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一种浪漫精神

 对于魏晋，钱穆有两句话最中肯：“政治无出路，激起老庄个人思想的复活。但个人思想盛行，则政治更无出路。”魏晋名士的嗜酒嗑药也好，清谈远咏也罢，表面上风流放浪，但骨子里却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格。

 

魏晋风度是一种浪漫精神

叶匡政

    

　　小时我是把《世说新语》当传说看的。后来读到西方现代作家的一些事迹，会常常想到魏晋的名士之风，并不感到陌生。对于魏晋，钱穆有两句话最中肯：“政治无出路，激起老庄个人思想的复活。但个人思想盛行，则政治更无出路。”魏晋名士的嗜酒嗑药也好，清谈远咏也罢，表面上风流放浪，但骨子里却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格。

　　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演讲，使魏晋成了一种“风度”。即便今天，也常有文人以魏晋名士的做派自许，其实学到的不过是一些风情，离风度或风骨还差得很远。魏晋名人很多，但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竹林七贤。这七人就像七棵参差的竹子，散立在岚气弥漫的历史深谷中，他们的姿态清峻超脱，风韵各不相同。  

　　当年司马氏当政，由于其倡导私德，社会上流行藏头掩面的伪君子，再加上郭靖等提倡人伦，知识分子交往也变得讲究虚文缛节。阮籍的言论行迹，最早表现出了破除礼法的决心。他一直躲避做官，但因恰逢政权更迭，他的躲官反被人们视作政治远见。司马昭时代，阮籍在山东东平做过10多天的官员，政绩是拆掉官衙隔墙，给官员们创造了一个公共办公空间，据说提高了办公效率。

　　只干了10多天，他觉得东平任务已经完成，便骑驴回到了洛阳。后来虽说干过步兵校尉，据说看重的也是兵营里的好酒。阮籍是典型的狂士做派，当年男女授受不清，阮籍全不在意。邻居有少女早逝，阮籍并不认识，也上门哭得一塌糊涂。不仅痛哭少女，嫂子走了他也来个十八里相送，反而让人怀疑起他们叔嫂间的清白来。隔壁酒坊有小媳妇貌美，阮籍便常去喝酒，醉了就睡在人家脚边，但人家的老公从不在意。

　　当然阮籍最惊动世人的故事，是他听闻母亲死讯的表现。当时他正和人下棋，对方一听阮籍母亲离世，敢紧要求停棋。阮籍却不停手，脸色铁青，非得先决个输赢。下完棋，他要过酒杯，几斗酒下肚后，才放声大哭，随后开始吐血。母亲下葬，他也吃肉喝酒，完全不拘礼法，然而却因内心悲伤，而形销骨立。即便对吊唁的客人，他仍是青白眼相待，倒是对携酒挟琴到灵堂来的嵇康，另眼相看。

　　嵇康与阮籍的狂放不同，他是一个狷者。虽然他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主张，但彻底弃绝仕途。他每日在树下打铁，但并非为了谋生，只是出于喜好。能有酒肉作为酬劳，是他最开心的事。嵇康和阮籍一样，长得都很帅，加上常年打铁，更是一个肌肉男。同是竹林七贤的向秀来看他，也不说话，只是埋头帮他打铁。一日有个景仰他的贵公子来拜访他，宾从如云。那知嵇康看到如此喧闹场面，连招呼也不打，仍旧抡锤打铁，而向秀在一旁拉风箱。这位贵公子叫钟会，也不言声，在一旁默默看他们打铁，看了很久，才驱车而去。钟会后来力劝司马昭杀掉嵇康，可能与此有关。据说嵇康手挥五弦弹了一曲《广陵散》，走向了刑场。

　　竹林七贤虽都好酒，但都比不过刘伶。刘伶天生异像，丑且憔悴，但他从不在意，个性非常张扬。他常驾车提壶，边游边饮，还让童子扛锹随行，称：“如果我喝死了，找一个地方随便把我埋了就行。”刘伶虽在官场，但行为却异常不羁，常一丝不挂地在家饮酒。客人见此大骇，他却醉眼一翻地说：“我以天地为房，以屋宇为衣，你咋跑到我裤裆里来了？”

　　刘伶传世文字只有一篇《酒德颂》，讲的也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的自己，“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惟酒是务”，世界万物在他眼中，不过是过眼烟云，喜爱的只是酒中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竹林七贤的这类故事太多，宋人叶梦有句话说的好：“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不过是因“时方艰难，惟托于酒”，才可远避世故，以为保身之计。其实魏晋风度，说到底就是对真性情的推崇。老庄对真性情的看重自不必说，儒家其实也是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学问的基础。孔子思想中，“直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直”就是要人展示真性情，冯友兰对直的解释是“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是一种率性之道。《中庸》开篇说“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认为率性之举体现的是对天道的敬畏，只有把外在天命转化为人内在的真实性情，才是真正的求道。

　　“诚”在儒家看来是直道的原则，圣人不过是实现了“至诚”的人，怀有赤子之心，内心不受任何蒙蔽，展示出的始终是真实无妄的情感。所以孔子明确说，与“谦谦君子”比起来，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一般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進，蔑俗轻规；而狷者多性格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这一张一弛的儒家风范，也成为历代大学者的追求。后人多误解孔子所说意思，舍却狂狷，直接寻求什么“中行”之道。孔子所言“中行”，并不是指狂狷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而是指进则进取、退可不为，时而狂时而狷，二者兼而有之的求道行为。

　　因为有了魏晋这个传统，其实历代推崇的文人多属狂狷之士，或者狂，或者狷，或兼而有之。从善为“青白眼”的阮籍开始，到“我本楚狂人”的李白、“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到“嗟我本狂直”的苏东坡、“遂为狂疾”的徐文长，再到“其心狂疾，其行率易”的李贽、“负尽狂名十五年”的龚自珍等等，可以说历代很多著名学者都留下了或狂或狷的美名。牟宗三有个观点，很值得当代人思考，他认为狂狷之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浪漫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

 （选自2017年第7期《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