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在立意、想象和风格方面的多元继承，造成了作品较为复杂的面貌，如果只从一个侧面看问题，就容易出现盲人摸象的失误。在面对《西游记》时特别需要一种整体把握、辨证分析的能力。首先，我们必须有分寸地把握小说所寓含的心性修养的宗旨。在这方面，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过于拘泥、过于严肃地阐释这种象征性主旨，二是完全否认这种象征性主旨。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一批明清时代的学者，如明末幔亭过客（即袁于令）的《李卓吾评本西游记题词》从三教合一的立场出发谈象征主旨，清初尤侗从佛教立场出发谈象征主旨，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谈象征主旨，立场虽别，但所揭示的修身养性的意蕴则是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这一情形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盖儒、释、道三家都有自己的心性修养理论，各自的最高境界亦有不同称谓，儒家以成圣为极诣，佛家以成佛为极诣，道家以成仙为极诣，但相互之间确有共同之处，即都致力于对欲望的克服，所谓三教合一，即建立在这一共同点之上。
如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序》所说：“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西游记》兼容三家的心性修养理论，故时而谈禅，时而说儒，也常有道家术语。所以，明清时代的部分学者确认《西游记》具有象征意蕴，这并没有错。但他们说得太拘泥、太严肃，便与《西游记》的戏谑风格明显冲突。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胡适完全否认小说的象征性主旨，代表了另一种极端倾向。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断然指出：“《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胡适反对过于拘泥地去搜寻微言大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断言《西游记》没有隐喻或象征意味，却不一定有说服力。故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西游记》时，一方面采用胡适的论述，说《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另一方面又指出，“假欲勉求大旨”，则明谢肇淛《五杂俎》“求放心”之说，“已足尽之”，即认为《西游记》是一部蕴含哲理的书，但不必求之过深。其二，我们必须对《西游记》的想象世界有同情之了解。在这一方面，既要注意《西游记》的想象世界与中国志怪传统的联系，否则就难以有亲切的阅读体会；也要注意《西游记》的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否则就看不出作者的人文关怀，但切忌过度阐释，造成严重的误读。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传统中国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志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妖怪不属于人类的同情对象（当然也有例外，如陶潜所作的《搜神后记》卷九《放伯裘》、盛传民间的《白蛇传》等）。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论及《搜神记》卷十八《苍獭》、卷十九《张福》等篇时指出：“一种精怪并不害人，只是在正当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多数表现为女性精怪对男子的追求。”“这样的妖怪，往往不给人以可怖或可厌的感觉，甚至使人觉得可爱，虽然她们的原形确乎是不美的。这是因为她们不仅获得了人的美好外形，而且同时也在追求人应该获得的其他美好事物，至于妖气已被排斥于心灵之外，成为只在特殊场合才显示其存在的外在东西。”这看法是不大妥当的。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人与鬼之间确有风光旖旎的恋爱故事，而人与怪之间只存在怪对人的勾引或诱骗，不存在人怪恋爱，这是因为，鬼其实是阴间的人，怪则是与人格格不入的异类。面对怪的勾引，人的反应可分为几类：一是受骗上当，这样的人是被讽刺的对象，如《搜神记》卷十八《阿紫》中的王灵孝；二是不为所诱，在发现真相后果断地对怪施以惩罚，这样的人是被赞赏的对象，如《苍獭》中的丁初。这种对女怪的态度同时也是对所有物怪的态度：在人类的主流意识中，物怪是应当被消灭的异类。《西游记》也大体坚持了这一原则。第三十一回有个细节应该提出。黄袍怪将宝象国国王的女儿百花羞掳进洞中十三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有十来岁，一个有八九岁了”。为了激黄袍怪出城交手，悟空指点八戒、沙僧说：“你两个驾起云，站在那金銮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白玉阶前一掼。有人问你是甚人，你便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我两个拿将来也。那怪听见，管情回来，我却不必进城与他斗了。若在城上厮杀，必要喷云嗳雾，播土扬尘，惊扰那朝廷与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沙僧照此办理：却说八戒、沙僧，把那两个孩子拿到宝象国中，往那白玉阶前捽下，可怜都掼做个肉饼相似，鲜血迸流，骨骸粉碎。
这两个孩子，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尚无作恶的记录，何以唐僧师徒竟一丝怜悯之意也没有？理由很简单：它们是妖怪！取经途中，欲与唐僧婚配的不止一位，其中有妖精，也有人。西梁国的女王一心想招赘三藏，因为她是人，连悟空也知道只能设计脱身，不能使那降妖的手段。他以少有的庄重语气对唐僧说：“一定要使出降魔荡怪的神通，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凶，但动动手儿，这一国的人尽打杀了。他虽然阻挡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还是一国人身；你又平素是个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灵不损，若打杀无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诚为不善了也。”三藏听了，赞许道：“此论最善。”（第五十四回）与对西梁国女王的宽容形成对照，对“淫戏唐三藏”的“色邪”——蝎子精，悟空则是严惩不贷，毫不迟疑。
明白了中国传统志怪的这一原则，有一种误读就可以避免。比如，夏志清认为：《西游记》第六十四回中，一群树精（十八公、孤直公、凌空子、拂云叟）邀请唐僧谈禅论道，赋诗唱和，其乐融融；杏仙晚来，这位才气勃发的女诗人，把诗歌与爱情联系在一起，邀请唐僧和她做爱。“八戒后来不论好歹连拱带筑把小林中所有能变人形说话的树挥倒在地，那根下‘俱鲜血淋漓’。除了枫树外，这些都是毫无伤害之心的温和的精灵，他们没有任何反抗就死去了。因而，这一回中揭示了爱情、诗歌和哲学讨论这种田园世界的虚幻性，最后这哲学讨论，就连唐僧也必须抛弃。”夏志清在描述妖怪时这种温情脉脉的笔调，显然是对中国传统志怪原则缺乏亲切体会的结果。《西游记》的想象世界，一端通向中国的志怪传统，一端通向现实人生，也就是说，《西游记》对想象世界的描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里必须注意，《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一位总想着讥弹时政的作家，如果《西游记》中确有讥弹时政的意味，那也是妙手偶得，并非刻意为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信，把《西游记》当作严峻、辛辣的政治批评来读是一个重大失误。比如李希凡在《〈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中认为：“从孙悟空的求师访道，到闹龙宫、闹阴司、闹天宫，到被压在五行山下，很像一个英雄的传奇。在这个神话的英雄传奇里，映照着极强烈的现实生活的色调。人们仿佛看见了这样的社会关系，一支英雄的农民起义军，像水浒义军一样，起而反抗封建统治者，所向无敌，几次招安，几次反叛，但是，终于又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下失败了。尽管‘刀砍斧剁’、‘枪刺剑刳’、‘放火煨烧’、‘雷屑钉打’，都莫想伤及其身（因为人民的反抗意志是消灭不了的，《西游记》这样描写孙悟空被捉后的形象，正是有意无意对于人民反抗力量的热情颂歌），终究还是被压在封建大山的下面了。”这就不免牵强附会了。由这样一种牵强附会出发，热心于为各种仙、妖、佛划分阶级成分，一一与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对应，更是系统、全面的误解。节选自陈文新等《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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