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聚落规模只是指标之一，下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内涵。
郭教授断言：“郑偃（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引者注）所发现的兵器、礼器、大墓，往往不及盘龙城的规模”（122页）。对于礼制建筑与礼器这类可代表文明发展程度的遗存，作者秉持避重就轻、视若罔闻的原则，弃而不用。
例一：
对自己浓墨重彩推出的东亚第一中心大邑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作者仅如上文所言稍稍提及，却不肯用图，尤其是比较图。大邑与边城器物的差异，一比便知高下。但熟谙两地材料的郭教授，偏偏不做，为什么？我们贴上张同一比例尺的图看看吧。
盘龙城出土最大的铜圆鼎 通高55厘米
郑州商城出土最大的铜方鼎 通高100厘米[1]
在礼制上，方形器较圆形器为重，这是众所周知的。
而郭教授说：“盘龙城既是古代文明区，继承上古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的政权与技术，又掌握了金属矿。郑州则属江河平原的北界去，在资源上只能依靠南方。学界已注意到，郑偃地区除了三城（指二里头、郑州、偃师——引者注）之外的遗址都未见有青铜器，这证明了郑邑是二手的青铜文明”（121页）。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遗存之间数百年的文化不振乃至断裂，二里头、郑州、偃师三邑外青铜器（郭教授还没限定于礼器）的多量存在都可以完全无视。
例二：
对于盘龙城中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约公元前1400-前1300年），郭教授本也该浓墨重彩的加以推介的，但她却几乎不置一词，为什么？因为这不支持其从大溪到屈家岭到石家河到盘龙城，东亚最先进的“先楚文化”了无中断的断言。三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在长江中游的早期文明中毫无踪迹可循。如果我们说这类建筑也见于同时期的二里岗文化，她会说那是南方大邑影响北方边地的结果。但我们在约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这类建筑最早的形态[2]，你可以说它们是各自独立发明、毫无关联的，但却不能说是孙辈影响了祖辈吧？
当然，郭教授还有自己的算法：“根据发掘报告，盘龙城的建城年代是在四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一期（据最近的测试也约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注[3]）），但杜金鹏先生分析盘龙城的宫殿，认为之前也曾有宫殿建筑（注[4]）。所以四期的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相当高”（99页）。
如本读后感（4）所述，《盘龙城》报告将第四期城垣和宫殿的营筑及使用年代，订在“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5]，这里则变成了“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一期”；我们也于前文论证过单个测年数据与系列测年所得数据是不具可比性的，无视这些条件，就可以把二里岗上层的遗存变为二里冈下层，再比附到最新测年的二里头三、四期之际了。这样，盘龙城最早的宫殿建筑和城垣的建造，就都成了二里头时代的事儿了。再引杜金鹏先生上文中的推断，则盘龙城更可早于二里头了。但杜金鹏先生文中只是说：由报告知，“在建造一号宫殿和三号宫殿之前，这里曾经有早商建筑物，是否为宫殿，不得而知……不排除在一、二、三号宫殿之先，盘龙城已有宫殿建筑”。这些早于现知宫殿建筑群的建筑仍属“早商建筑物”，表明杜金鹏先生认为其不出二里岗文化的年代范畴[6]。除了郭教授，还真没有学者认为盘龙城的宫室建筑和城垣可以上推到二里头时代。
郭教授认为，“盘龙城一期的文物仅见于二里头二期文化（这恰好说反了，盘龙城有二里头的因素，而二里头则不见盘龙城的因素。——引者注），这证明二里头文化不仅比盘龙城晚，受到盘龙城的影响更晚，且更晚发展到相当盘龙城的水平。可是发掘报告为让盘龙城一期与二里头二期相符，在误差范围内将盘龙城的年代调往最晚，而二里头年代则调整往最早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明显就有'二里头是文化发祥地’的前提。若我们回到考古资料上加以严谨检视，不难发现江汉盘龙城一、二期其实都早于偃师二里头”（90）。
这就是郭教授的“严谨检视”。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2] 赵海涛、许宏、陈国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新收获》，《2011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6月。
[3]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4] 杜金鹏：《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48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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