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将领，他出身将门世家，于崇祯年间考中武举，后成为辽西将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战功赫赫。
但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英杰将领，却在清军来犯之际献关请降，在明朝社稷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头，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吴三桂也因此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
山海关
有人认为吴三桂是无父无君的厚颜无耻之人，也有人认为他善于投机倒把、见风使舵，也有人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感情入手，感叹英雄也难过情关。
吴三桂降清是历代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本文将结合以上所有视角，简要分析吴三桂降清的多重原因。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以“永昌”为年号，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延续二百余年的大明王朝就此亡破。
此时的吴三桂正在勤王的路上，得知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后，他立刻率部回防山海关。
吴三桂
《明史·流寇》有载：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
李自成入京后，表面上要求士兵对平民秋毫无犯，实则未过多久便大行拷官助饷之策，名为追赃，实为抄家掠夺。
按李自成的规定，所有官员皆需根据高低官衔高低缴纳不同数额的财产，多则十数万，少则两三万，若交不出，便行炮烙、夹板之行，一时间人心惶惶。
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其中，而他需要缴纳的数额高达二十万。
此时吴襄俨然成为李自成手中的人质，李自成也理所当然要求吴襄修书于吴三桂，要他率众归降。
“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
而最终的结果是，吴三桂不仅没有投降，反而倒向清军一方，此举也导致其父被李自成杀害。
有人认为，吴三桂只顾自身利益，为了多尔衮许下的加官进爵的承诺，宁可置其父性命于不顾，这种无君无父之人活该遭到唾弃；也有人认为吴三桂是借清兵为父报仇。
《明史》对此事的记载比较含糊，在收到吴襄的信后，据记载，“三桂欲降”，也就是说李自成的劝降起了一定作用，而对于吴三桂降清的结果，《明史》认为要归因于另一个人：
“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
也就是说，是由于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才决意降清。
刘宗敏原本只是一介锻工，后跟随李自成起事，他在李自成追赃助饷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陈圆圆身为秦淮八妓之一，是才艺双绝的吴中名伶，后被劫入京。是谁劫走了陈圆圆尚无定论，只知道身为一介女子，在亡国之际，陈圆圆入京实属身不由己。
陈圆圆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首次碰面，是在田贵妃之父田弘遇的宴会上，吴三桂对陈圆圆一见倾心，田弘遇便将陈圆圆赠与吴三桂，不料其后陈圆圆被刘宗敏夺走。
吴三桂听闻此事，大为震怒：“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
因此，有人推断，吴三桂降清是由于对李自成及其手下的憎恨而做出的叛逆之举。
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专门为此赋诗一首，名为《圆圆曲》，诗中有言：“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梅村曾任明朝的翰林院编修，他痛恨吴三桂的投降之举，从而作诗讽刺。
在全诗的结尾，吴梅村以当年周瑜听闻曹操有意收二乔于铜雀台上，愤而起兵反抗一事，暗讽吴三桂是为情所困，不顾大局之人。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吴梅村作为文人，作诗时从单个切入点下手不足为奇。但于情理来看，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行为似乎过于戏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吴三桂与陈圆圆之间真的存在某种旷世绝恋吗？
首先，吴三桂与陈圆圆几乎只有一面之缘，谈不上情愫日密；此外，史书中对于吴三桂初见陈圆圆时的描写为：不觉其神移心荡也。
初见之时，与其说吴三桂与陈圆圆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见色起意。
因此，陈圆圆对于吴三桂而言，不过是一介美妾，不足以成为吴三桂献关投降的理由。
同样的，吴三桂抛弃父亲的行为也值得推敲。他真的那么轻易就做出了弃父求荣的决定吗？
