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觉得这个时代没有书读，不管是今天的书，还是古代的书，都读不得了。可又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就像假如你只有一碗粥，你可以喝粥。而当你有了一碗粥又多了一叠菜的时候，你嫌菜不好吃，却发现连粥也喝不下去了，不是很奇怪吗？我揣着这样的疑虑，直到那一天。
那天，我去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见一个同学，饭间闲聊，我问他：“在你的领域，你能在全世界排到多少位？”他说第三。我说：“真看不出来，这么牛。”他不好意思地说：“全世界一共就三个人研究我的领域。”
我脑子里瞬间蹦出章学诚的一句话，大意是，自从个人文集出来之后，古代的王官之学就慢慢完蛋了。章学诚的话放在今天依旧适用，不过应当改成：当每个人都成为 “自媒体”的时候，文学就完蛋了。
最早是没有“文学”这个概念的。春秋以前，“文”是“文”，“学”是“学”。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都是“文”。孔子从未专门讲过文学，他只说“兴观群怨”和“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到门人子游、子夏才初见“文学”的端倪，不过那个“文学”也并非今天的“文学”。左丘明、庄子、老子都不会把他们的著述视为文学作品。不过，“文学”迟早会出现，因为孔子已经开始讨论“修辞”的问题。同样，“文学”也迟早会衰微，因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相似的观点在美国学者波兹曼《童年的消逝》一书里也聊过。他说，印刷业创造了“童年”的概念，电视业又将它从历史上抹去。“童年”会消逝，“文学”也一样。它们就像人生某个阶段的朋友，迟早会遇见，最终会分开。
不信你看，鲁迅、巴金在今天那帮孩子们的眼里，已经成为了曹雪芹一样的文豪（零零后一代们恐怕很难分辨鲁迅和曹雪芹谁更“文学”一点）。以此类推，你可以想象，莫言、韩寒在明天那帮孩子的孩子们的眼里，是怎样成为鲁迅、巴金一样的文豪。
《家》《春》《秋》不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版的《三重门》。不管从内容上看，二者有多大差别，但在影响力上，它们等量齐观。再过50年，后人编今天的文学史时，由于韩寒在文坛上的大名，他的代表作《三重门》自然会毫无疑问地成为“经典”，如同当年胡适由于影响力而跻身“大师”的行列一样。莫言因为幸运，会从王安忆、曹文轩一帮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他的锥子足够锋利，只因为刚好戳中了最容易破的地方。不过，“经典”只是名字叫做“经典”，没有人会去读，正如今天很少有人去读四大名著、莎士比亚一样，除了靠那些吃饭的人。
顾颉刚说，古史是层累地构成的。对文献来说，这话可以反过来看，文献也是渐次地佚失的。古代的文献不能流传（比如钟会的《四本论》），是因为没人把它收到集子里，慢慢就亡佚了。今天的文献不能流传，是因为集子太多了，没有人有功夫去看。没人去碰它，它虽然在那里，也等于亡佚了。
古代有书读，今天没有书读了。秦始皇焚书之后，流传下来的“今文经”都是儒生口口相授的。今天传媒手段发达的结果是没有文字可以读了，也没有时间去读文字了。作者比读者多，说者比听者多。
不过，一门学问亡佚的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不是因为了解它的人越来越少，而是由于伪学的昌兴。即便没有西风东渐，京剧也会“其所由来者渐矣”般地走向衰微，但是一记闷棍把它提前彻底打残的却不是西方文化，而是革命样板戏。就像你不爱一个人的证据不是你越来越疏远他，而是你爱上了别的人。大熊猫虽然越来越濒临灭绝，但大熊猫还在，而羊驼已经灭绝了，因为草泥马取代了它。所有的末法时代无一例外地炫耀着歌舞升平——和尚越来越多，懂念经的越来越少。
我曾以为每个同龄人都像我一样，小时候见过活的鸡、鸭、鹅、猪、牛、羊。后来发现，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同龄人，他们只见过盘子里的鸡、鸭、鹅、猪、牛、羊。我小时候穿过我妈织的毛衣，奶奶缝的棉袄，二姨纳的布鞋。下一代的孩子们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了，他们的妈妈未必会织毛衣，许多人连二姨都没有。
几代以后，孩子们也许就不懂“二姨”这个称呼的含义了。几代以后的人看今天，很可能如今天海外的汉学家看中国一样。比如艾恺先生，这位费正清、史华兹的高足，当今汉学界最富盛名的人之一，搞不清堂兄和表兄的分别。（此事详见1980年他与梁漱溟的对谈，他于1975年凭借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拿到哈佛的博士学位。）我举此例子并非诟病艾恺先生，只是意在说明“术业有专攻”。
在“术业有专攻”的时代，不同领域的人隔膜越来越大，交流越来越困难。你看到《泰囧》《致青春》这样的电影票房屡创奇高，正是因为我们内容交流的能力在日渐退化和丧失——如同当年经学的亡佚、今后文学的衰颓一样。不看电影，还能聊点什么呢？除了恋爱、买房、结婚、孩子上幼儿园，没什么好聊的了。伴随着媒介手段的发达而来的必然是内容交流的式微。
在委拉士开兹的名画《宫娥》里，画布上的“反拍”呈现出了画家本人和看着画家的国王与王后。福柯拿它做例子来解释古典时代的符号规则。如果让我来解释福柯的意思，我会举《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作者要呈现春天和冬天的景色，在呈现春天时，把别的都删掉，只留下杨柳；在呈现冬天时，把别的都删掉，只留下雨雪。所以，画里的画家并非真实的画家，画里镜中的王后也非真实的王后。表象即是隐喻。你看到的影像，在留存真实的同时，也毁灭了真实。这实在是一种无从抵御不可逆转的趋势。历史永远不会有人情味儿。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技术成就了这个世界的野心，也摧毁了这个世界的野心。如同浩瀚的文献中找不到一本可以读的书、数十屏的通讯列表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促膝对谈的人一样，技术化的世界提供了无数种机会、无限种可能，但同时你又发现，一个机会也没有。
那天临走之前，我忍不住又问他：“你说你这领域全世界就三个人在做，那另外两个人是谁？”他说：“我导师和我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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