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学文化研究的层面分析，不同民族的数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及其数学思维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数学思维的差异，甚至影响了不同民族理性精神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数学是以竹棍作为工具（筹算）形成了古代先民的数学模式，这种竹棍运演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分化为两个分支。
其一，形成了以《周易》64卦为操作运演方式的，具有文化解释力量的神秘与理性的结合体。这种解释形式经孔子的强化，最终成为儒家文化，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性解释模式。这种从原始数学（竹棍运演）中分离出来的方法把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力量逐渐演化为一种理性的力量。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不同朝代，乃至现代。《周易》的思维方式，即阴阳互相矛盾，对立，调整，结合的思维方式，仍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思维方式。
其二，中国古代数学的另一分支的发展，就是从原始竹棍具有的神秘与数量解释功能中分离出来的，没有任何神秘意义的技艺型的筹算体系。筹算数学与《周易》的筮法，把中国古代数学（竹棍）中的神秘性与数量性完全分离，筹算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法。尽管中国古代也重视数学的教育，但那只是在实践生产中的运用，是一种“管理数学”或“应用数学”。这种现象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数学价值观念是一种实用技艺的数学价值观，即在中国士大夫群体中，乃至在整个民族中，认为数学（筹算）就是一种实用的技艺。中国的诸子百家中无一位数学家（墨家仅涉及一部分逻辑问题，又称为绝学），这与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所有文化精英都精通，崇拜数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实用技艺的数学文化价值观，使数学家群体不在应用之外去追求方法，逻辑，体系的理性的构造。例如，曾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刘徽，曾是中国第一本数学专著《九章算术》的传世注释者。但他明确表示，《周易》具有沟通人类的道德，规范模拟事物的道理，而他创立的筹算法则，只是配合《周易》的说理作用。这与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用数学解释世界，构造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技艺实用的数学文化价值观中，中国古代数学就会追求快速，准确，方便，实用的发展方向，而不再追求内在规律，逻辑构造方式，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各种现象的解释描述不感兴趣。由此，中国古代数学虽然也使用逻辑思维，但与古希腊严格地采用演绎地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数学则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方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并以此来解决实际问题。
在人类地原始思维发展中，数学思维是人类最早地思维训练，是最早的思维发展，思维模式定型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推动了。中国的《周易》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解释方式，作为一种理性思维的模式，它只具有竹棍运演最初的64个形式，并由此形成了相互关联的64卦的运演。又由于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把思辨的范畴确立在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之中，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中国的实用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古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生的追求解脱之路（如古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这种实用理性的追求，使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在《周易》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没有形成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也没有办法吸收数学中演绎的，形式化的逻辑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思维，中国文化追求活动某种非逻辑形式分析所获得的真理和领悟。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非常丰富，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它是一种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
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数学思维和民族思维，是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发展形成的，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民族思维方式支持从古至今的华夏文明的进程。
从思维模式的层面分析，中国民族思维方式，数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由古代数学分裂发展的两个分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