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体现了华夏人民同自然界作坚决斗争，同入侵之敌作殊死抵抗、宁死不屈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使民族魂的塑造更具有文化内核的意义，它一次又一次地促使炎黄子孙在斗争中运用智慧，进行发明创造，从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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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寰宇记》记载：“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
《上党记》记载：“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二白，味甘美，呼为神农井。”
炎帝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靠天吃饭，而是自己凿井灌溉，特别是在伏羲、女娲洪水泛滥和大旱天气多变的情况下，能率领部落自给自足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在原始社会里，刀耕火种在很大一方面是靠天吃饭，只能望天收成，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炎帝神农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史书曾有详细的记载。
《白虎通》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历日”。
《主术训》云："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时尝。"
《淮南子》：“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人之，养民以公。”
《新语》记载：“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在人者可相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
左丘明《世本·作篇》记载：“神农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桓潭《新论·琴道篇》则明确地说：“琴，神农造也。”认为神农氏掌握政权后，曾“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五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杨雄在《杨子》一书中写道：“昔有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
也有专家经过考证认为，“神农琴”上的五根弦名宫、商、角、徵、羽，实际上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所指的五声音阶。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神农氏发现禽兽的肉可以用火烤熟食用，但是谷物晒干或者烧烤之后，变得非常干硬，难以咀嚼。神农就又开始动起了脑筋。一段时间后，神农氏发现，经过水浸泡后的谷物会变得松软，更容易食用。于是他就用泥土做成容器，晾干后，用来浸泡谷物。后来，神农又发现经过火烧之后的土质容器，会变得更加坚硬和耐用，于是陶器出现了，经过历史的演变，在陶器的基础之上，又演变出了瓷器。
在我国考古当中，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
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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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在神农氏炎帝治理天下的时候有两个战争是我们不得不讲的，一个是阪泉之战，还有一个是逐鹿之战。
《司马负.三皇本纪》记载：“味草木之滋作方书以疗疾（察其寒温平热之性，办其君臣佐使之义，常一日而遇七十毒）。作曰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风沙之叛而增修其德，琴五弦，帝于此未尝敢一日自遗也。后迁于曲阜，卒于茶乡，在位一百四十年。其后临魁六帝都称炎帝，仅可持世，至榆罔，遭蚩尤之乱，而不能制，有公孙轩辕孰能擒之哉”。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也就是说神农氏炎帝传至炎帝榆罔的时候，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黄帝部落越来越强，炎帝部落越来越弱，阪泉之战发生于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通过这场战争，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归服了黄帝，同时黄帝取代了炎帝在黄河流域各部落中盟主的地位。这场战争是华夏族形成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这场战争的原因既有争夺领导权的因素，还有争夺宜农土地的因素。
涿鹿之战，是距今约50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涿鹿之战以黄帝与炎帝联合联盟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神农三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733年）夏天，帝神农前往秦岭天台山采药，不幸误食火焰子（俗称断肠草），肝肠断裂而死，享年六十三岁。就地安葬在秦岭莲花台（陕西宝鸡）。神农三十岁即帝位，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四年，卒于神农三十三年（戊辰，前4733），终年六十三岁。
从神农氏72世至炎帝八代为政权，统治农耕，历时2693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实践中，神农氏经过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疆界四至明晰 。
《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人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帝王世纪·星野垦田·第九》记载：“自天地设辟，未有以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也，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路史·后纪·引世纪》记载：“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言：神农王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盖所制里于今有所不同者。”
