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欲:殊途同归的鲁迅与弘一法师(节选)
作者 | 宋立民
编辑 | 晓枫婉月
李叔同(1880-10-23——1942-10-13),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所作歌词《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先后培养出丰子恺、刘质平等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其墨宝为荣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他苦心向佛,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被奉为重振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乃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太虚大师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总结其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南疆的夏日似乎格外地长,直到今天还是32度,不过秋高气爽,空气透明,昨夜见到的月牙亮的刺眼。虽非圆月,但“耀天心”却是恰如其分。
睡前,顺手取一册陕西师大出的、台湾陈慧剑先生著的《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看,今晨上网,方知是大师的忌日。
在那书的封底上,有鲁迅的一句话:“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记得传记上有鲁迅向内山完造先生讨得一幅弘一法师的写有“戒定慧”三字的条幅,不知是不是这回事。
据陈著后附的《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记载:大师是1917年(民国六年)正月初八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上人,法名演音,号弘一。春假后在浙江一师开始素食、供佛像、读佛经。1918年阴历七月十三日被剃离校的。那么,不久就是大师出家90周年的日子了。
而恰恰在弘一大师出家和剃度之间的一段时间,鲁迅写出了《狂人日记》,要向窒息国人灵魂几千年的“铁屋子”动手了。
两位我敬佩的大家在同一时间,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作出这一“左”一“右”的选择,后学应该如何评说?是入世和出世的势不两立,还是一页纸的正反两面?
我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沉思。
1905在东京求学的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佛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一群短发齐耳、身着白衣黑群的女孩子唱起了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送别》。词曲的含蓄和惆怅足以引发和拉长所有的前世今生的思念。
我依稀看到弘一法师身着旧僧袍溘然圆寂的场景。那么,同样是精通佛学的大家,“鲁迅为什么没有出家?”
于是,笔者情不自禁地想把弘一法师李叔同和鲁迅先生略作比较。
鲁迅小弘法师一岁,可谓不折不扣的同代人。不无巧合的是,两个人几乎于相同的时间到日本“遂密群科以济世”——鲁迅是1902年,李叔同是1905年。当然,他们是基于相同沉重的爱国情怀——鲁迅是发现“风雨如磐暗故园”,李叔同则是“愁黯黯,浓于酒”——抱着相同的目的:以科学和艺术改造中国、改变国人的素质。
而且,两个人又几乎是同时——鲁迅是1914年,李叔同是1916年对佛教和佛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鲁迅是受章太炎师的影响,“民三以后,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非常认真的对好友徐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徐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鲁迅先生此后的诗文中,时时可见与佛教有关的用词和用意,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里的“灵台”等等,常常信手拈来。而七律《题三义塔》中“偶值大心离火宅,始遗高塔念瀛州”和“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联中,用佛家语“火宅”和“劫波”喻人间灾难,准确而又生动,毫无牵强之感。应该说,鲁迅与佛家是有缘的。释迦佛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可见心净而行善者皆有“佛根”在心,而能否皈依佛门,在缘分深浅。那么,与佛有缘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没有似李叔同先生一样地毅然出家呢?
细细思之,一是出身经历的不同和由此产生的心态的不同。李叔同之父是与李鸿章同年会试的清朝进士,后为天津有名的银行家,家境优裕,教育条件良好。他自幼便迷恋书画金石,十三四岁时已写得一手好篆字,十七八岁诗词功夫已非一般,以至于“二十文章惊海内”,大上海无人不知“直把杜陵呼小友”的“古今奇才李漱筒”。留学日本后,李叔同考入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经名师指点专攻西洋画。同时又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还跟随名家研究新剧的演技。而后是一举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第一人,中国钢琴音乐第一人,中国西洋油画第一人——中国艺术教育第一人。他人生道路十分顺利,应该得到的都已得到,于是由艺术而入宗教,顺理成章。相形之下,鲁迅却是百步九折,倍尝艰辛:自幼为父亲的病出入于药铺和当铺之间,后来父亲去世,自己几乎成了“乞食者”。当李叔同声震黄浦滩头,应许幻园之邀住进城南草堂“李庐”而春风得意实际,鲁迅却是为了生计怀揣带着母亲体温的八块钱的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吃尽颠沛流离之苦。
1907年,当李叔同率“春流社”在日本为安徽大水赈灾义演《茶花女》,自己亲扮茶花女玛格丽特,赢得一片赞叹的时候,恰值鲁迅深受“幻灯事件”刺激,决然弃医从文之际——专科都不毕业的学历也是后来思想界的对手时常“小觑”的原因之一——而且,鲁迅办杂志流产、译小说滞销,还上当受骗地奉母亲之命回国接受那与朱安的无爱的婚姻,其心灵重负可想而知。因此,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的悲剧意识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使命感更其浓重深厚。他经常“不自量力”地思考的是用自己的笔“令旧世界动摇”,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与“跳出三界外”格格不入的。可以说,一生批儒反孔的鲁迅先生偏偏是脚踏实地地躬行着儒家的“修齐治平主义”。于是,在李叔同精研律典,成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同时,鲁迅却于黑暗中昂首前进,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实绩铸成了炎黄子孙的“民族魂”。
