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化的梅毒谜团

转发至: 导语 　　近日，东南大学一位毕业生公务员考试总分第一名，但在体检环节陷入了“梅毒谜团”，在同一家医院竟然前后两次体检结果不一样。相关部门说以官方核定的医院为准，“要相信组织”。事实上无独有偶，早在2005年，安徽一大学生也曾因体检结果为“梅毒”而被淘汰，但那次也是“两地医院检验结果迥异”。实际上，类似梅毒、乙肝之类的疾病恰恰最容易被权力利用，这其中既有公众的恐惧、道德的压力、权力的狡黠，更有思维方式的潜在作用。在社会流动变得异常僵化的时代，似乎很难有一个环节能够逃脱被“绑架”的命运。【往期回顾】 BRIEF 1 梅毒在别处 疾病的“文化输出和交流” BRIEF 2 比病更难治的是思维方式 隐喻文化最容易被权力挪用 BRIEF 3 那些被污名化的疾病 与“道德”挂钩 背后也有利益链

BRIEF 1 梅毒在别处 疾病的“文化输出和交流” 　　在人们的观念中，性病从来与“不道德”紧密相联，所以中世纪欧洲意大利将梅毒称之为“西班牙病”、“法国病”、“高卢病”，法国人则称之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英国人则称之为“法国痘”、“法国病”，俄国人则称之为“波兰病”，日本人则称为广东皮疮、中国疮或唐疮……在这种称呼下，潜藏的是对“他者”的歧视、道德指责，认为他人应承担责任。在人类历史中，这也算是疾病的“文化输出和交流”，有时它们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而梅毒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文明即梅毒 　　关于梅毒的文化输出，钱锺书《围城》里方鸿渐在县立中学那番“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演讲最为经典。他海阔天空地大谈鸦片与梅毒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至于梅毒更无疑是舶来品洋货。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杨梅疮。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那很容易，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赣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钱锺书在这里不仅大致描述了历史上梅毒的传播路径，还讽刺性地挖苦了一些文化名人或天才。 　　 1901年，法国戏剧家白里欧（Eusene Brieux）发表了震撼一时的名剧——《梅毒》。这是继易卜生的《群鬼》以后，用最婉转的手法，写出梅毒的可怕的重要著作。全书不用一个刺激道学家的字眼，却道尽了道学家所难表现的“道学”。 　　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纪录。所以合理的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正所谓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 溜进中国的梅毒 　　梅毒这种病何时来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年代，最晚不会晚于1505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去世前一年，距离发现古巴、海地等岛不过十三年。十三年间，梅毒遍历美欧亚三洲，不能不说是高速度的“文化交流”。 　　在1505年以前，中国书籍中，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有人以为司马相如传中的“消渴”、李白诗中的“花柳”〔注四〕、孙思邈医书中的“恶疮”都是古代有梅毒的明证。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梅毒根本是舶来品，是道道地地的洋货。 　　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单方》）。因为毒疮像杨梅，所以也叫杨梅疮。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杨梅疮总论》说：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疮疡全书》中“杨梅”条下说：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梅毒所以叫做广东疮，是因为是由广东向内陆传来的。 文化的传播不要妄谈选择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煞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 　　梅毒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 　　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间。一些浮夸的人相信文化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选择，可以一方面“发展自己之长”，一方面又“兼有人家之长”，这样“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的结果，可以“超胜古人、西人”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不过这样的如意算盘和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有的，一切还是从事实出发才能稳妥。

BRIEF 2 比病更难治的是思维方式 隐喻文化最容易被权力挪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疾病素来是关于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象征，给疾病附以隐喻古已有之，很多疾病都被打上道德烙印，不仅仅代表医学上的单一意义，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因可能挑战或颠覆社会上的文化常模，故而常被赋予神秘的传说，或被加上外来、异己的标签。

作为隐喻的疾病是人为制造的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变得活灵活现。 如一九七六年，“四人帮”除了成为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毒瘤”。 　　在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九三年》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郭文为革命开脱责任，尽管革命造成了流血，这当中也包括自己行将面临的处决：“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只要有一棵老橡树被击倒，无数森林都会健全起来！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能有别的办法吗？它所负担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而当一位中国老奶奶拿她调皮的小孙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常常会把他称作“小瘟神”。但实际上，疾病仅仅就是生理性的疾病而已，它的隐喻化是人为错误的产物。在这种隐喻的文化中，最容易被权力挪用的恰恰是那些貌似“邪恶”或“不洁”的疾病，它们被人为地与“道德”挂钩，成为卫道士们打压旁人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权力机关的话语武器。 “梅毒”为什么能成为打压人的话语武器 　　前几年流行一句骂人的话：我唾你一脸的梅毒！这是一句非常不可思议的句子。一是因为语法之突破，二是语气之恶毒，确然为刻毒之最。但当“梅毒”二字成为一些社会机构手里的“棒子”，成为那些隐秘环节的帮凶，那么就需要警惕和反思了。 　　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梅毒是继结核病后又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个可预测到的后果，通常是与梅毒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着于梅毒之上的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种独特的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该病的人格类型。梅毒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 　　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波德莱尔曾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遗传（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伏尔泰的《赣第德》——这些，都充满了对梅毒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 　　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书中，梅毒也被讨论过，位置在麻风与疯狂之间，大概是一个过渡时期，在疯狂取代麻风病成为一种“非道德暗示”之后，梅毒便复原为普通性病。而在现代医学中，梅毒的病理已经很清楚，并且能得到有效治疗。但对“梅毒”的恐惧和想象依然会被现代权力机制所利用，成为受歧视和侮辱的隐喻和象征，成为打压对手的手段。 疾病的政治在于驱除异己 　　疾病是与人类生活高度关联的自然生理事件，但又是负载着道德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化事件，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连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等都牵涉其中的政治性的隐喻。 　　虽然“全球化”是今日之事，但对某种疫病患者的歧视却是全球各地千百年的习俗。例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都曾把麻风病患者看成鬼怪，认为是神对人的惩罚，对患者实行隔离甚至迫害。对麻风病人实施的驱逐与隔离，启迪了人们对新型瘟疫暴发时不幸染病者或疑似者的驱逐与隔离；而对所有疫病患者的驱逐与隔离，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异己的驱除和对整个社会的分隔。 　　由疫病控制引出了种种“规训”与“惩戒”将人们进行复杂的划分与深入的组织监视与控制，也是疫病影响、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疾病本是个体生命的暗面经验，是由生到死再平常不过的生活过渡，但每个人的健康已经与整个现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落实到某种权力政治体系之中。