炎帝神农从第一代到第八代实现了从游徙过渡到定居，从攫取性渔猎过渡到生产性农耕的革命性转变。村落建立起来后，定居的人口迅速增长，发展了以物易物的集市贸易，社会开始出现分工。改革了婚姻制度，新婚姻制度打破了数千年对偶婚的传统，母系氏族制开始向父系氏族制转化。
帝神农称帝之前的母系社会是“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对偶婚时代。对偶婚是群婚向单偶婚过渡的一种婚姻形式，以女子为中心，女娶男嫁，夫从妻居。其形式有走婚、望门居、不落夫家等。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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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追溯历史，史书也多有抵牾之处。笔者认为因为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认识也会不同，记载的内容不一定确切，但不会相差太远。人类供奉的文明始祖，还是从统治和决策层面考虑，呈现给大家的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小技与大德，小恩与大慧的关系。大者是伟人巨匠，小者则是大海之中的一粒沉沙。
从神农氏72世至炎帝八代为政权，统治农耕，历时2693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实践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贡献，历史不容诋毁。此后的发明创造，则是一种对古人技能的细化和精进、完善而已。
河洛文化研究院院长杨作龙先生著有《炎帝文化发端伊洛论》，对八代炎帝进行了详细认真考证，通过多种史料的综合梳理考证，得出炎帝文化发端伊洛的结论。本小编现引用一下杨作龙先生的研究。
《帝王世纪》、《外纪》、《通志》、《路史》注引《古今通系》云:八代炎帝为炎帝石年、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宜)、帝来(厘)、帝哀(里)、帝榆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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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年即第一代炎帝，“母有娇氏，为少典妃。”杨作龙先生亲临伊川平等乡大莘店之龙头沟巨型石龙，感叹说:“在布满植被的上古大地唯有石龙突显，定十分壮观。在盛行感生观念的母系社会，以巨型石龙为感生图腾，正符合炎帝神农诞生的传说，石龙与神农读音相近，第一代神农炎帝的活动范围可以坐实在嵩山以南及以西地区。伊川平等乡大莘店之石龙地区是第一代神农石年的故里。”
第二代炎帝姜临魁，号帝临魁。帝神农中毒身亡后，长子临魁继任。帝临魁对中草药也很有兴趣，其研究方向偏重于毒药，尤其擅长有毒真菌。帝临魁提出了“有毒就有药”的理论。
帝临魁执政时期正值炎帝神农氏政权的黄金时代。帝临魁把都城迁至谷城（河南洛阳北郊谷城）。《九域志》曰：“神农尝五谷于此，名谷城。”公元前4692年，帝临魁病逝于宫中，享年65岁。葬在具茨山（河南新郑）。
第三代炎帝姜承，号帝承，帝临魁的小儿子，临魁22年（庚寅，公元前4711年）出生在陈留。帝承在位时，完善了征取贡赋的税收制度。
《神农书》曰：“承为民赋二十，而民有法，而神农亦有终岁献贡之事。赋贡之来久矣，特神农教民稼而后有谷米之赋，帝承为之制耳。”帝承时期已普遍存在私有财产。帝承3年（壬子，公元前4689年），帝承迁都于穷桑（山东曲阜）。
在帝承执政期间，炎帝神农氏仍处于鼎盛时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被史家称为“太平盛世”。帝承37年（丙戌，公元前4655年），帝承病逝于穷桑王宫，享年57岁。葬在穷桑城外。
第四代炎帝姜明，帝承长子。帝承19年（公元前4673年）出生在伊川（河南洛阳）。母亲是深得帝承宠爱的三夫人。
公元前4655年，姜明即位，号帝明，以丁亥年（公元前4654年）为帝明元年。帝明即位后，在伊水河畔鸣皋（河南伊川）大兴土木，修建新都。帝明3年（己丑，公元前4652年），帝明迁都鸣皋。
帝明执政期间，致力于完善帝神农所创立的父系氏族制度，规定子随父计算世系，女方嫁到男方，死后葬在男方的墓地。随着父系制度的发展，女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
帝明推行的婚姻制度，遭到了女性的普遍反对。女性不愿成为男人的专属妻子，拒绝出嫁。一些部落的女首领更是不愿意交出权力，强烈抵制新的婚姻制度。帝明27年（癸丑，公元前4628年），帝明病逝，享年46岁。葬在鸣皋山。
第五代炎帝姜宜，帝明长子。帝明7年（癸巳，公元前4648年）生于伊川。初封在莱原（河北保定西北）。15岁时，帝明为了锻炼他，派他去治理贫困落后的宜阳。姜宜带领宜阳族众大搞开发建设，五年时间使宜阳的发展超过了帝都。帝明认为姜宜有治国之才，便确立他为继承人。公元前4628年，姜宜即位，号帝宜。即位后，在宜阳（河南洛阳西南）建造新都城，不久便迁都于此。以甲寅年（公元前4627年）为帝宜元年。
帝宜执政期间，炎帝神农氏政权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帝宜还在常羊山上筑台坝立表木，观测太阳变化，发明了太阳历。1972年河南伊川土门遗址出土了神农氏太阳历陶缸，上面刻有清晰的太阳历。公元前4612年，帝宜病逝于宜阳宫中，享年37岁。葬在鸣皋山。
第六代炎帝姜来，号帝来。帝明24年（庚戌，公元前4631年），生于莱原。帝宜在此娶伏羲氏女子为妻，生下姜来。帝来即位后在榆林（山西晋城高平神农镇）修建新都。帝来2年（公元前4581年），帝来迁都榆林，任命炎帝魁隗氏后裔句龙主管农业，官号“后土”。句龙工作极为认真，为族众办了许多好事，获得了族众的尊敬。句龙死后被封为“社神”。帝来19年（戊午，公元前4563年），帝来去世。享年69岁。葬在长山西北（山西晋城高平庄里村）。
第七代炎帝姜克，号帝克，为帝来之孙、节茎之子，帝宜45年（戊戌，公元前4583年）生于榆林。帝克即位后，觉得榆林地理位置不好，便在临汾河以东修建新的都城，取名“古阳”。帝克执政时期，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帝克18年（丙子，公元前4545年），东夷氏入侵炎帝神农氏东部边境。帝克命17岁儿子榆罔领兵驻守伊川，与东夷氏作战。榆罔神勇无敌，精通战法，多次击败东夷氏的进攻。 帝克执政期间，炎帝神农氏政权处于多事之秋。帝克24年（壬午，公元前4539年），帝克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病逝宫中，享年45岁。葬在霍山（山西临汾霍州南）。
第八代炎帝姜榆罔，帝克长子。公元前4539年秋天在伊川即位，号帝榆罔，以癸未年（公元前4538年）为榆罔元年。帝克2年（庚申，公元前4561年），姜榆罔生于承留。
在帝克执政时期，炎帝神农氏就已开始走向衰落了。帝榆罔即位之后，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但无力约束各部落互相征伐，侵扰百姓。于是，中原地区进入“争霸时代”。《史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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