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宝书学论集”概要
第一卷《书法美学概论》：
谁能准确回答“书法是什么”？本书立足“书法美学”立场，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认为：所谓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与展示书家审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为论证该观点，本书具体探讨了书法与汉字、与客观物象、与主观世界以及与绘画艺术间的复杂多样之关系。其次，则是围绕书法的形式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美学地位诸论题，展开了不同于当代任何一位书法美学家的个性化思考。对本书见解，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你都会受到观念上的震撼与思想上的启迪。读罢初版，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代书法美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书法美学论著！
第二卷《书法美的现代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初，受“美学热”之催动，书法界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从而让人们感到：书法是一门当之无愧的艺术。本书的思考以此为起点，上半部分，从宏观上探讨了书法的共同美、墨色美与本质构成，以及书法美学的出路与阿基米德点问题等；下半部分，则转向个案研究，对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林语堂、沈尹默和张荫麟等大家的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或完整、或重点的归纳与剖析。全书紧扣书法本体存在，调动哲学、美学、文艺学与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深入浅出，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之魅力。
第三卷《20世纪书法史绎》：
进入20世纪，在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书法遇到了前所未有之挑战。令人欣慰的是，它并没有沉沦下去，相反，却被最后20年的文化大众爱而好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与21世纪繁荣对接。然而，其间的具体情形如何？某些特殊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文化名人对书法有哪些非凡奉献？文化名人展示了怎样的矛盾性文化思维？创作者的探索实践成功与否？理论家的思考成果孰深孰浅？面向未来又该怎样处理书法的传统资源、民族立场与国际空间拓展等问题？这些，本书都给予了大力关注与独到剖解，故而，它是关于20世纪书法史全新寻绎的重要著述。
第四卷《当代书坛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书坛，以前所未有的展赛热、研讨热、培训热、组织热、报刊热与出版热等形式，激活与繁荣了古老的书法艺术，这是不容抹杀的基本事实。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而且这些不和谐音已严重影响到书法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影响到书法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书慷慨直言，给予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此为“时弊针砭”。另外，本书更多内容则指向“理论反思”“学术争鸣”“创作摭评”与“书坛瞭望”，它们虽以学理观照为主，但也充满批判精神。读本书，你可看到一个正直的书法批评家，一个敢讲真话的书法批评家！
第五卷《兰亭学探要》：
兰亭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全面进入高等院校与有关科研机构，自然不够理想；但作为一门学问，已基本趋于成熟，不要说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已有数百万字的成果积累，即便以古代为据，从晋唐两宋到元明清，也留存下数十万字的文献资料。本书所及，只是兰亭学中的部分内容，具体而言，可分“《兰亭序》研究”“兰亭雅集研究”“兰亭论辨研究”“兰亭学术研究”和“兰亭学及相关问题研究”等五大板块。本书以史料为基础，发挥思辨之长，在兰亭学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从而为后人的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书初版，申报“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荣获三等奖。
作者介绍
毛万宝，男，安徽六安人， 1961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和公务员，2005年应聘浙江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持该所工作。199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2017年被聘为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致力书学研究三十余载，发表重要论文一百余篇，出版重要论著十余部。多篇论文为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所转载。199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书谱奖”；2002年和2006年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201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康有为奖”；2012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长期坚持书法美学研究，到兰亭之后，则以兰亭学为主攻方向。
