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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儒家学派是如何逆袭取代黄老之道的?

01、诸子繁荣,儒学崛起

鉴于秦王朝短祚的严重教训,汉初在对待学术文化方面的方针,与秦王朝实施文化专制政策相反,推行了兼容诸家思想学派和学术相对自由的政策。

这种文化政策与当时政治上务求安定的方针是相一致的。汉文帝尊奉黄老之学,但是对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破格重用。比如原秦朝的柱下御史、“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的学者张苍,就是在文帝时官至丞相的。

还有洛阳青年贾谊,“颇通诸家之书”,20余岁即超迁为太中大夫。

文帝对信仰阴阳家学说的公孙臣,优容礼遇,召为博士,并支持他根据“五德”说进行改制。

他对儒家经典的搜求、整理和研究,也表现了足够的重视。

在这种学术空气下,一些思想学派先后继起,而且表现相当活跃。当时的黄老思想,是汉家的统治思想,其风靡一时自不必说。其他如阴阳家、儒家学派,也颇受朝野尊重。

汉初儒家学派再度崛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西汉建立之后,汉家新贵多数武人出身,又奉黄老道家为主教,对儒学并不提倡。

但是,儒家学派至少不像秦时无容身之地,加以它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要学派,有着深厚的思想影响的基础。儒家在政治上并不得势,而崇奉儒学、研习儒学的人却不在少数。如叔孙通为汉家制订礼仪,追随他的弟子竟有100余人,而且还能随时召来一大批儒生。

由于儒学有着这样深厚的基础,一旦时机成熟,这个古代学术文化中最大的学派就要腾跃了。

这个时机在文景期间终于到来了。汉初那股针砭秦政之败的潮流,直至文景时期犹方兴未艾。为了汉家长治久安,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无不以秦王朝为例,提出有关治乱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指责秦“废礼义”,酷法严刑,不施“仁义”。

这股社会思潮一经兴起,儒家思想就得到了广泛宣传,有人甚至主张兼用儒学治国。儒家学派的地位日益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的传授,也更加普遍。尤其在惠帝废除“挟书律”,取消私家藏书的禁令以后,一时搜求先秦古籍成风,许多儒家经典相继被发现,这就为儒学的传授创造了条件。

如济南人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专门研究《尚书》。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夹墙之中,后来长期兵荒马乱,就顾不上这部儒家典籍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伏生才找回这部书,可惜已经遗失很多,只剩下29篇,但是《尚书》终究没有绝种。

从此,伏生在齐、鲁教习《尚书》,培养许多弟子。到文景年间,伏生的弟子遍及各地,以至山东的学者,多能教授《尚书》。伏生传播《尚书》数十年,成为名噪一时的专家。

又如河间王刘德,修古好学,四方求书,所得皆先秦旧书。他在封国内大兴儒学,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当时有的诸侯王,甚至将儒学作为家学,世世代代传习。刘邦异母少弟刘交,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受《诗》于浮丘伯。 刘交立为楚王,即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史称“元王好 《诗》,诸子皆读《诗》",连他的孙辈刘戊, 也受《诗》于申公。

在文景承平之世,儒家影响日益扩大,对于儒学的研究,也愈加为当时人所重视。文帝曾经命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说明《六经》包容许多统治经验,对它的研究还得提倡。于是,汉文帝开始立经学博士,召集一些人研究儒家的经典。

汉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整理研究。他得知那位90多岁的儒者伏生,在齐鲁传授《尚书》颇负盛名,但是却因年老不能到长安来,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他家里学习《尚书》。伏生的两名子弟欧阳生和张生,文景时都被任命为《尚书》博士。

汉文帝立了《书》博士,还要立《诗》博士。当时精通 《诗》的,鲁有申公,燕有韩婴,汉文帝任命他们为《诗》博士。 景帝时,还有齐人辕固生,也以治《诗》为博士。这三人讲的 《诗》各不相同,仅《诗》一经,文景时即可分为三派。

汉文帝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儒家影响越来越大。到景帝时,董仲舒治《春秋》,被任命为博士。还有齐人胡毋生,也是《春秋》博士。这样,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

汉代的博士可以招收弟子受业,申公的弟子就有百余人,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恐怕还要多。这些博士竞相传授弟子,儒家的影响不断扩大。

所以,尽管当时儒家在政治上还不得势,但是在学术上的势力却越来越大,并与道家成为文景年间主要的两大学派。

随着儒家的影响及其势力的日益增大,到景帝时期,它在学术上已经足以跟道家学派相抗衡了。当时出现的儒道互黜,以至争夺“霸主”地位的趋势,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

有一次,儒学博士辕固生与好黄老术的黄生,就“汤武受命”的问题,在景帝面前进行过一场辩论。辕固生锋芒毕露,把黄生驳得无言以对,明显站在黄生一边的汉景帝,只好出来解围方罢。

