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期满族研究(总第95期)
王成民(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沈阳110011)
摘要：本文从盛京文化的内涵、内核，形态入手，并回顾梳理了沈阳城发展的历史，从而深刻认识盛京文化的价值所在，不仅莫定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而且丰宫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盛京文化的定位是：区间性、阶段性文化，并且具有连续性。
关键词：盛京文化：盛京皇宫：文化名城
盛京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文化内一段非常重要的、独特的、区域性的文化形态。盛京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先进性，早在清初即已显现出它的威力。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入主中原，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并统治全中国达268年之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盛京文化。在特定的环境下满学汉制，清承明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建起皇城宫钢，分阶段地起用汉人、吸收汉文化，在清入关后取法明“两京制”设立陪都“五部”及盛京内务府等种种表现，都离不开盛京文化。因而，挖掘现代文化对盛京文化的传承以及盛京文化的内涵和现实作用，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那么，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范围内哪些是满族文化的影响，以及盛京文化在沈阳城市史中的作用等方面，我想与学界内的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盛京文化的内涵、内核、形态研究盛京文化，首先应从历史的角度界定它的上限。是从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建、扩建沈阳城，还是修建真正意义的盛京宫阙开始算起呢？还是从天聪八年(1634)城市定名以后发生的区域性文化作为起点呢？因为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九日，皇太极下令将宫名及城邑改以满语名称，从此沈阳改称Mukeden(汉音穆克敦).汉文译为“天卷盛京”，意即清王朝起家立业的龙兴重地，盛京城名为“Mukedenho--ton”。《清史稿》载“夏四月幸西诏以沈阳为天卷盛京”①。《清太宗实录)载，上谕日：“嗣后我国宫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其沈阳城称日天眷盛京…”①。所以笔者认为，盛京文化只能是天聪以后的区域性文化为起点。
关于盛京文化的重要内涵，概括地说是以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文化为基础，同时吸收融合汉、蒙藏、朝鲜、回、锡伯等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区域性独特的文化形态。主要内容包括：
(一)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开始营修沈阳城，改四门为八门，并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盛京皇宫。伟大的文学家雨果深怀尊敬地称赞建筑为“石头的史书”，他在描述巴黎圣母院这座伟大建筑时动情地说：“这个人，这个建筑家，这个无名氏，在这些设有任何作者名字的巨著中消失了，而人类的智慧却在那里凝固了，集中了。”“这个可敬的建筑物的每一面，每一块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果戈里则说：“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嫩默的时候，而它还在谈话呢”。这一特点，决定了建筑体现文化的深刻性①。
因此，笔者认为盛京宫殿的启建和形成是盛京文化的内核，此后的历史文化均围绕着宫殿这一盛京文化的内核而展开。宫殿、都城的确立，拉开了盛京文化的序幕。
(二)顺治入关鲜明地反映出盛京文化的特点。一个弱小的民族，一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在17世纪兴起，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就入主中原，确立起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复杂的历史变革过程充分说明盛京文化的主体即满族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其开放性、包容性。
它不排斥其他先进民族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例如在语言文字方面，满文和蒙文很接近，是从蒙文变化而来。同时又大量吸收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满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和其文化特点有直接关系④。从“后金”时期直到康乾盛世，满族都在不同的形势下，以不同的速度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均在吸收汉族的先进东西，历史上总结的“清承明制”表现的最为突出。
特别是在诸多少数民族中，以满族接受汉文化最快，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弱小民族能客观、快速发展，并最后入主中原的重要原因清入关后，于顺治二年废明陪都南京，正式以盛京为陪都，以后从顺治直到乾隆时期，是陪都盛京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满学汉制、清承明制，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学习明制。因此，清入关后取法于明朝“陪都”制度一—两京制。并在顺治年间在陪都盛京设立官署，即盛京将军及奉天府，顺治十五年(1658)又设盛京礼部，次年设户部、工部。康熙元年(1662)设刑部，三十年(1691)设兵部，至此，完成盛京五部之制。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请廷曾铸发盛京上三旗佐领关防，由三旗佐领中选一人掌印理事，实际是盛京内务府的前身。乾隆十三年(1748)才仿照北京总管内务府对其机构进行了改组。直至清朝灭亡以后，盛京地区的宫殿、庄园、产业等仍由盛京内务府管理。从上述官署等机构的设置，反映出陪都“龙兴之地”的特殊地位。从天聪初年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后，其从此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性城市的功能，其城市发展史及其积淀的厚重的文化底蕴，是沈阳城发展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
盛京文化的内核，用当今对“文化”的认识标准来衡量，盛京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因其包含内容多，涉及范围广，故从盛京文化的内核及特殊的文化形态入手，来梳理盛京文化的脉络较为妥当。
