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青岛的一位住院患者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医院收红包的价目表：心脏中心：最高万元，理由是在心脏动刀必须谨慎；妇科：600元到2000元不等，理由是女性都很重视身体；外科：1000元到2000元，紧急情况下更得小心；还有麻醉科：600元，别小看他们，手术中也很关键。（8月1日 中国广播网）
毋庸讳言，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根除的社会现象。比如，如果不送红包，就不给提前安排手术，手术刀痕会很粗，连麻醉师也耍小性子，敷衍了事……总之，不送红包，医生护士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这些天被公众强烈关注的“深圳助产士疑没收红包缝住产妇肛门”的事儿，显然就是一个现实注脚。
对此，人们可谓是深恶痛疾，却又无可奈何，长此以往，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操守何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之归咎于制度惩处的不严厉。很多人就说，美国医生出现医疗不良行为会被吊销执业资格，而国内对于医疗不正之风的惩处实在是过于“轻浮”，警告、批评、扣发奖金，顶多是开除了事。道德缺位，制度严惩再缺位，医德如何不沦丧？这虽是事实，但制度惩处不够“严厉”却未必就是医疗红包明规则化的主要因素。当“杀一”不能儆百的时候，就不能不找找别的原因。
制度终归是靠人来执行的，再完善、再严厉的制度，能不能落实并发挥制度效能，还是取决于人的因素。即便有严厉的惩处高悬头顶，破坏规则的行为也会铤而走险。所以，对于长期运行的职业操守而言，需要让人敬畏制度而不是恐惧制度——而这种制度的敬畏，来自于自发的认同而并非一时的“震慑”。
在笔者看来，要塑造这种对于制度的自发的认同感，关键是要确保公平的规则不被逾越。举例来说：在一家医院里，专家们四处走穴获得高收入，而工作于一线的医护人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久而久之，职业操守坚守就成了一种笑话。还有内部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越是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收入越高，越是一线医护人员收入就越低——我认为这也是医患红包越演越烈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让基层一线医生不收红包，首先要“专家”少走穴；这就好比要让大学生不去抄袭论文，首先确保大学教授不能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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