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科学能解答什么是理性吗？

文 / 胡塞尔

摘自：《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

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

然而，也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我们普遍感到悲哀的文化危机以及科学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出发，我们就会想到完全有必要对一切科学的科学性作严肃认真的和十分必要的批判，而同时注意不牺牲它们第一性的、在方法论成就的正当范围内无懈可击的科学性意义。

事实上，以上指出的整个观察角度的变化，正是我们所要采取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久就会意识到，这个不只是在我们时代，而是几百年来一直困扰心理学的问题(一种它所特有的“危机”) ，不仅对于现代科学中甚至数学科学中的不解之谜的出现，而且对于与此相关联的一类以前还不知道的世界之谜的出现，都有着中心意义。它们都可以追溯到主观性之谜，因而跟心理学的课题和方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我预先提示一下这一系列讲演的更为深层的意义。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的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公众的价值判断的转变。特别是在战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知道，这种转变在年轻一代中简直发展成为一种敌对情绪。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这些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普遍和必然的问题难道不需要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加以全面思考和回答吗？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对此显然是无话可说的，它们完全舍弃主观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让我们来看看精神科学。各种精神科学的特殊的和一般的学说尽管在人的精神存在(geistiges Dasein)中，即在人的历史性领域内研究人。人们说，它们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就象瞬间的波浪自涌自息，以及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变成烦恼，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活，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以哲学观念的新设想建立的自主

科学要求具有严格地建立起来的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并非总是在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一种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基础。特殊的人的问题在过去也并不始终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它们跟一切科学的内在关系，其中包括跟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比如自然科学)的内在关系，在过去也并不总是不加以考虑的。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科学就会在始于文艺复兴的欧洲人性的完全新的成形中具有意义，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具有主导意义。

为什么科学失去了这种领导地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本质的变化，即发生实证主义对科学思想的限制，从它的深层动机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本系列讲演的目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自己身上发生一场革命性变化。他们起来反对延续到那时的中世纪的人生存在方式(Daseinswoise) ，并否认其价值，他们力图在自由中全新地塑造自己。他们所赞赏的楷模是古希腊罗马人。他们力图仿效那种人生存在的形式。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理论哲学居于第一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依从于一切研究者，它独立于任何一个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实践的自主性紧跟着这种理论的自主性。按照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自己的人。对于更新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这意味着，不仅在人的伦理方面，而且整个人的周围世界、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都需要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加以重新塑造。

按照这种古代模式 (它最初只被个别人和少数学术团体所接受) ，一种理论的哲学应该这样来发展，它不是盲目地接受传统，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椰批判重新产生出来。

在此必须强调，从古代传下来的哲学观念，并不是现今流行的只讲述这些学说中的一派的那些教科书中的观念：古代的哲学观念虽然在其被接替之初扰有本质的变化，但是它在近代最初几个世纪中仍然在形式上保留了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的意义，即作为关于全部存有者的科学的意义。复数意义上的科学，即一切打算被建立和已经被建立的科学，都是依赖于统一的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始于笛卡尔的、勇敢地甚至过于激昂地提高普通性的意义的过程中。新哲学所追求的无非是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人们世世代代无穷尽地扩建最终在理论上联结一切真理的大厦，这样它可望解决一切可以设想到的问题——事实问题和理性问题，暂时的问题和永恒的问题。

因此，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有着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在于它们(不管是鲜明地还是含蓄地)都包含理性，——在它们的一切特殊的形式上的理性。显然，理性是认识论(指真正的认识论，即理性的认识论)的主题，是关于真正的价值(指作为理性的价值的真正的价值) 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指真正的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的学说的主题；在这里，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如果人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这个问题中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生物；如果人的历史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哲学的问题。那么它所涉及的就必定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禅的问题显然包含绝对理性的问题，它在此作为在世界中的一切理性——世界的意义的目的论的起源。显然，关于不朽的问题正如关于自由的问题一样，属于理性的问题。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说得宽泛一点，所有一切通常所认为的特有的哲学问题，都超越纯粹事实的世界。它们超越它，正是因为它们探讨理性的观念问题。它们认为自己比事实问题高贵，事实问题在问题的等级序列中处于它们之下。

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扼杀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观念就统一在一切存有的不可分离的统一性中。在它之中，已经包含着一个意义重大的有关存有秩序的问题，说到底，一个有关存有的问题。因而，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活跃起来的哲学也接受这一观点；它甚至相信，它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透过运用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的系统的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从而真正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

从这里，我们理解到推动一切科学事业的，甚至处于低等级的关于纯粹事实科学事业的那种活力。十八世纪堪称一个哲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为数众多的学者积极从事哲学和作为哲学分支的特殊科学的研究。那时学风蔚然，人们对教育方式以及一切社会、政治和人生存在的形式进行热诚的哲学变革，这些使得这个一再遭到诽谤的启蒙时代令人钦佩。我们在席勒·贝多芬的辉煌的“欢乐颂”中能找到这种精神不朽的证据。在今天，我们只能带着痛苦的感情来理解这些诗句。今昔对比，差别如此之大，简直不可思议。

