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刘宗周（号蕺山，1578-1645）曾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虽有如许之异说，然要者，以程朱一系与陆王一系为其代表。那么，程朱与陆王对“格物”的理解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将“心”视为后天的、经验的、感官的认知功能（认识心）；将“知”视为形而下的、客体（客观）的、可于大脑中记诵、回忆、思维、审察、推究、归纳的累积型经验知识和经验智慧。
将“物”视为感官（感性）所认知的对象，逻辑思辨的对象，由材质所构成的实然的、堕性的、现象的、受因果律支配的，同时也是受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支配之物，以及由此形成的物与物之各种关系——事件（简称为“事”）。
朱子学的问题最为集中处乃在于将生命科学混淆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能将此三大学科体系分判清楚，结果将此三大学系搅扰于一起，成了大杂烩。不仅没能顺历史前进方向而开出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导致了孔孟心性之学越发地隐晦不明，窒碍不通。朱子期望通过下学而上达，打通形而下之学（经验知识）与形而上之道（心性智慧），但他不明白，形而下之学并不能直通形而上之道；如欲上达至形而上之道，必须超越一下，逆反一下，于心性有切实相应与体悟，方可实现。
否则，一味地纠缠和胶固于经验知识之中，必成庄子所言的“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最佳结果也仅仅是成为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中某方面的一名专家学者，对推动人类的外解放事业，或许有很大裨益，但于生命觉醒和德化人生之内解放事业，并无直接之价值，永与悟道和成德无关涉，永与孔孟心性之道无契接和相应，也永不能成就《大学》内圣之道。
陆王心性之学紧扣圣贤之旨而不失，嫡传孔孟之道于千载之下，将心性回归自己、彰显自己之一面辨示得饱满而清澈，由此，儒家学术之核心——自律道德，复得以灿明于天下。但其失在于，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始终不能明白，心性确有对其自己之一面向，亦确有离其自己之一阶段，故经验知识并非没有其价值，人生若仅有内在之解放并不足够，必须辅以外在之解放，方为圆满。
外在之解放必须推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必须不断地增强生产力（自然科学）和持续地改善生产关系（社会科学），方有望实现之。心性之学（生命科学）永远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反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永远不可取代生命科学。它们之间并行不悖而又各自独立。
程朱理学在辨示心性时，因不明心性内涵的本有诸属性，将其视作为后天的经验之心、经验之知、经验之学，再因其不明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本质上的差异，故其学必然地流于支离破碎、博而寡要、纠缠搅扰。
陆王心学因不能正视经验知识之价值，不能正视心性确有离其自己之一阶段，将全副精力放置于心性自身之辨示，而严重忽视经验知识、经验智慧于人生于人类之重要性，严重忽视义理建构和经论之研读，致使其学失之于疏离简狂。后期心学与后期佛教禅宗多有相似之处，因不倡导研读经论，不尚学术交流与义理建构，一味地强调直指人心，故不拘礼法，放浪形骸。于禅宗，则出现了大批的默照邪禅、口头禅、文字禅、看话禅、野狐禅、狂悖禅等现象，“兴佛法者，禅也。毁佛法者，亦禅也”。阳明后学亦复如是。
程朱理学因落于经验世界和经验知识之域，相应于践履、修养之工夫，也与孔孟所开辟浑圆中道有异，提倡渐修、渐觉之路，将成圣之道无限止地拉长拉远，大体类于“反之”之路（程朱之“反之”与《孟子》所言之“反之”又有异，《孟子》所言之“反之”是在“性之”之前提下的“反之”，故其“反之”之路并不曲折遥远。程朱理学因太过胶着于经验知识之积累，故其“反之”之路十分遥远漫长，其间尚需有一层关键的从形而下跃升至形而上之过程。如实现不了此一环节，其成圣之望几无可能）。
陆王心学因始终紧扣超越的心性之道，故能相应于尧舜“性之”之道，于“性之”之道多有发明和丰富。其于践履、修养之工夫，力倡“圣贤之道，吾性具足”，“当下识取，不假外求”之顿悟。然此二学皆没有进至圆融中道之境，以《中庸》之道衡之，皆有所偏，各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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