从盛京地区的教育、民俗、宗教，乃至陪都、流入文化等诸多方面看，均是围绕一个核心一盛京宫殿与都城展开的。因此，笔者认为宫殿是盛京文化的内核。都城的确立，宫殿的形成，必然导致区域性文化发生根本性转变，盛京宫殿建筑艺术本身及其宫廷文化已构成盛京文化的核心部分。
首先从都城的改建及其宫殿的建筑艺术特点看，已显现出以满族文化为主，并融入汉、蒙、藏等诸多民族文化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1.改十字街为并字街，改四门为八门；
2.宫高殿低，将台上五宫建于3.8米高台之上，并筑成外八形城堡式的寝宫区；
3，将正殿“崇政殿”修成硬山式，并加以独特的“五彩琉璃墀头”，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4.将源于满族民居的“栅子门”的形式应用于宫殿正门大清门之上。
5.以盛京八景之一凤凰楼为高台寝宫正门。
6.将宫殿与先祖殿宇并列。
7.正宫使用满族传统居住形式为“口袋房”、“万字炕”及其附属物落地烟囱等等。上述建筑特点主体上反映的是满族文化，比较集中鲜明地反映满族习俗的便是高台上的“五宫”，即正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次东宫衍庆宫、西宫麟趾宫、次西宫永福宫。
具体而言，将寝宫区建在高台之上，这说明“天聪”时期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文化占其主导地位。“口袋房”、“万宇杭”、落地烟囱等等，均集中于寝宫区，而寝宫区东西两翼的配宫也呈外八字形。这是满族吉祥的布局，而且与先祖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在布局风格上相协调。正殿一崇政殿采用等级较低的硬山式这是满族民居的升华和再现，为提高建筑等级，将崇政殿的抱头梁雕成龙型，两硬山墙上镶嵌五彩琉璃“墀头”，这应当说是满族的创举。
除上述两例可说明宫殿早期建筑艺术是以满族文化为主体外，在建筑的细部则反映出汉、蒙藏等民族文化。比如，宫殿建筑采用“台梁式”结构是汉族创造的，而崇政殿的假橡头、蜂窝枋、柱头兽面等，则反映藏式佛教艺术。此外，殿内及凤凰楼内檐彩画，从浓烈的色彩到飘逸的卷草图案，系蒙族艺术韵味。盛京宫殿建筑群的整体艺术，充分反映出满族及其文化的开放性，即能吸收融合诸多民族文化艺术来充实和完善本民族文化。从宫殿建筑艺术中及露明的各种“文化符号”中可直接看到满族文化的特点，即前面所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诸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宫殿建筑上显现的这样清晰，足以说明满族是吸收先进文化最快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之一。
在建筑艺术的诸多特点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1.建筑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建筑体现文化的必然性。建筑与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密切关系。由最初级的物质生活，到最精微的精神生活都发生联系，这只要看看建筑类型的多样性就可以一目了然。宫殿、坛庙、寺观、陵墓、园林、衙署、民居、宅第、村镇、柯堂、书院…以及近代以来出现的更多的建筑类型。
总之，人类的一切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它们。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还要多方面、多层次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最广泛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和对美的追求。这一特性，决定了建筑体现文化的必然性2.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关系，它是某一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态的映射，更多地具有整体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品质…例如中国的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风格差异，就是文人显客和皇家贵族这两种人群的群体心态，通过艺术家的创造得出的反映。一座园林的经营要一二十年，使用可达百年，可以几易其主，也可能换过几个建筑师，这里面已不能明显地看出某一个人的独特之处，惟能从中鲜明地感受到高雅的书卷气或豪富的贵族气不同。
而宫殿建筑则具备上述两个特点，宫殿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容，不仅具有地域性，更具时代的文化特征。所以笔者认为，盛京宫殿的形成，改变了地域性文化从而形成以宫殿为核心的盛京文化。
论及盛京文化形态，满族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在17世纪兴起，具有自己的语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其文化无疑继承了女真文化。但从其满族的族源看，从肃慎到女真也并非是纯粹的一脉相承关系，即他们之间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分化，并不断纳入新的部族和人员，在文化发展上也随之变化和丰富。从先秦至明代这一历史过程中，也经过了许多次分化组合、定居迁移，以及兴衰之变。故而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肃慎挹娄、勿吉、靺锯、女真这一发展过程女真人的统一并且后来成为“满洲”的主体，不过从“满洲”形成的过程看，“满洲”不仅仅由女真人组成，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蒙古人、锡伯人和朝鲜人等等⑦。
因此，我们研究盛京文化的形态，应考虑其这一历史文化的根脉。从满族的族源乃至形成过程，可以看到盛京文化应当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源于游猎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族的农耕文化融合型，既以满族文化为主，又与中原文化相联系、相区别的新的文化形态。不少中西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交互渗透和影响，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盛京文化属于中华大文化内比较典型的、重要的文化分支，它也具有自己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康熙时期的“流人文化”。因清入关时关外大批有文化地位的人进入关内，自康熙起将东北列为禁区，严禁中原汉人出关移住，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的满族文化。而打破这种文化真空的是一个特殊人群一流人。
