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道理论”
时间：2014年12月29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810会议室
 0 |
| 主持人秋风教授 [保存到相册] |
为什么出版“治道文丛”？
秋风：各位老师、同学们，我们弘道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了这次活动。这次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两本书展开，我出于私心，又增加了一本书。为什么要加进这本书呢，因为这是我们策划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三本，丛书名字叫做“治道文丛”。第一辑中有四本书，这里有任锋老师的《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任文利博士的《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我的《建国之道：周易政治哲学》，还有一本是集体作者编著，由任锋和顾家宁博士一起编辑完成的，书名是《儒家与宪政论集》，明年三月份即可出版。
本次活动主要谈两位任博士的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任锋，另一位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任文利，谢谢两位作者的到来。今天也请来两位非常活跃的年轻学者，他们是本次活动的对话嘉宾，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庞金友，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李筠。
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道理论”，之所以确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丛书名称是“治道文丛”。“治道”是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共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我们这三本书也都有“治”或“道”这个词，这应该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点。这套书试图阐明中国的治理之道，不仅有从儒家义理的角度，还有从历史的角度。任锋博士的这本书比较侧重于义理和思想史的角度，而任文利博士则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对观。不管切入角度如何，但关注的焦点都是治道。
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就围绕着“治道”这个词展开，先请两位作者围绕自己的书谈一下各自所理解的“治道”是什么，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讨论“治道”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尤其是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解决究竟有什么意义。两位可以围绕但不限于这个范围展开论说，每人一刻钟时间，我们首先从任锋博士开始。
新宋学与中国的法政理论创新
任锋：很高兴在金友和李筠的帮助下，能够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大家交流下本书的心得。这本书是我十年来文章的合辑。第一篇文章是2004年写的《经世精神与皇极观念：宋儒的洪范思想传统》，发表于《汉学研究》（台北2005）。最后一篇文章是今年发表的《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横贯了2005一直到2014年这十年的时间，我百分之八十的文章都收录进了这本书中。之前本人并没有专著，这也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可能因为我个人也比较迟钝，2005年我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南开大学，因为评副教授职称的时候并不要求专著，我也就没着手，后来发现现在的博士毕业都开始出专著了。我现在开始赶这个时髦，还算尚未晚矣吧。
这本专著大概收录了26篇文章，在学科性质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是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前者其实潜伏一个不小的野心，就是在接续近世传统的意义上重新复兴宋学视野，或者说做新宋学。后者则是在一种文明复新的因缘中来开拓既有法政理论的范式创新。在主题上，正如这本书拟定的名字，“道统与治体”，副标题是“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可能这样的题目放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界是一个相当冷门的题目，或者说作为一般的政治学的研究者，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些词语、概念还要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使用，使用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其言说的有效性在什么地方。
我想，这需要作者本人有一个交待。其实这跟我入学的门径是比较相关的，因为我从本科到博士一直都是在广义的人文学和历史学的范围内学习，但2005年到现在加入了政治学界，存在一个专业的跨界，所以我的文章也经历了一个从历史学，特别是政治思想史，进入到当今的政治学理论领域的转变，也就是从历史学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转变到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并且又进一步延伸到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轨迹。从我个人治学的心得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启示和价值的。特别是当我和其他的同龄学人、老辈学人相比的时候会发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现在《政治学概论》或《政治学导论》这些入门的书所灌输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西学话语下的知识，是现代西方提供给我们的一套理论体系，从基本概念到命题再到理论的范式，比如权利、民主、法治、政体、统治与治理等，基本上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舶来品。作为一个长期从历史视野关注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会发现这在知识构成上有种致命的单一，其实是提供给当下的中国人了解政治世界的一套工具，但这种工具很要命的是近三百年来西方人在他们的实践脉络当中生成的产品。这种单一性其实存在从原初地到引入地的适用性的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最近我在读1913年首届国民会议制宪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每次会议都有关于议题的讨论记录，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政体革命而遇到政治秩序的大转型，尝试用一套宪制的语言把秩序构架确定下来，但是在确定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很强的古今中西之间的碰撞。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政治世界是什么，人们思考政治世界中的核心要素的语言、表达、理论应该是什么，当时的人们应该说是毫无准备。大部分的议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意识到了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信仰自由看起来是当时西方对现代民族国家宪制应该提供的一种基本原则，但他们马上意识到，信仰自由这个东西放在中国适用性强不强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所谓宗教状况是什么，需不需要有相应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等规范性的宪制规则，这在当时就有一个热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围绕着一些可能大家不再熟悉的主题，比如说孔教是不是一种国教，比如说儒家作为一种国民教育的宪法地位是什么，比如说儒家作为国民信念的主要支柱和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自由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当时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引起了很强的争论。而我的观察是，那样一种智识心理，也就是说国人在面临政治世界进行思考的时候，用来思考自己政治实践或政治现实的语言和思想资源，在不得不倚重西方语境的时候，对自身的自我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一套什么样的思想和语言把这种既有很强大的精神宗教的共识传统也就是儒家与现代的信仰和宗教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宪法言说，而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自身的理解。关于对自身政治世界的宪制秩序的自我理解，最近这些年，我觉得情况有些变化，变化的主要端倪，就我们政治学界来讲，主要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看起来蒸蒸日上，在世界舞台当中慢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怎么解释“中国崛起”现象，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政治学语言或法学语言，这在社科界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坚持用西方现代衍生出来的一套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还有一种是主张运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运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自身提炼出来的语言进行解释，进行愿景规划。我想在这两个路向之外，特别是第二个路向，他们的冲击其实是不容小觑，虽然他们在价值立场上往往有政治上投靠的种种嫌疑，但是在知识上的确比第一种路向有所突破。当然我认为这种突破是不够的，不够就在于始终是就1949年之后的六十年论六十年，无论是用前三十年讲后三十年，还是用后三十年来统前三十年，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都突破不了这六十年的范围，最多把这六十年放到中国现代的革命事迹中重新叙述。
对于我这种从传统历史的研究开始学术历程的人来讲，这种眼光太短了，因为中国人政治的自我理解其实不只是这六十年的事情，中国是一个文明体，这种文明体之所以有几千年的道路，它背后有一套治理架构和一套政治智慧在支撑，这种政治智慧的言说在20世纪以来遭受到了大家长期的忽视、轻视，甚至抹黑。我自己由于从事研究的独特机缘，我最早接触“治道”是在跟张灏先生读书的时候，张灏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有一篇非常具典范性的论文——《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提出了观察“经世”思想。张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经世”思想的三个层次，一是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突出中国文明强烈的入世取向，这和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第二个层次是“治道”，第三个层次是“治法”。我就是从这个启示逐渐关注到中国人在表达政治理念的时候用的什么词汇，后来我在大量的翻阅中国人经学的、史学的、子学等典籍之后发现，当时中国人广泛运用的“治道”、“治体”、“政体”、“国体”等，但后二者绝不是现代意义上运用的，而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治道范畴运用的。我就很好奇这些，比如“治体”是什么意思，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研究浙东学派就研究它的意思，还有“经制”、“国本”、“公论”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不太用的，但当时很常用，现在也偶尔出现。这些概念都引发我继续追问的兴趣，试图弄清楚大家在用的时候内涵是很么，外延是什么，用来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时候所指向的政治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这是推动我一步步思考的动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