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南太和山道教史料，历史文献记载虽零星分散，很多仅只言片语，但对于今天挖掘整理而言，于端倪间，循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神仙传》、陶景弘《真诰》、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等主要史料线索，无疑能发现蕴藏其中的重要历史价值，隋唐及以后的道士、文人和官员借题发挥的旁证史料也具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经对太和山历史文献资料考释和实地考察遗址遗迹后整理出拙稿，尝试以弥补现代嵩县文献中太和山道教记述的缺憾，其中谬误之处，亦请斧正。
一、太和山名由考证
河南太和山,古名南阳太和山、伊阳太和山，本文为简便起见统称太和山。
太和山一名见诸于正史：《隋书》（唐魏征）“鲁县有太和山”，《新唐书》（北宋欧阳修等）“伊阳，有太和山”，《读史方舆纪要》（明清顾祖禹）“太和山在县南（汝州梁县）”。
《神仙传.尹轨》（晋葛洪）、《真诰》（南朝陶弘景）、《水经注》（北魏郦道元）、《太平御览》（宋李昉）等史部子集亦有记载。
太和，古代指阴阳会和、冲和的元气。《易经·乾·彖辞》：“保合大和，乃利贞”。大，本作“ 太 ”。“以能保安合会大利之道，乃能利贞于万物”。《汉书》一00上叙传：“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流共源，沐浴玄德，禀仰太和”。
太和亦谓太平。三国魏曹植《七启》：“吾子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南朝宋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太和既融，收华委世。”李善注：“太和，谓太平也。”
太和山近京畿洛阳，或因太和年号而山名。
公元226年，太子曹叡在洛阳即位，称魏明帝。次年，改年号为太和，意为“天下极致和谐”。
太和山名，或与道家隐逸于此有关。
道家皆尊崇“太和”。宋张载说：“太和之谓道”。以“太和”来名山，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其含义指此山形成极早，即所谓“自有太极便生是山”，因而该山禀太和之元气，能“生天立地”；亦指太和之精气贯通天人，天地赖之以生，人性因之而成。太和山叠峦岫岩、精气升腾，多学道之人在此隐逸修炼，“当契太和”。
太和山一名，最早见诸于东晋葛洪《神仙传.尹轨》：“公度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晋永兴元年（304年）葛洪平叛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辞官，“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抱朴子外篇·自叙》）。这个时期，葛洪活动于宛洛间，与游医、道士等接触颇繁，访得尹公度在洛阳、陆浑和太和山故事，遂载入《神仙传.尹轨》。故太和山得名时间，应早于此前。
唐始，太和山名多见诸于诗词歌赋，如宋之问《自歇马岭到枫香林》、皇甫冉《渡汝水向太和山》等。《唐史》、宋《铁围山丛谈》均有太和山记载。
明清后太和山记述，多与武当太和山混淆。武当史料中太和山一名最早出现是北魏郦道元（公元470-527年）《水经注.沔水》：“水导源县南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上山。”
太和山汉、魏晋时属南阳郡鲁阳；南北朝时期游离于鲁阳郡梁县或伊阳郡伊阳县之间管辖，时武当太和山属顺阳府武当，两山的辖属界限清晰，而非一处。
武当道教经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敕封后得以较快发展，教派地位和影响力都非与以前。出于源出正本的需要，道家将对早期道教发展影响很大的马鸣生、尹轨和山世远等移植武当，把南阳太和当做武当太和也就顺理成章，即便到了现在，武当山道场中马鸣生、尹轨等仍被奉为武当始祖之一。
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年）《水经注疏》中提出，北魏郦道元试鲁阳郡太守期间考证汝水发源时，太和山“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荫”，“尹公度之所栖神处也”，都“既在径见，不容不述”。杨对尹公度出武当的谬论予以了纠正：“考《太平御览》八百十二引《神仙传》，光熙元年（注：306年），公度到南阳太和山中。光熙为晋惠帝年号，称南阳，则是鲁阳之太和岳山，非武当之太和山。盖晋时，鲁阳属南阳，武当则属顺阳也。郦氏系公度事於此，至确。乃近《武当太和山志》搜入公度事，失之。又《注》云，公度栖神处，是指《神仙传》之太和山。”
明代中期，太和山在嵩县当地被称作摘星楼，摘星楼一名也沿用至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和山道教的初兴
魏晋南北朝（220一589年）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教理论学说尤其是神仙学说逐渐走向成熟与定型。太和山道教在此时期得到初兴和发展。
