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界，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地位无法与历史学比肩。民族志材料一直被考古学家用来阐释和说明考古记录中所见的各种现象。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如果我们仍然满足于孤立地对遗物本身仅仅进行描述分析，并不把它置于当时的精神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认识不到物质器物与人的关系，那么考古学和史前学就无权对文化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文化是在一个社会单位里进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而不是游离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堆积物”。郭大顺先生判断牛河梁就是黄帝部族，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古，运用民俗学和民族学结合考古学，把牛河梁推向了最高境界。很多不懂这些道理的人，对郭先生的理论不理解，甚至颇有微词，这是眼界不够的表现。我很不理解，很多人自己学识肤浅，却总是嘲笑比他强的人，这就是目前红山玉器收藏圈的怪象。
十年前，我开创“大话红山”，很早就倡导藏友们多学习民族学、民俗学。很多人不理解，说我是为红山是讲神话讲故事， 我很无奈。我总不能说，我的红山玉器收藏思路与郭先生的牛河梁考古是一致的吧？那还不让人骂死？本来就有一群专门打黑枪的小人盯着你呢，你敢跟郭先生比，大家都呵呵了。
郭大顺先生判断牛河梁就是黄帝部族，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古，运用民俗学和民族学结合考古学，把牛河梁推向了最高境界。我们收藏界，应该如何运用民俗学和民族学结合收藏品，把红山文化玉器收藏推向最高境界呢？
今天，我就来举两个例子，用事实来阐述文化知识在红山玉器收藏中，起到的巨大引擎作用。
1996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拍卖的一件号称“太阳神”小黄玉人，据说此物传承有序来自著名收藏家，且被专家（秦公先生）考定为红山文化玉器“太阳神”。此小黄玉人屈膝蹲坐，双手抚膝，面目模糊，大耳突出，头上长出两角，器高仅7．7公分，成交价却高达242万元人民币，一时轰动世界，由此“太阳神”之名便驰誉中外了。
无独有偶的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件二点九厘米的蛹身兽首红山玉件被冠以“太阳神胎”的名字，出现在拍卖场上，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太阳神胎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起的。但是，当我看到拍卖图录的时候，看到这件拍品我就知道，这件藏品必然拍卖大获成功。果然，经过多轮激烈的竞拍，这件太阳神胎最终以一百三十多万人民币的高价成功拍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红山文化玉器民间收藏，这并非是一门自然科学，而是一门社会活动，这里包涵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并不仅仅只是藏品本身。红山玉器民间藏品根据神器、礼器、配饰器的器型分门别类，还有大家对器物认知程度，很复杂的。民间收藏品评级，这也许是我对民间收藏，最具深远意义的建议。
由于我仅仅只是一个业余的民间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爱好者，水平有限；更是因为我位卑言轻，不可能每个人对我说的话都能够信服。我更不可能公布一个《民间红山玉器藏品等级鉴定标准》和《红山文化玉器藏品科学价格体系》，让那些连红山玉器真假都还不会鉴定的人，以此标准来确定红山玉器民间藏品的等级和价格，这不现实。我只是希望能为今后的仁人志士建立民间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理论体系，做一个有益的、先行的探索，这便足矣。
全国范围内，古玉收藏人群体量很大，每一个古玉收藏者心里清楚得很，没有收藏到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古玉收藏家。红山文化玉器，就是横在他们面前的大山，而且是必须要跨越的大山。所以这个市场，是巨大的。而我，长期以来宣传和普及红山玉器收藏，帮助大家开拓这个市场。所有的红山藏友都知道，李鑫是他们的朋友和战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过去，有很多内蒙古的红山藏友，他们口头上对我并不敢承认。而现在，越来越多通辽的、赤峰的红山藏友对我消除戒备，越来越公开认可我了。他们一次次的热情邀请我去玩，让我“再来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更有一些人表示，一定要为过去诋毁我的所作所为真诚地向我亲口道歉，我特别感谢这些朋友。我相信，在我们全体红山藏友的共同努力下，抛却地域成见，团结起来，红山文化玉器收藏，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展示出其势不可挡的魅力！
《梳理民间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系列，我是以自己多年来对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的理解和认识，尽量做到客观的阐述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可以说，这仅仅只是我的思考，却已经越来越接近红山文化玉器民间收藏的真谛。正是这些思考，成为我们在探索红山文化玉器上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会照亮红山文化玉器民间收藏未来的行程。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我的一些观点仍将经受各种考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尊重、平等、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和谐收藏环境，将是我们这些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爱好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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