一切为了少点遗憾
——写在”毛万宝书学论集”增订本出版之际
毛 万 宝
经过七八年时间的调整、充实与打磨，我的书学论集增订本，近日终于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我的书学论集共五卷，分别题为《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与《兰亭学探要》。其中，第一卷和第三卷为论著，第二、四、五卷为论文集，初版于201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由于编选仓促，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遗憾，比如有几篇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入了集，各卷校对质量还有待提高，末卷印刷时漏印了半个页面，书中插图有的清晰度不够，等等。几年过去，这些遗憾一直横亘心头，时至2014年，我便想到通过重编加以弥补。
重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感困惑。比如，首先要弄明白编多少卷合适的问题。
我的写作算不上勤奋，但林林总总亦发表了三百余万字，如果不加选择，把那些一般理论探讨文字，书史简述文字，书论类编文字，浅近批评文字，常识普及文字，应约书家评介、著述评介文字，古代与近现代书迹赏析文字，有关活动报道文字，以及有关笔谈文字等，全部收拢过来，编个十卷本，或薄些编个更多卷本，也能轻松做到。只是这样的大杂烩式集子（更不用说像有些同道，把那些与书法无关的说史、说文、说诗、说词、说画与说其他文字，或自作诗词、散文与读书笔记等文字，尽数入集，向书法人展示），读者会感兴趣吗？如果不感兴趣，编出的集子岂不变成自娱自乐？意义又何在呢？
这样一想，便拿定主意——还是远离贪多求全，走“精选”之路吧！除刚完成的14万字论著《〈兰亭序〉史话》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已版），35万字论著《兰亭学》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待版）外，余下文字只选五卷。
重编五卷，当然意味着要与初版拉开距离。可叹的是，实际上却做不到，于是自己问起了自己：是否一定要重编呢？如对初版篇目进行适当调整，删去部分不太重要的篇目，而加进初版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重要或比较重要篇目，出个增订本，再对原有的诸多遗憾予以弥补，岂不更好？
随后，通过多种形式，又征求了一些师友的意见，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与其重编，不如出增订本。
好，那就出增订本吧！
出增订本，编排上自然不用太费事，在初版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各卷之间只须加以微调，如将第二卷几个篇目（与第一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一卷；将第四卷几个篇目（与第二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二卷。再就是对第二卷、第四卷与第五卷篇目进行补充，同时删去第四卷中几个学术分量较轻的篇目，等等（详见各卷之后的《增订记》）。编好之后，粗略统计一下，较之初版（150余万字），增加了30余万字。这样，增订本容量便达180余万字，虽称不上皇皇巨著，但也足以展示本人三十余年来的一份小小收获！
为确保增订本的高质量，从文本内容到文本形式，我都作出了难为外人细道的努力。
努力之一：查找原文，核对引文。早年撰文，因受客观条件限制，需要引文时，常从他人著述中转引，而这样一来，谬误便在所难免。比如为探讨西方表现主义绘画运动与中国书法的关系，曾从一部著述中转引了英国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第七章中的一段话：“一个新的绘画运动崛起，这个运动至少部分地直接受到中国书法的启示。”后来，我购得一本《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遍查第七章甚至全书，就是未找到此条引文。问作者，作者查阅后明确告诉我说，他误将己言当作了引文。再如，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开篇引唐杜佑《通典》中的一句话：“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但实际上，《通典》原文却写作——“山阴，汉旧县。《越绝书》曰：'勾践小城，山阴是也。’兰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等等。这些无不说明，转引之文，或漏字，或衍字，或讹字，或错简（前后颠倒），往往是不大可靠的。为此，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对五卷中的引文，从头到尾，逐条核对原文，有错必纠，务使引文与原文完全一致。
努力之二：统一注释，完善注释。由于入集文字写于不同时段，文后注释要素详略不一、前后位置不一，放到一块儿显得很凌乱。所以，必须将他们予以统一、完善。这种统一、完善，虽不一定要照搬什么“国际惯例”，但方便读者查对原文或参考文献的原则却不能漠视。遵照此原则，统一、完善注释的体例便不难确定下来，比如，著作类这样安排——作者（或编者）、著作、页码（古籍类可用汉字标注，还可前缀卷数；现当代著作类，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丛书（无者则略）、出版社、年代版别（古籍类标注版本名称即可）；报刊类则这样安排——作者、篇目、报刊、日期（报：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特殊者加期数）或期数（刊：具体到某年某期，特殊者加总期数）。体例之外，对注释中的著作一项，还得注意一个权威版本问题。特别是古籍，不宜用普及本，也不宜用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为严谨起见，学者们在运用古籍时，大多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影印版除外）。显然，这又同时涉及引文上的注意事项。