太和山地区交通闭塞，与东、南面的荆楚和北面的京畿洛阳相比，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悬殊。据现代文物普查，发现嵩县南部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遗存，较周边地区有更多的分布，究其原因，并非这些文化在此地区更加兴盛，实际与所处偏域、环境闭塞关系很大。从近些年嵩南多处出土文物器形规制上看，既便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其社会发展进程，在嵩南一些地区一直延续到商周，甚至晚于秦汉。在由封闭落后的半原始社会向农耕时代的缓慢转变中，又迁徙入了以部落氏族形态存在的陆浑戎、伊洛之戎和楚地的诸蛮等外来居民。魏晋始天下诸侯割据，战祸频仍，襄阳沔水南北的“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北史》（唐李延寿）。这些自荆楚北迁来到南北各政权统治力不能逮的边缘地带的蛮族，也给太和山带来了原始道教，推动了道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东汉末年，以南阳张角的太平道为干系的黄巾起义被镇压，部分道教太平道信徒为躲避战乱，也辗转流落到了太和山。
太和山道教初时，道徒多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派别上以《太平经》所谓奉天地、顺阴阳五行而杂以巫术的太平道为主。随着张角黄巾中太平道骨干多战死，太平道组织无形解体，残余的信徒逐渐融入五斗米道中。早在曹魏时期，道教逐渐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较大的层次。五斗米道在上层门阀士族中逐渐传播，其地位日益提高，人们逐渐改称五斗米道为天师道。北魏寇谦之（365—448年）改革五斗米道形成北天师道。太和山道家师承北天师道。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和山道教人物
远离洛宛的血与火，在岫岩密林间，所有尘世烦忧尽消弭于足下，太和山成为“恨山不高，林不密，惟恐闲名落人耳中”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
求仙学道者以尹公度、山世远为著名。
尹轨（？-306年），字公度，太原人。“博学五经，尤明天文理气、河洛谶纬，无不精微。晚乃奉道，常服黄精，日三合，年数百岁而颜色美少。…公度腰中带漆竹管数十杖，中皆有药，入口即活。”《神仙传》（晋葛洪）他游医行走在洛阳、嵩县南部一带，后来从学于道士孟绰子、董士周。除医术外，亦道术博杂，既明天文星气，又精河图、洛书及谶讳之学，既能以丹药符箓为人治病辟邪，又擅长用铅锡烧炼金银赈济贫困。“公度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神仙传》（晋葛洪）
葛洪312年前后受广州刺史嵇含邀请南下路过太和山时，寻访得尹轨事故后载入《神仙传》，距尹于晋惠帝“光熙元年（注：306年）在太和山仙去”《太平御览》（宋李昉）不足十年，也此时始，活生生悬壶济世的游医成为葛洪笔下羽化列班能解厄济困的神仙；郦道元两百年后的北魏永平中（508-512年）亲历太和城向汝水“寻其源流”时，考证太和山确为“尹公度之所栖神处也”。其实，尹轨当时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且医术高超，只是后来被葛洪等神仙化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从神话到神仙传》一文中指出了神仙人物在被神化前的真实存在，“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神仙传》”。
在太和山隐逸者，前有马鸣生、孟綽子、董士周和尹轨，“晚又有山世远者，此诸人往来与之游焉”《真诰》（南朝陶弘景）。
山世远，又名山炼师，号“太和真人”，生卒年月与事迹不详。据《怀庆府志》记载：山世远为河内（今河南）人，师出尹轨。陶弘景《真诰》卷九说：“山世远受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和山道教方术“丁叹子”
年代无考的京里先生《神仙服食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和山道教方术故事：“故尹公度闻孟卓子、董士周，共相与言日：宁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车。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按此二人是服石得仙也。常患二物不可得，故言不用金玉与明珠矣。公度闻其语，意中密悟，乃请问用此物之故。首问不已，久许时乃告之煮石方也。一名丁叹子。子欲得不死，当食丁叹子。子欲无忧怀，当带地榆灰。公度乃慨然，与同学者，及弟子家中数十人，专索市此药，并煮石而食之，皆得仙道。晚共相将入南阳太和山中，多好石子故也。是以公度作．谶日：金盐玉札子丹吞，千秋万岁为天仙。何为急坐成泥尘，子丹吞者丁叹子也”。
“故帝舜登仓梧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茄、地榆耳”。
据北魏贾思勰（生卒年不详）《齐民要术》：“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难得，故尹公度曰‘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实黑如豉，北方呼‘豉’为‘札’，当言‘玉豉’。与五茄煮，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长久？食石畜金盐；何以得长寿？食石用玉豉’。此草雾而不濡，太阳气盛也，铄玉烂石。炙其根作饮，如茗气。其汁酿酒，治风痹，补脑。”
太和山道教丁叹子方术，被追求羽化得道的隐逸者奉为圭臬。
五、太和山道教的衰落
“盛世信皇帝，乱世信神仙”。魏晋南北朝动荡数百年，躲避战祸栖身于安静一隅道士们的聚集，推动了太和山道教的快速兴盛，也随着隋唐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佛教在洛阳地区的传播，在朝廷和佛教的双重挤压下，太和山道教逐渐走向衰落。