彼时的吴三桂年纪方过三十，而他面对的则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抉择。我们无法得知吴三桂的真实想法，但也许能从各方面的记载中抽丝剥茧，勉强拼凑出当年的吴三桂经历了何其艰难的心理斗争。
山海关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守此地的吴三桂本应凭借险关守住要害，但当时的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可谓是腹背受敌。
一边是手握十万重兵的李自成与他刚刚建立的大顺政权。
就算李自成愿意向吴三桂递出橄榄枝，吴三桂能够坦然接受他的邀请吗？笔者认为不会。
首先，李自成挟持其父的做法必然因其吴三桂的反感，就算吴三桂纳降，他在京师也必定处处受人钳制。
其次，李自成并非仁善之人。所谓的追赃助饷并非他的心血来潮，早在举兵之初，他就打着劫富济贫，甚至杀富济贫的旗号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李自成对富人如此，对平民也不例外。《枣林杂俎》记载，李自成入京后，手下士卒频频侵扰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吴三桂的另一个选择是雄踞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师。
在双方多年的交战中，清兵捷报频传，明军节节败退，在气势上，吴三桂并不占优势；
另一方面，在汉人眼中，清兵算是“外虏”，投降外族无疑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此时吴三桂手下的士兵在士气、军力两方均不占优势。
士气方面，崇祯皇帝刚刚自缢，明朝政权不复存在，军心涣散；
军力方面，山海关的守军已经有数月未得军饷，人困马乏。
用古人的话来说，吴三桂当时“西不能制寇，东不能抗虏，故静俟焉，以待虏寇相遇，徐观鹬蚌之持……吾不知其有何功也。”就是说他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静观其变，明哲保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当然，吴三桂还有最后一个选择，那就是死守山海关，血战到底，但显然这个决定不在吴三桂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投降成了必然选择。
而投降的两方，一个是“内寇”，一个是“外敌”，无论选择哪一方，都势必要名声受损。在一番权衡后，吴三桂选择了降清，原因很简单，无外乎是考虑到清军雄厚的军事实力。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政权的统治不过是外强中干的花架子，论战力，论民心，农民军都处于上风，面对已现颓势的明政权，自然能占据优势。
但清军的实力则更胜。吴三桂多次与清军交兵，眼看清兵频频得胜。理智分析下，这样一支人数庞大、组织森严的正规军队明显强于农民军。事实也证明，李自成确实难以抵御清兵的进攻。
因此，在对比与权衡后，吴三桂选择了降清。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中，对明朝的武将做出如下评价：“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急则拥兵自重。”
黄宗羲
黄宗羲认为武人都是些“不识礼义”之人，此处的礼义指的主要是儒学，尤其是其中关于仁义、家国的概念。在他看来，武官大多是些见利忘义之徒，只会见风使舵，力求自保，拥兵自重，不顾国家危难。
黄宗羲言：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他认为文人与武人不同，都是如文天祥一般保守气节的“不可叛之人”，这也符合宋明以来重文轻武的风尚，黄宗羲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将领的思想状况。
吴三桂出身将门，虽然曾考中武举的他必定接触过儒家文化，但在这样一种风气中成长起来的他，很难说会把家国利益看得多么重要，这点从他在崇祯自缢后退守山海关，而非平寇的行为就可以看出。
当然也有人认为吴三桂降清实属无奈之举，而非目无家国，背信弃义。
夏允彞在《幸存录》中以申包胥借秦兵解楚国之危的做法为吴三桂辩护，“三桂借兵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耳！”
申包胥
这种观点较为新奇，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意识到秦楚关系与明清关系之间的根本区别。
楚昭王是秦哀王的外甥，两国存在血缘关系，因此秦王出兵助楚有伦理基础。
而对于明朝、对于汉人来说，清兵属于外敌，再加上连年的征战杀伐，二者根本就是势不两立的敌人。
而且，就结果而言，吴三桂的“借兵”也并非什么良策。
吴三桂降清的做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从结果来看，都是背叛了明朝江山社稷，甚至背叛了自己汉人血统的厚颜无耻行为。
然而这种行为是在多方合力下促成的必然行为，这既是吴三桂一人的标签，也是明末清初的时代风云下许许多多明朝将领的真实写照。
因此在分析吴三桂的人物形象与心路历程时，更应抓准军事、文化等时代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把“吴三桂”的形象抽离出来，以小见大，求得还原那个繁杂时代的一角画卷。
参考文献
《明史》
《甲申核真略》
《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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