清朝将大批因政治等原因而获罪的文化人流放到东北。这些成千上万的流人把中原和江南文化带到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兴办教育，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等，形成一股“流人文化潮”。流人文化构成了清代东北封禁时期盛京文化乃至东北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把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对东北生活的感受，对人生的咏叹，对命运的抗争等都注入到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中，因此封禁时期东北的流人文化成为既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新的文化形态。康熙以后“流人”带入关外的不仅是中原文化，而且将比较先进的江南文化也带到盛京。因此，这种客观形成的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丰富了盛京文化的内涵。
二、回顾沈阳城发展的历史、深刻认识盛京文化的价值
沈阳城悠久的历史，长期的人文历史积淀与特定的历史机遇，是形成其作为都城的重要原因梳理回顾沈阳历史的根脉，重新认识盛京文化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乐文化遗址证明，沈阳早在7200多年前就有了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农耕、渔猎、繁衍生息。大约距今4100-3100多年前，在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奴隶制的夏商王朝。东北地属幽、营二州，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以前，沈阳作为原始村落出现在营州的版图上。到春秋战国时，有秽貊、肃慎、东胡、华夏等民族在这里杂居。时至元代，依元行政区建制正式在今天的沈阳设立“沈阳路”，这是“沈阳”这一名词的第一次出现，沈阳路辖东邦、章义、辽滨、进城四县。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明太祖朱元璋在沈阳置中卫、左卫、右卫、中屯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1388年，都指挥使司又下令重修沈阳城。这次重修，奠定了沈阳旧城的基础。
1625年（天命10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沈阳一度称“沈京”。1634年（即天酷八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穆克敦”（满文Mukden),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从此，沈阳便称为“盛京”从沈阳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沈阳城悠久的发展史和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诞生的盛京文化，莫定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1296年（元贞二年），元朝改沈州为沈阳路，重筑土城，依元行政区建制正式在今天的沈阳设立“沈阳路”，归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这是“沈阳”这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笔者认为这一历史阶段与今天的沈阳历史文化名城有其直接关系。
1625年（天命10年）4月28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沈阳正式成为都城，同时沈阳作为东北中心的地位也从此确立。而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应当说是皇太极时期.特别是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九日将沈阳城改称天卷盛京之后，盛京文化登上历史舞台，真正意义上的盛京皇宫面临告竣，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皇太极下令将宫名及城邑改为满语名称（移克敦），以城市定名确定了清王朝开国立业的龙兴之地。
直至崇德二年(1637)。盛京皇宫仅存的唯一带有建成年款的建筑文德、武功坊为证，标志着皇太极的宫殿的整体竣工（主要指现故宫中路主体建筑)。从当时前朝后寝的宫殿布局上、从单体建筑风格上所反映出汉、蒙、藏等诸多民族艺术来看，已经显现出满族文化的突出特点即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也说明了满族吸收先进文化(汉文化)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快捷。因此，笔者认为从皇太极继承汗位，从特色鲜明反映满族文化特点的盛京皇宫告竣，乃至清军入关，都证明这一时期满族文化通过吸收融合其它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即盛京文化的主体同时，正是盛京文化奠定了今天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在沈阳7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寻找到超越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清入关定鼎中原，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盛京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历史价值。今天，沈阳已发展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除历史的积淀外，盛京文化应是其最具代表的文化特征。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评估并确认这一段遗留的“文化财富”，对于沈阳今后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都城的确立、城市的定格、文化的积淀、宫殿的辉煌等等，清代沈阳已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第二大综合性“大都市”。
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古老城市“框架”遗留至今，理应发挥其不可估量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城市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因此，今天及未来沈阳的发展与盛京文化的关系及盛京文化的特殊价值都是值得人们去重新定位与思考。
三、弘扬盛京文化，将保护沈阳历史文化名城落在实处前文提过，盛京文化以满族文化为核心，融合了其他各民族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人们已感受并受益的文化习俗中，评估满族文化的影响，有助于填补研究盛京文化的空白，进一步弘扬盛京文化，将保护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落在实处。
满族文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仍不鲜见。在语言上，现在的“档案”二字即出于满族的词汇，是从满语中的“档子”演化而来。在服饰上，满族旗袍发展至今仍为世人所喜爱。盛京是旗袍的故乡，旗袍以简练典雅、适于体现东方女性的形体美而著称于世。旗袍的称谓与满族八旗组织有直接关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生产、行政各项职能合为一体的“八旗”组织，从其创立至清朝灭亡的近300年问，八旗是满族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所以满族又被称为“旗人”、“旗下人”“在旗”。旗袍即是“旗人之袍”之意。