BRIEF 3 那些被污名化的疾病 与“道德”挂钩 背后也有利益链 　　 除了梅毒的污名化、被用来打压弱势者，长期遭受误解而饱受污名之苦的疾病，如罕见疾病、精神病、艾滋病等病患，患者及他们家属所承受的歧视与压力都很大，其中罕见疾病、癫痫及精神病患常被曲解为“遭天谴”或“祖宗缺德”所致，令家属感到羞愧。唯有将所有疾病的“污名”完全去除，让罹患各类疾病的病患都能无所顾忌地求医就诊，视病犹亲地看待一切病人，才是维护权利的根本正途。社会是个整体，一方有污名，其实其他的方面都会受损失，只不过有的损失是慢性的和隐蔽的，但或许更为根本。文化上的歧视一旦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挂钩，就自然带来无穷的危害，食苦果的也将是社会的整体。

网瘾成了精神疾病？ 　　近些年，网络使用和与其相关的青少年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同时，在精神卫生领域，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被强调。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强调与网络使用相关的精神健康问题理应水到渠成，但是《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发布却遭遇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 　　反对者认为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是荒谬的，是对使用网络的妖魔化，其本身就是疑似精神病，并且指出将网络成瘾精神疾病化其实是由医疗卫生部门和药品制造商的利益驱动所致。 　　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遭到了如此激烈的抵抗和反对，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是精神卫生部门对附着在精神疾病这一范畴上的社会含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与其说反对者质疑专家的意见，不同意把网络成瘾看作是一种精神疾病，不如说他们是在抗拒精神疾病的标签和污名。 乙肝：普及常识，还原医学本质 　　2005年1月17日，在安徽发生的全国乙肝歧视第一案的直接推动下，人事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意在消除招收公务员体检工作中的单病种歧视等问题，使公务员录用体检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而劳动部也曾规定，2008年1月1日起，严禁用人单位对员工和应聘者进行乙肝病毒携带的血清指标检测。对于全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初，乙肝表面抗原检测手段引入中国，检查发现全国十分之一的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上海爆发甲肝流行。于是两件事情被搅在一起，两种传播途径截然不同的疾病被很大程度上混为一谈，乙肝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自此之后，一些无良医院、无良药企和无良媒体，大发“乙肝财”，一方面严重歪曲乙肝的传播途径，严重夸大乙肝病毒感染的后果，一方面吹嘘药品疗效，造成社会对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普遍误解，以及携带者的经济和感情损失。 　　将一个疾病去社会化，去污名化，还原其医学本质，还原其公共卫生学本质，这是应对一切类似问题的策略，从艾滋病到乙肝，概莫能外。这也是乙肝携带者们行动的策略。不是进行道德论战，不是进行反宣传，而是一点一滴地普及常识，一点一滴地消除恐惧。 艾滋病：消除歧视和污名 　　在许多社会里，性被看成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公开谈论性被看成是下流的，性行为也被认为是危险的，性行为通常都要受到社会的严格规范。各种婚姻制度就是一种对性行为的规范。“贞洁”即是对妇女的一种性规范。中国古代的烈女传、贞节坊便是对妇女性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汉族的传统文化而言，婚前或婚外性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在基督教社会里，圣经里的“原罪”便是指人类的男、女始祖在魔鬼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导致性堕落。欧洲古代和中世纪，许多疾病尤其如麻风病、梅毒、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等，被认为是与性相联系的疾病或传染病，被认为是上帝对患者的不道德行为或犯罪行为的惩罚。病人及其家人因此要背负耻辱，被社会歧视、排斥，甚至驱逐。 　　直至20世纪初，天主教教会仍认为即使是夫妻间，不是为了生育的性交也是不道德的。而多性伴侣、及时行乐的性关系、同性恋更被视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的行为。 　　艾滋病的问题已经被社会高度道德化，一提艾滋病，首先进入人们脑海里的符号意义便是杂乱性关系、同性恋和吸毒等“不道德”的行为。当一个社会充满了歧视和污名化现象，社会就难以安定。当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充满歧视，对他们污名化，他们就会隐匿消失在社会当中，从而使防治工作难更加困难。因此需要有法律的保护，需要宽容的道德，需要消除对他们的社会歧视和污名化。 结语 　　那位东大的毕业生在得知“梅毒”鉴定结果时写道：“我知道我不能打败你们，但是我要让你们感到痛。”比“疾病”更让人寒心的是被利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