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的差异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也不在于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的区别。西方也有集体主义，只是西方的认同更多的建立在种族、阶级、姓别、职业、年龄等因素之上，当然，相对而言，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西方也有人治和礼治现象，也会很重视文化、愿景等等，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则更多的表现为圈子中的行为。并设计制度鼓励自组织，如发展出来的内部创业制度（internal star-ups）与自我导向团队(self-directed teams)，但西方更重视的则是流程、规章、制度，管理思维以规划与控制为主，因为这套管理预设了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所以组织是可以理性设计并理性控制的，这就是理性系统的思维。
西方的管理是以理性系统为主，辅以自然系统的特征。因此，西方的组织通常更强调“对事不对人”，以流程、规章、制度出发的，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通过设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流程，将员工化作大流程中的小螺丝钉。只是后来管理者们发现这些“螺丝钉”们开始表现出不满意的情绪，开始怠工和不服从管理，进而才产生了员工关怀、愿景管理等等一系列人本管理的元素，以提高“小螺丝”的工作满意度、归属感和成就感，最终提高工作动机。
与理性系统相对应的是自然系统，相信社会人的人性假设，人是需要关系、小团体、归属感与信任感的，所以人的结合是自然生发的，很多组织现象是不可能理性设计与控制的。中国的管理则一开始是就是从人出发的，是以自然系统为主，理性系统为辅。因而，中国人重视先管人再管事，强调“人对了，事就对了”。中国管理重视看人、收心，培训，因才器使，然后授权赋能，以期“我无为而事自成”。中国领导不会详细规定每个工作细节，而是在前期做好关系管理，建立信任之后，事情就是你的，所以领导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中国管理是先承认自组织，效率不是来自于规章制度、规划控制，而是来自于自组织，这是整个管理思维中最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企业管理，其他方面的管理原理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西方管理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这些内容在远古时候就在应用，在我国古代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现代我们没有很好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