普遍哲学的理想及其内在解体过程

由此必然导致整体思想发生一场特殊变化。哲学自身变得成问题了，并可以理解这首先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上。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蕴涵地涉及整个理性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至于实证科学，初看起来它是完全可靠地屹立在那里。然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事实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事实科学有其关系意义，有其作为真理对于存有者的纯粹领域而言的意义。在认识的理性规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难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够分开吗？这一问题已经足够使以下说明得以明了，即总的历史过程具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首先通过对深藏着的内在动机的描述而得以显现的格式：不是平稳发展的这种格式，不是保存下来的精神收获的持续增长的格式，或可以用偶然的历史状况加以解释的精神格式、概念、理论、体系格式的变换。一种被规定的普遍哲学及其方法的理想，造成了哲学的新时代和它的一切发展序列的开端，可以说，为它们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然而，这种普遍的哲学的理想却没有能够在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相反地它遭遇到一场内部的瓦解。与那种进一步发展它和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它的企图相反，它激发出了一场革命性的、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重新铸造的过程。因此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内在的动力。但是这也意味着，一切现代科学在其作为哲学的分支而被奠定基础的意义方面。以及在它们继续在自身中承担这种意义的方面，正陷人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接触到特殊科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但是却彻底动摇它们整个真理的意义。它不只关系到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问题，即作为欧洲的人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科学或哲学的问题。因为如前所述，新哲学的奠基是近代欧洲人人性的奠基，并且这种人性奠基与以往中世纪和古代的不同之处正是表现在通过并只是通过这种新哲学来彻底地更新自己。

因此，哲学的危机意味著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

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这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古希腊人那里的可靠的知识(Episteme)与广泛流行的意见(Doxa)之间的对立。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Seiende8)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划了自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和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牲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

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若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Sein) 的信仰。人并不总是具有这种真正的存有的，并不通过“我在”的自明性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真正的存有，人只有通过为真理而斗争，并以此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并能够有这种真正的存有。凡真正的存有都是理想的目标，认识的使命，理性的使命，它们是跟那种在广泛流行的意见中的、不加提问的。“轻易信以为真的”想当然的存有相对立的。

总的说来，每个人都认识到这种关系到真正的人性的差别，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作为目标、作为使命的真理并不陌生一样，尽管这只是在个别的和相对的意义上而言。但是，哲学超出这种日常意识：在哲学最初的奠基中，古代哲学就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这一热情奔放的思想当作自己的任务。然而，哲学在试图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这一任务的素朴的明显性越来越暗淡下去了。关于这一点，在古代各种哲学体系的互相对立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哲学的历史从其内部看，越来越具有一种为共生存而斗争的特征。这场斗争是在直接为完成这一任务而生存的哲学(即对理性抱着素朴信仰的哲学)与否定它的或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贬低它的怀疑论之间展开的。怀疑论一再坚持，日常经验到的世界即实际经验的世界的有效性，坚持在这一世界中不能发现理性和它的观念。理性与一切存有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直到这个在意识中日渐显露出来的世界问题。这个一切谜中之谜最终成为被实际加以探讨的课题之前，理性和它的存有者始终是不可思议的——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只限于近代哲学。把近代哲学描述为只是为了自我理解而进行斗争的人类历史现象中的一个片段是不够的，因为这一表达能够刻划整个历史现象。不如说，近代哲学由于它为自己提出新的普遍的任务，和它具有复兴古代哲学的意义，因而是一次哲学的重新奠基，它既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又是一种意义的全面创新。在这一期间，它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开创一个新时代，它确信它的哲学的理想及其真正的方法是完全坚实可靠的，它也确信自己通过新开端时的激进主义已经克服了迄今为止存在的素朴性以及一切怀疑论。但是近代哲学的命运仍然是，在它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素朴性的缠绕下。在新的斗争推动下获得自我揭露的漫长道路上，完全从头开始探索哲学的根本理想。哲学的真正课题，哲学的真正方法，从头开始去发现这个真正的世界之谜，并把它引上最终解决的轨道上去。

我们在这一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去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当我们思考这一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转回到我们现代人性的历史中去。我们只有通过说明那种人性的历史的统一的意义才能获得自我理解，并因而获得内在的支持。这种人性的历史的意义从来都是通过重新确立任务而产生的，它是推动哲学探索的原动力。

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近代哲学史

如果我们考虑哲学观念的发展对全体 (自已并不进行哲学研究的) 人的影响的话，我们势必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从内部理解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运动 (这一运动在其各种矛盾中存在统一性) ，才能理解现代本身。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根基、并为了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这种欧洲人的真正的思想斗争表现为哲学的斗争，即表现为怀疑论的哲学，或毋宁说非哲学(因为它只保持了哲学的词语而丢掉了哲学的任务)与那种真实的、依然生气勃勃的哲学之间的斗争。后一种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们为真是自己的。具有真理性的意义而拼搏，并因而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

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决定，自古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具有的理想目标(即从哲学的理性出发去做人的目标，它只有在无穷无尽的从隐到显的理性运动中，在通过理性为自己制定规范和寻求人的真理和真实性的无限努力中。才有可能实现)是否只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错觉，只是作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和历史之一的偶然的人性的偶然所得；或者，在古希腊人中第一次获得突破的不是作为人之本质的人的终极目标(Enteleebte) 。凡是人必定是生产中和社会联系中的人；并且，只有当人的整个人性成为理性的人性时，人才是理性的动物。这种类型的人默默地追求理性。或公开地追求来自人本身、表现人本身，和按照本质的必然性自觉引导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Entelechie)。因此。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