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起推敲的曹寅之孙“曹雪芹”著《红楼梦》铁证

作者：姬健康

在中国古典文学五大名著中，《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二十世纪初，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潮的传入，催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使得红学发生了重大转折，也使得红学成为显学，与“甲骨学”、“敦煌学”比肩而立。《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著名红学家胡文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红楼梦》的文本好，百读不厌，提供给广大读者深入挖掘的话题空间非常大；二是历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哲学家的参与，从客观上推动了红学的发展，红学家也受到了相当的尊重；三是不管承认与否，红学曾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使得在文革前后，有很多人想钻进这个学术圈子，而钻进去的结果必然使红学研究成为两派；四是各种艺术形式对《红楼梦》进行了大量的改编，这也是红学成为显学的客观原因。

其他几大文学名著或根据史料话本改编，或纯粹虚构，而《红楼梦》是在作者亲身经历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写成的。《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并说自己“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境况下撰《石头记》一书。

根据《红楼梦》一书的故事情节分析，确实揉进了作者亲身经历的成分，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一部现实题材小说，是当事人说当时事。这样一来本书的时代跨度就变窄了。《红楼梦》成书于清朝是没有问题的，争议最大的是到底成书于清中叶的乾隆时期，还是清初的康熙时期。从康熙朝到乾隆朝也不过百年的时间跨度，按说寻找作者的范围不大，根据作品提供的内证信息和清人笔记的外证信息，定位作者应该有迹可循。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应该是文本内证和史料外证相结合，相互印证，缺一不可。然而，胡适派主流红学却以史料外证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文本中有关作者的信息如果符合史料外证就采纳，否则就弃置不用，也就是说文本内证的“足”要适合史料外证的“履”，这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研究方法。

胡适红学产生将近百年了，并且在上世纪中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独霸红学界至今，胡适派红学家们始终把《红楼梦》当作古文物来看待，究尽史料，将前人的一些记载当作认定小说作者和时代背景的唯一方法，从未把文本提供的内证信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地加以解析，这就把一部浸透着明末清初时期末世文化、情本文化、江南文化的作品，往乾隆时期生搬硬套，导致《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越研究越走进死胡同。

《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小说？讲的是什么时代的故事？这个问题不应该由史料记载来回答，而是应该由文本来回答。上世纪初，由于胡适根据史料考证认为《红楼梦》是乾隆时期的“曹雪芹”所作，在几乎没有用任何作品内证与史料外证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一些不肯动脑筋的胡适追随者们就认可了这个考证，也就是先有了曹寅之孙“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结论，然后根据曹寅家的一些有限的史实来解读《红楼梦》的故事和思想内涵。胡适红学将近百年，没有新的史料证据支撑他们的作者说，以至胡适红学走进了死胡同。近些年来，否定胡适红学，向曹寅之孙“曹雪芹”作者说发起挑战的民间研究者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迫于压力，一些胡适派红学家开始节节败退，羞答答地承认了《红楼梦》主要反映的是康熙时代的事情，出现了“曹雪芹的奶奶讲故事”说，作者是自曹寅、曹頫到曹雪芹的“家族累积”说。

​其实，承认《红楼梦》故事的背景是康熙时代，已经从文本上否认了以史料作证的研究方法。现在的胡适红学和由此派生的曹学，以及他们的信奉者们之所以死守阵地，是出于两种情况的考量：一是长时期的曹学熏染，形成了思维定势和先入为主的感性基础，再加上很大一部分胡适派红学家、曹学家著作等身，名利思想难以割舍；第二种情况就是本文着重要说的唯史料记载论。不要说在古文学研究上只注重史料记载是缺乏科学性、容易出现偏差的，就是在历史事件的认定上，史料记载往往与真实事件相悖，甚至南辕北辙，这里有多种原因，有古代信息不发达，有听君著史（即听从统治者的旨意写史，粉饰王朝，掩饰黑幕），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也有只着眼于文字惊人、吸引眼球的野史记载，更有光顾商业利益的古代“雪米莉”。如果对这些所谓的史料记载不加以甄别梳理、去伪存真，而是全盘接受，那么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就根本无法还原。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永远存在的必要。远的不说，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历史事件，真正公诸于世的史料能有几何？有些事件与你现在了解的资料，其真相有可能恰恰是相反的，这就是历史和文学等研究唯史料论的弊端。

胡适派红学家现在坚守的二十来条“证据”，真正有力并不厌其烦随时出手的其实就两条，一是永忠的诗：《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下略）二是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诗略）

​（永忠）

这确实是史料记载，是最直接的“曹雪芹”著作权人“铁证”，每当民间反对胡适派红学的作者说，一些著名红学家就反复说：“要驳倒曹雪芹作者首先要驳倒永忠、明义的铁证。”这也是近百年来建立在沙滩上的胡适红学大厦“屹立不倒”的主要支撑。然而，胡适派红学家们无视了永忠诗中的“可恨同时不相识”，即永忠明确说不认识“曹侯”，他是辗转借来《红楼梦》阅读的，这个所谓的“铁证”就要带问号。明义所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的“出”字，确有“拿出”的意思，红学家们也把这里的“出”自仅仅理解成了曹雪芹亲自把《红楼梦》拿出给明义阅读。然而，“出”也有“发布、制作、出产”的意思，例如，《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汉书·东夷传》：“出赤玉、好貂。”如果明义认识曹雪芹，并且《红楼梦》抄本是曹雪芹亲自给他的，那么他一定会当面问曹雪芹很多事情，留下很多有关曹雪芹个人生平、家事、著作《红楼梦》的记载，以及认识跟曹雪芹交往密切的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绮园、松斋等，明义也就不会张冠李戴说大观园就是随园。由此可见，明义说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指的是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这部书，他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钞本，他根本就不认识曹雪芹。因此，胡适派红学家们视为“铁证”的明义记载也同样要带个大大的问号。

作为古典文学的作者问题研究，对文本的文学解析来论证作者问题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在史料记载与文本的文学解析产生牴牾的时候，文本的文学解析就成了主要研究方法和途径，而不是削足适履地让文本的文学解析去适应不靠谱史料记载的作者。

胡适派红学家们最欠缺的就是对《红楼梦》文本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解析，他们的一贯研究模式是：首先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这个前提下把文本中的故事往曹家上生搬硬套，实在套不进去的要么舍弃，要么说是虚构的。这也就是胡适派红学家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书中的“末世”、“南直召祸”、“三呼渡河”、“黛玉葬花”、“大舜正裔”、“犬戎之患”、“姽婳将军林四娘”等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同时，胡适派红学家们把鲜有史料记载其生平的“曹雪芹”打扮成天才、无所不能的神，他一个人独自创作完成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恢弘巨著。这种神话至今还被胡适派红学家们奉持，因为不奉持这个神话胡适派红学就崩塌了。

（本文由至真斋主整理）

——————————————————

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欢迎关注“吴氏红学”头条号，欣赏更多吴氏红学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