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与行千里路

古人很重视读万卷书与行千里路的辩证关系。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主张“出户”，又主张“读书”。他认为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顾炎武把它家乡的书读遍之后，用四匹马驮着书，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西北，访俗问民，最后写成了有名的《日知录》《肇域志》。他是“读书”与“出户”关系处理得恰当的人。《史记》既有读书得到的东西，又有司马迁亲自考察的材料，《徐霞客游记》则更是不可能不出户就诞生。社会、大自然是一本无字的大书，眼光敏锐者能发现其中精彩的句子。

   杜甫主张博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至理名言，但，也有博览群书却一宇写不出的书篓子：南宁的“硕学”陆澄，写宋书书就一字写不出，人称“二脚书橱”；李邕之父李善博古通今，也一点文章写不出，人称“书簏”；《颜士家训》里那个买驴博士，“书卷三纸，未有驴字”，就买不来驴。相反，有些人能武能文：张良、韩信、曹操、范仲淹等人都经天纬地，作文章“倚马可待”——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出户”。

古人关于“出户”论及的甚少，对“读书”的见解颇多，其中又主要在“博”与“精”上有分歧。

   关于博与精，同为清代学者的戴震和江藩，就主张不一。戴震主张“学贵精，不贵博”。江藩主张“读书易博，先博后约”。陶渊明主张“好读书，不求甚解”，有点博与精的辩论意味。郑板桥说：“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知暴富儿，颇为用钱苦。”说得很挖苦。老子主张“少则得，多则惑”。孟子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刘向认为：“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总之，关于博与精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朝诗人尤袤说得漂亮：“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看来，根据需要有目的地细读书，成效才大。

   有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赵光义的宰相赵普照，原识字不多，宋太祖时就是宰相。他听了太祖的劝告读了书，到太宗时说：“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论语》偌陛下致太平。”他喜“读书”，又喜“出户”，就是“出户”与“读书”的结合。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古人尚且做到了，那么，在我们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的今天，不更应该身体力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