二是两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别。鲁迅1909年回国,两年后遇上辛亥革命。李叔同1910年回国,次年就遇上辛亥革命。两者当时的亢奋欣喜毫无二致。鲁迅是手持菜刀率学生绕绍兴城游行一圈,安定民心。李叔同则是挥笔疾书“满江红”,不怕“雪花溅作红心草”。然而,革命的结局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国人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一切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大失所望的鲁迅1912年进了先在南京后迁北平的教育部,“终日枯坐,极无聊赖”,转而较古书抄古碑消磨时日。而李叔同则是痛感社会黑暗,空言无补,遂寄情于艺术教育,进了距杭州虎跑寺不远的浙江一师传道授业,编歌作画。1916年前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不久,文学革命的先驱之一钱玄同便登门邀请鲁迅“做点文章”,以图毁坏封建势力的“铁屋子”,鲁迅由此写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因此,北平这一思想解放策源地的位置和好友钱玄同的邀请,在鲁迅的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
的确,一个人的人生关键几步怎样走、走向何方?常常取决于他当时是在什么地方而恰巧遇见了谁。与此同时,1916年寒假,李叔同则是读了好友夏丏尊推荐的一本日本杂志,对其中介绍的“佛食法”(气功中的“辟谷”)甚感兴趣,于是孤身一人到虎跑寺断食三周,并由此感到“精神世界一片灵明”,“自觉脱胎换骨,飘飘欲仙”。进而结交马一浮、彭逊之,日渐迷恋佛教,然后便是恳求跑虎寺了悟和尚收其为佛门居士。后来在好友夏丏尊的“爽性做了和尚,倒也痛快”的“愤激之辞”激发下,终于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声中剃度出家,开始了“茗煎冰下水,香烛佛前灯”的住持佛法的生活。因此,对于李叔同,杭州七年的教书生涯,以及夏丏尊几度“助缘”,亦是促成他皈依佛门的外部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在离开浙江一师前夕,将亲笔自撰的诗词手卷交给了得意门生丰子恺,并特地翻开了1905年东渡日本之际写的那首《金缕曲》: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庶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李叔同微笑着对弟子说:“我作这阙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淡然一笑之中,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暗示和后继托人的交接意味。无怪乎丰子恺对于恩师的出家理解得那么透彻:
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了,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静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好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梁酒才能过瘾。
在此,丰子恺先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人生欲”的角度考察弘一法师和鲁迅先生。
从表面上看,弘一法师度群生,立德识器,以佛学为归宿,与鲁迅先生的永远进击呼啸着战斗,以佛学为武器,是一静一动。弘一法师的绝笔是“悲欣交喜”四个字,悲平身之憾事,欣圆满地解脱(他在最后的时刻叮嘱妙莲法师:我圆寂后“助念”时,若看到我眼里流泪,并不是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鲁迅的遗嘱却是对所有“怨敌”“我一个都不宽恕!”两者又好像是一水一火。但是,如果同时把两者置于“人生欲”的观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两人恰恰“殊途同归”了。
李叔同作品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像弘一法师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苦行僧,颇类似于中世纪皮带鞭背、马革裹尸的基督徒,做的正是生命力最强烈、意志力最彻底的事情,尤其是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规定的律宗,更需要极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对于弘一法师,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弃绝人生欲望,反倒恰恰是鲁迅式的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一举一动皆有佛境。1941年,即弘一大师圆寂的前一年的阴历十月,他的法侣传贯从泉州带来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其花如伞,花蕊呈剑型,色红如血,弘一大师遂作一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要流血!
在抗日战争紧急艰难的关头,僧林屡遭陵夷,垂危之际的大师已然浑身“鲁迅气”而金刚触目了——这种“暗合”以至于“明合”难道是偶然的吗?
朱光潜先生从“救济公众”——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角度,发现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反过来说,弘一法师也更是以入世的、不遗余力的使命感,做着出世的、佛学的事业。——“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而鲁迅的一生,正可以用李叔同的那句“度群生那借心肝剖”来概括。换句话说,弘一法师所竭力弘扬的,又恰恰是鲁迅先生早已钟情的、十分注目的人类思想发达的“他山之石”。面对这两位“人生欲”均强于众生的精神现象界的大师,我们除了欣然坦然而心悦诚服地念一句“阿弥托佛”,还能说些什么呢?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呢。
是以纪念弘一大师忌日与不久之后的诞辰。
宋立民,男,河南商丘人。1972年参军,任乒乓球运动员。1978年退役并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执教商丘师范学院,为中文系教授,学报主编。1999年兼任河南报业集团《大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2002年应聘为岭南师范学院(原湛江师范学院)教授。现任岭南师院舆情与新闻评论研究所所长。
先后承担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等十余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出版个人专著《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智慧老子》、《与阳光有约》、《不悟斋韵语》等8种。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各类评论4000多篇,多篇为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先后负责《中国文化报》、《中国妇女报》、《金融时报》、《大河报》等多家报刊评论专栏。杂文《清明祭》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为国内知名杂文作家、新闻评论家。
《中国乡土小说史》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安徽省政府奖。《中国新闻学简史》获甘肃省政府奖。《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史》获河南省社科一等奖。199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教学技能)一等奖。为全国优秀学报主编,湛江市直教育战线十大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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