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如何无视道德

 最近看了一本书，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副标题很长——“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2003年出版。作者一位叫拉古拉迈-拉詹，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等职。另一位作者叫路易吉-津加莱斯，也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据点之一，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一下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例子。
两位教授在书中介绍说，美国“最近”（应该是在2003年该书出版前不久）出现了一种“圣餐”（Viatical）证券，这是一种针对人寿保险而产生的金融衍生物。比方说，很多人买了人寿保险，有些后来得了大病，例如艾滋病。艾滋病不能进入商业医疗保险，只能自费。但是治疗艾滋病又很贵，得病的人有些不富裕，他们从哪里获得治病的钱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了他们的人寿保险单。人寿保险单是指人死了之后，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一笔钱，保险单上有指定的受益人。但是，人没死的时候，拿不到这笔钱。“圣餐证券”的概念就是，病人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卖给“圣餐证券”持有人，就可以在生前换得现金，用来治病或养病。
人寿保险单因为必须在人死之后才能兑现，因此，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人寿保险单的流动性很差。而“圣餐证券”的出现，使得本来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可以加快转换，这也算是一种金融创新。这种创新名义上使得不太富裕的危重病人，获得了融资的渠道和可能。粗听之下还挺人道主义的。但是，稍微多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人寿保险单在人死之后兑现的金额是固定的，“圣餐证券”买卖人寿保险，一定要低于人寿保险单上的保额，才有可能在兑现时有利润。那么，如果病人治病的费用超出了最终的保额怎么办？
“圣餐证券”并不是以人寿保险单上保额的固定折扣，向病人支付现金，而是随时发生、随时支付。当然，它会有一个上限，总是不会超出保额，否则就赔钱了。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因此，“圣餐证券”最理想的状态是，刚支付没多少，病人就死了。这样的话，兑现的保额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最大，“圣餐证券”的获利也就最多。这就带来一个商业利益与公共道德的尖锐冲突：持有“圣餐证券”的人，无不希望病人早点死，快点死。一旦医疗技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圣餐证券”的价值就降低了。病人多活一天，对于“圣餐证券”的持有人来说，简直就是又抢了他一天的钱。
因此，“圣餐证券”从一开始就遭到道德批判。但是，这种金融创新的推动者们并不受此影响。他们认为，针对单个的病人，会因为单个病人的不同状况，而产生道德负疚。如果把很多人寿保险单捆绑起来，根据整体的、综合的情况来确定“圣餐证券”的市场价格，情况就会改变。首先，商业风险因平均化而降低了；其次，面对单一病人的道德负罪感，也可以被面对社会的“善举”所取代。事实上，虽然打包的人寿保险单变成综合的“圣餐证券”，似乎避免了盼望某一特定病人早点死的状况，然而，从整体上说，人们也可以认为，为了让“圣餐证券”这个金融创新获得最大效益，“圣餐证券”持有人更希望所有卖出人寿保险单的病人全部早点死，他们甚至不愿看到治病救人的医疗技术有新的突破。他们道德负罪感的降低，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本书的作者，两位大学教授是支持这种金融创新的。他们在书中说到：“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利用‘圣餐’证券，从垂危的病人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债券又起了非常重要的、甚至值得歌颂的作用：给那些艾滋病人（最近还发展到其他的垂危病人）提供的必要的资金，以减轻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承受的痛苦”。两位教授继续说到：“恰恰是是因为存在这种追求利益的投资人（或者说是‘贪婪’的投机家），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于所购买的证券的道德意义没有顾虑，才使得这个市场有可能发展起来。正是由于投资者认钱不认人，才使得艾滋病人得到了帮助”。两位大学教授甚至还用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来辩护。亚当-斯密曾经说：我们每天早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傅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挣钱。
对于两位教授的评论，我想说，这一“值得歌颂的作用”，只是商业利益为了美化自己而给自己贴的金。美国人倡导的自由经济，就是在每一个可能的领域的，无孔不入的赚钱。即便它确实给病人支付了现金，也掩盖不了它的罪恶感。跳开商业利益的纠缠，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对于治病救人，并不只有卖出人寿保险单这个唯一的办法。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就有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英国、法国的病人就不会面对这种状况，英国、法国的投资人也无需面对这种道德罪恶。这种“值得歌颂”的道德罪恶之所以在美国出现，原因只在于美国社会制度的缺陷。倡导自由经济的美国教授，不反思美国的制度缺陷，反而歌颂“贪婪”有功，鼓吹抛弃道德顾虑，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在赚钱的市场，并非是要治病救人。因此，美国的金融泡沫如此巨大，最终破灭，与这些教授的缺德，有着很大的关系。
至于亚当-斯密说面包师傅不是仁慈，而是要挣钱，我认为，不能把亚当-斯密的话绝对化，哪怕他是鼻祖，哪怕他是泰斗。商业活动对于社会来说确实必不可少，但是，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商业化。在很多有充分商业理由和商业价值的领域，即便具有明显的巨大市场，人类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依然会禁止其商业活动。例如，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禁止贩卖毒品。我们虽然不指望面包师傅个个仁慈，但是，我们也绝不希望看到，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只剩下贪婪，或者被伪装成善良的贪婪。
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两位美国教授应该好好体会一下2500年前孔夫子的话。“有道”、“无道”，区别很大。个人行为的“有道”、“无道”，汇总起来，就能变成社会的集体行为和风尚。追逐金钱是人的本性，根本不需要教授们的来倡导，只需要合理的疏导。为了某种精神价值而藐视金钱、拒绝金钱，是需要教化的，这才是教授们应该提倡和作出榜样的。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和维护高于金钱的精神价值，才是文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