清朝入关后，强迫汉族官僚士绅穿袍服、剃发梳瓣，以此作为归顺清朝的标志。民国以后，旗袍才真正在中国广大的妇女中普及。不过，民国以后的时装旗袍已对清末“旗女”所穿的“老古董”作了许多改变：一是腰身变瘦，二是开禊加高，三是袖子变短，甚至可以无袖。随时代发展，可选用新面料，并可显现人体曲线之美。近一个世纪以来，汉族完全接受和普及了满族的“旗袍”，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款式加以变化，纳入现实生活之中。在饮食文化中，满汉全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的系列，但从中能寻找到多处相互影响浸透的技艺，其与现实生活普通百姓每日三餐相关的菜肴如“白肉血肠”即是独具满族特色的饮食，早已融入汉族的生活之中。
在居住方面，最典型的要属火炕与火地，东北人住火炕的历史，至少也有千年以上。辽金时期在这里的女真族（满族先世）“环星为土床，炽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西、南、北三面火炕相连，可说是满族“万字炕”或“弯字杭”的前身。因室内转圈地面被火炕所占，所以满族平日吃饭、读书写字都在炕桌上。与火炕相连的便是满族特有的独立式坐地烟囱，其形状如同小塔，因高出屋顶数尺，所以灶内梵火极易燃烧。而这种独特的烟囱还能带动了火地的运转（与杭结构相同，卧到地下)。从满族及其先世的生活习俗以及火炕、火地的发达程度看，最早出现在寒冷的北方是没有问题的。据现有资料，吉林乌拉镇的满族住宅还沿用这种遗制（口袋房、万字杭、烟囱坐在地面上），住户90%以上还是这种房屋，这充分说明满族旧有习惯在这个地方仍然保存。
以此亦可证明，满族原始文化起源于吉林。从辽至清，满族先世女真人的取暖设施不仅传承给满族，就汉族来讲也只是去掉西炕（祭神之用）变为南北炕习俗罢了。娱乐活动方面，前些年流行的抓“嘎拉哈”、弹杏核翻绳（俗称“改股”）等在火杭上玩的游戏等户内娱乐活动也均来源于满族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方，民间艺术受满族影响很大，比如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坠子等。而评书则是在满族的子弟影响下，吸收了民问传统的艺术，产生新的艺术品种上述种种让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汉族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并传承下来，极大地丰富了盛京文化乃至中华大文化的内涵。
在弘扬盛京文化的前提下，如何保护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人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沈阳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特别是拥有特色鲜明的盛京皇宫及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构成了一座具有比较完整历史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当前沈阳正向国际大都市迈进，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如何保护好这座历史名城，珍惜各时期的历史信息，为全人类的传承进行科学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保护“古董”必定给城市发展和建设带来诸多问题，比如地铁、高楼大厦、广场乃至城市规划等等都要全面衡量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个突出矛盾，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一个城市的发展和进步首先应当保留城市文化的连续性，及其各时期的历史印迹。寻找不到文化根脉的城市，没有古迹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算是一个文明的城市。
因此，一个城市的发展建设与保护历史名城应协调起来，应论证其“古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乃至全面评估它的历史价值，然后按《文物法》和有关规定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应当向发达的欧美国家学习与借鉴。历史名城在欧洲和美洲较多，原因在于欧美国家近代在城市发展规划方面既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要求，同时也重视保持城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这是几百年来重视文化价值的成果。他们尊重过去人类的成果，而不是砸毁旧世界的一切。我们今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我国许多城市规划虽然也谈保护古城面貌，但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较多，因而新建了不少的仿古建筑和一些仿古街道，明显地是为了旅游，甚至许多城市出现了大规模重建早已不存在的古建筑的风气。这种重建违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制定的《威尼斯宪章》规定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也不提倡这种重建。因为仿古重建是不具历史价值的，而且破坏了城市的“文化生态”。
当前全人类正在继续重视保护自然生态，而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在更深的层面上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中华悠久文化从未有过断层，保护文化的连续性，保护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我们崇高的责任。
四、小结
挖掘盛京文化的内涵，重新认识盛京文化的历史作用及其先进性，同时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范围内甄别满族文化的影响，诸多方面探讨与研究必然有益于盛京文化价值的显现。从城市的历史根脉梳理出形成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乃至构成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如何保护好这座“古城”，尊重过去人类的文化成果，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和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和任务。盛京文化的定位，应当是区域性、阶段性文化，且具有连续性，其成果不仅造就了盛京宫殿与盛京都城，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更奠定了今天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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