努力之三：整体审视，化解对立。编个人的集子，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原刊稿面目如何，收入集子中的同篇文稿面目亦如何；另一种则是，收入集子中的文稿面目基本上与原刊稿一致，但同时又作些适当的局部修改。以上所说查对原文纠正引文错误，统一和完善注释等举措，亦属后一模式所为。笔者在编个人论集时，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想法，就是要让自己的五卷论集成为一个全新的独立存在，而不仅仅是过去发表文字的简单汇总。为此，我对编好的五卷论集给予了整体上的审视，一旦发现对立现象，比如后期相对成熟的提法与前期有矛盾或不同之处（尽管极少），则要么删去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且确保不损伤原文结构与主旨），要么在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的后面加按语说明后来已改变，要么改同后期之表述（偏于不同性的表述）。这不是悔其“少作”，也不是有意篡改“历史”，而是为了对读者负责，不让读者面对你的矛盾表述或不同表述而无所适从。与之相应，则是对五卷之间的互引文字据前（原文）改后（引文），予以统一。其实，采用第一种模式，只适合后人编前人的集子，因作者已经离世，编者是无法也不能对编选对象妄加修改的。但即便如此，编者还得对编选对象依据新的编校规范予以“技术处理”，否则，编出的集子就会“不合格”。后人编前人集子，在非特殊情况下，也不用考虑取舍问题，而是收集了多少就编入多少，为的是，尽量展示作者创作之“全貌”，即使个别篇目作者自己未必认同，但对读者却可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可见，追求原汁原味，是后人编前人集子的基本做法；而我的五卷论集由本人自编，就得秉持整体审视、化解对立之原则，对最初发表稿给予必要而适当的局部修改。
努力之四：反复校对，剔除“沙子”。读书人最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碰到阅读物中的错别字，那种感受，就像吃饭时碰到沙子，难受极了。正因为如此，看起来不起眼的校对，便显得极其重要。过去，出版社为事业单位，不太强调经济效益，一个编辑一年或数年往往只须编一本书，慢工出细活，那校对质量自然能够得到保证。但后来，出版社改制成了企业，不得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一个编辑一年之内就得编三四本甚至更多本书，根本来不及细校书稿，于是，他们便将校对的活儿，一古脑儿转嫁给作者，要作者自己校对自己的书稿，而未经专业校对训练的作者，又怎能完成校对的使命呢？试想，这样出版的图书，“沙子”能不随处可见吗？本人出版五卷本论集，校对主要也得由本人来完成。按说，自己最熟悉自己的书稿，校对起来很轻松，其实不然，相反，却更容易“视而不见”，更容易留下潜在差错。毕竟，校对也是一门特定专业啊！所幸笔者1994年应邀赴安徽美术出版社担任《书法之友》杂志特约编辑，代校相关图书，积累了一定专业校对之经验，因而，校对起自己的书稿来，倒也得心应手。但即便如此，笔者也要辅之以两个保障措施，即数月（有时三个月，有时五个月或更长）之间隔与增加校对遍数，否则，校对质量仍然得不到保证。我的五卷本论集（包括初版和增订本）校对，始于2004年初编之际，终于2021年付梓前夕，时间长达十六七年，校次多达二十余校。难得的是，本次增订本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遇到了又一个“所幸”，即近年来的出版社，回归注重社会效益，强化流程管理，对书稿严格三审三校，既把内容关，亦把校对关，纠正了本人尚未意识到的诸多差错（主要是用字、用词、句式与标点符号上的差错）。而今，不敢说书稿中的“沙子”已剔除殆尽，但逼近剔除殆尽，却完全可以自信。稍感无奈的一点仅是，根据新的编校规范，五卷论集中的专业术语“兰亭论辨”之“辨”均被改成了“辩”字。
努力之五，也是最后一个努力，即专业设计，精装印制。如果说以上几种努力偏于文本内容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种努力则偏于文本形式。一种好的出版物，文本内容自是重中之重，必须花最大的精力去做好。但文本形式亦不可不加考虑，因好的文本形式会彰显好的文本内容；反之，不好的文本形式，也会将好的文本内容遮蔽、打折扣。2011年出版的本人论集（即初版），无论封面设计还是开本、装帧等都不太理想。本来，文本形式如何纯是出版社编辑的事，但为了把增订本做得更好，笔者还是专程赴出版社，与责任编辑、装帧设计编辑，当面敲定拙集增订本的文本形式设计。较之初版，新出的增订本，封面采用特种纸特种印制，素雅而时尚；开本采用正度大十六开，亦显端庄、大气；内页文字排版疏朗，周边留白较多，空灵通透；全套硬面圆脊精装，实现名副其实之升级，有了新的品相，也有了新的档次！
以上努力，做起来很拙、很琐碎，甚至还带有几分迂腐。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效仿工匠、安顿自我，让眼下五卷增订本少点遗憾，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并进而成为一套“合格”的当代书学出版物。
唯不知，我的奢想实现了没有？
2021年5月改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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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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