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五车”四个字，蔡邕大概当得起吧。然而，在历史上，蔡邕的文名并不显著。他的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传世之作。他写了不少碑铭，基本上也是平庸之作。章学诚说蔡邕“学优而才短”，意思是，知识倒是丰富，无奈缺乏才情，也就是中人之资。王世贞则直接说：“蔡中郎（蔡邕曾任左中郎将，是以得名）之文弱，力不副见，差去浮耳。”在文人圈中，这就是相当低的评价了。
不能否认的是，蔡邕的《述行赋》写得还算不错。然而也仅仅是不错，没有一句令人耳熟能详的金句。他真正超凡脱俗的，就是书法。隶书、篆书，为其所长。所谓“飞白书”，也是他的独创，对后世颇有影响。
蔡邕的为人，从史料记载来看，确实是个好人。但是他晚年依附董卓，不免成为污点。关于这件事情，史上的评论颇为公允，大家都知道，他受董卓征召，实属无奈。当时董卓擅权，慕名拉拢蔡邕，他是托病不受的。后来董卓大怒，威胁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这是以灭族来威胁。蔡邕不像方孝孺那么无情，为了家人着想，只得出来应付董卓。董卓对蔡邕，竟也不错，不但给他升官，对他的意见也听得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蔡邕未免受宠若惊，对于董卓也产生了好感，以至于在董卓死后，有过为之叹息之举。正是这声叹息，给蔡邕带来了灭顶之灾。王允以此为由，将蔡邕下狱。
蔡邕在狱中，曾经上书陈词认罪，要求“黥手刖足，继成汉史”。这是效仿司马迁故事。蔡邕曾参加《东观汉记》的编修，此时希望王允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完成作为史官的使命。王允不答应，等到蔡邕死在狱中，又后悔，但是已经来及了。但是这件事，后人也颇有非议。章学诚便说：“（蔡邕）如撰后汉书，未必长于范、陈。”也就是让蔡邕来写东汉历史，未必能超过《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如此说来，王允不放过蔡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蔡邕治史的水平根本达不到司马迁这个级别，没有必要格外开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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