器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平底筒形陶器，金属制品出现，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大型石城址和建在山梁顶部的大型祭祀中心，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时期盛行的彩陶消失，彩绘陶兴起。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11]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进入高级文明社会。如是，彩绘陶器无疑是辽西地区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之一。鉴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关系，而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与商代青铜器花纹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文化联系，这是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对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进行研究，需要考古、历史、美术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通过绘制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展开图，无疑是破解这批彩绘图案蕴含深厚寓意的重要手段。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 2 页，科学出版社，1996 年。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1974 年试掘简报》， 《考古》 1975 年第 2 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 222 页，科学出版社，1996 年。
［4］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5］杜金鹏：《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华夏考古》 1995 年第3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
［7］刘观民：《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彩绘纹饰试析》，《考古》1996 年第 8 期。
［8］同［7］。
［9］刘观民、徐光冀：《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纹式》，《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 228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0］刘国祥：《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探索》，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65～96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1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第 772 页，科学出版社，2015 年。
作者：王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编：静静
审核：任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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