还有一次,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瞧不起黄老术,竟直言不讳地批评《老子》,将它斥为“此是家人言耳”,简直不把它当成一家学说看待。窦太后一怒之下,逼他入圈刺野猪,差一点丧了命。幸好汉景帝给了他一把快刀,辕固生一刀刺中猪心,野猪随即倒地,才免遭危险。

儒道互黜的现象,表明儒学在汉初的影响正日益扩大,道家思想愈益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终于拉开了儒道争霸的序幕。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大有将儒学提高到正统的地位,以取代当时指导政治的黄老思想的势头。

儒学向着正统道路不断发展,这自然是文景年间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必然的结果。然而,文景时期对不同思想学派的兼容,却直接卵翼和造就一代新的儒学的成 长,从而为汉家建立空前的大帝国准备了思想理论。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被称为“遵业”皇帝的汉景帝死后, 儒学作为汉家新的统治思想,终于登上政治舞台。

02、儒道争霸,博弈激烈

汉景帝死后,他的第九个儿子刘彻,继承了汉家的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武帝。

刘彻本非嫡长子,然而机遇与受宠,使这位皇子一步登天。他4岁时立为胶东王,后来改立为皇太子,16岁那年即皇帝位,称得上少年得志了。

汉武帝继文景之后,承袭一份殷富的“家业”,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种局面已非汉初“皇帝找不出几匹同颜色的马座驾,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景所能相比。

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学,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为诸侯王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加剧了汉代的社会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当时客观的要求。汉武帝要凭借父祖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不愿再过道家那种清淡的生活了。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古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的贤良共100余人,有儒家、法家和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其中,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最受汉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是文景时期的大儒,专精《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春秋》博士。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一套新的儒学体系。他对汉武帝三次下诏察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在对策之中。他推崇儒家思想,将它视为巩固汉家帝业的重要工具,但是对当时在政治上得势的黄老之学,还不敢无所顾忌地公开提出罢黜。

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里的所谓“更化”,显然是指变更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董仲舒在第三篇策文中,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为了大兴礼乐,推行教化,实行德治,董仲舒还建议立太学,培养儒生,以适应尊儒的需要。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赞赏。为了尊儒,汉武帝首先改组“三公”人选。他任命祖母太皇窦太后的侄子、信奉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由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武帝舅父)、好儒术的田蚡任太尉;又以名儒申公的学生、精通《诗》的赵绾任御史大夫。此外,申公另一位学生、景帝时任过太子少傅的王臧,也被起用为郎中令,负责宫廷的侍卫,成为汉武帝的近臣。

这样,汉武帝一反“孝景不任儒”的旧规,将汉廷最高统治机构“三公”,以及其他要害部门,改由崇奉儒术的人充任,使“独尊儒术”得以顺利实施。

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太皇太后窦氏的反对。当时这位老祖母年事已高,正住在长乐宫里养老。长乐宫在长安东,所以也叫“东宫”。

窦太后虽然年老,但是还过问朝政。她对黄老之学,仍然笃信不移。对汉武帝违背“家规”,任用儒生执掌要职,本来就不能容忍。再加上窦婴和田蚡“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要“除其属籍”;还有赵绾等人不满窦太后干预朝政,奏请武帝不必事事请示“东宫”,使窦太后更加怒不可遏。

这场以儒道互黜为形式的斗争,在汉家统治集团内部愈演愈烈。窦太后怒斥武帝要重演新垣平那一套,断然不许他再搞尊儒的活动。而汉武帝因窦太后的动怒,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最后,赵绾和王臧都在监狱里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亦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以后就死了。

汉武帝的尊儒活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汉武帝初年儒、道互黜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政见之争。这是因为汉武帝不满文景时期的“清静自然”,要改变“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并选择儒学作为他的施政原则,而窦太后怒斥汉武帝尊儒,则是为了因循文景以来的政策,维持原有的政局,也关系到维护窦太后本人的权力问题。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一百年间,围绕巩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三次变更作为施政的思想理论,走过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秦统一中国以后,不能适时改变统治方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却依然“以法为教”,奉法家之言为圭臬,结果繁刑严诛而民危,造成了短祚的败局。

汉初推崇黄老之学,兼容其他思想学派,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虽然收到文 景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还造就一种兼收诸家思想、更加适应统治需要的学术理论,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却面临地方势力及匈奴势力的挑战。

汉武帝继位伊始,示意推行“独尊儒术”,就是要用儒学“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政治,实行“文武并用”的统治方针。这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发展的结果。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太皇太后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活动,在受压制四年之后,终于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窦太后死后仅仅六个月,汉武帝为了加强政治实力,实施定一尊于儒术的大政方针,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的建议,建立一套察求人才的选拔制度。这就是察举制与考试制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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