佛教自东汉初年进入中国后，逐渐在京畿洛阳及周边地区传播。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朝廷的推波助澜下开始飞速发展。北魏从天兴元年（398年）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起，到永熙三年（534年)魏分成东西两魏止，经历136年，先后十四位皇帝，其中除太武帝(424—452年)拓跋焘一度反对佛教外，其他诸帝都信奉或支持佛教。
魏太
公元452年魏文成帝拓跋濬继位之后，即下诏恢复佛教。从此，佛法重兴，特别是后来的魏孝文帝(47l—499年)元宏和魏宣武帝(500—515年)元恪在位期间，大兴佛事，北魏佛教渐入鼎盛。《洛阳伽蓝记》（北魏杨炫之）“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踪。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为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今龙门石窟，即开始营造于魏太和十八年（494年)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后。
北魏皇帝尊崇佛道至痴迷程度，佛道两家此消彼长，而与洛阳相去甚近的太和山道教亦中道衰落一蹶不振，渐渐淡出道家各派之外。
虽经隋唐宋元，太和山道教仍无起色。
明嘉靖中期（约1549年前后）“陈棐，赏胜伏牛山遂购别业于摘星楼以寄登眺”《嵩县志》（清康基渊）。
陈棐（生卒年代不详），字汝忠，号文冈，鄢陵人。曾任明都御使、甘肃宁夏巡抚。此人“是集诗文多率笔，奏疏亦多迂论”，“素善逢君，不为求荣得辱”（清纪晓岚等《四库总目》评语），在明廷年度工作大会上拍嘉靖皇帝朱厚熜马屁，“上大怒，谓棐舞文墨，辄欲将此上同天语，风示在外臣工，甚为狂僭”《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被贬为长垣县丞。
陈棐假以赏胜购摘星楼（明代太和山别称），其实相中的是太和山道教。嘉靖帝尊崇道术，常设坛斋醮敬献天神，以求长生不老。身边的佞臣如严嵩等，对嘉靖帝极尽揣摩铺张、投之喜好，以博取龙颜而平步青云。当时的朝廷内官员人等，莫不挖空心思地专研道术邀宠。时礼部给事中陈棐“遂购别业于摘星楼”，虚其赏胜，实其用意不言而喻。只是邀宠心切，惹的嘉靖不爽。被棐口口声声当做别业的摘星楼道场，随着棐本人被贬出明廷而不了了之，以至于道教太和山这个辈出神仙的地方，丧失了一次中兴的历史机遇，机遇眷顾了武当太和。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和山道教的地位和后来影响
（一）葛洪与太和山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和山道教对后来道教神仙学说产生重要影响，与葛洪神仙说密不可分。
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东晋太安年中，石冰作乱，追随吴兴太守顾秘起兵讨伐，升迁为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晋书》（唐房玄龄）
葛洪作为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他一生著述不辍，养生修道，以丹鼎生涯终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抱扑子》、《神仙传》、《肘后备急方》等。《神仙传》是葛洪为补充《列仙传》,广泛取材仙经道书、百家之说以及当世所传神仙故事而编撰的一部神仙传记。记载了上古至魏晋八十四位仙人的传奇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在道教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保存了大量的道教学和养生学的知识,更有仙人们的奇闻轶事,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进行了补充。
葛洪是魏晋时期神仙理论的集大成者，通过《神仙传》等神仙人物的刻画，包括对太和山尹轨的神仙化加工，拉近了神仙观念和道教的距离，使神仙观念和道教作密切的结合，这样，神仙观念就成为道教的主要观念。葛洪的神仙理论使道教的素质得到提高，奠定了南北朝时期世族道教的发展方向，在道教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之后，经过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改造，特别是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和《真诰》的出现，排列了神仙的详细谱系，把神仙观念完全纳入道教之中，使道教走向成熟。 由于神仙观念的影响，也促进了中国化学、医药学、养生学等早期科学的发展，推进了人们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探索，成为神仙观念的“副产品”。
（二）太和山道教人物神仙谱
经过葛洪、陶弘景等道教理论演变和神仙化，尹轨等真实人物走向了神仙道坛，南朝时尹轨“入太和山，去领杜阳宫太和真人”（南朝《真诰》），到了元明“入太和山，去领杜阳宫太和真人，今为紫虚阳光道德真师”（元《武当福地总真集》、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无论如何神话，尹规作为楼观派一代的宗师，在道教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太和山道教人物列入神仙谱系：
葛洪——四大天师之一；
陶弘景——蓬莱（都）水监；
寇谦之——天师；
尹规——太和真人、紫虚阳光道德真师；
山世远——太和真人。
太和山仙人：孟綽子、董士周。
二0一四年六月戈明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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