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 | 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倦怠社会”？

导读

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似乎自己好像从资本家的手中解放了出来，投身到了自由选择的生活当中，但实际上，内心生发出的困顿和焦虑却并没有减少。

这种焦虑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说关于否定性的社会已经远去，而到来的是关于积极与肯定的社会？当我们自以为在过一种自由选择的生活时，是否意识到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自我剥削？

今天与大家聊聊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新作《倦怠社会》，一起来探究关于“肯定”与“倦怠”的时代症结。

什么是倦怠社会？

在本书的开篇，韩炳哲用我们熟悉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作比，以此来构建本书的重要概念——“功绩主体”与“倦怠社会”。

普罗米修斯神话可以被解读为刻画现代功绩主体（Leistungssubjekt）心理机制的隐喻，即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作者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隐秘真相——社会生活中的倦怠感并不是由不受约束的发展导致的，而是来自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

倦怠社会是如何产生的？

在分析倦怠社会的成因时，作者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他哲学批判的首要分析工具。

他首先从免疫学的观点入手，介绍了免疫学的基本特征：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学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Eigenen）。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

但这种由他者引发的入侵产生的防御机制，并不符合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现状。我们需要处理的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

反而是过量的肯定化产生的新的暴力形式，它所导致的是心理上的自我攻击——神经暴力。它不来自一个系统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

理解了个体内部所发生的暴力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来观察社会整体转向肯定性的趋势。

福柯的规训社会（Disziplinargesellschaft）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

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而功绩社会确主张摆脱否定性。从情态动词的变化——从“不允许”（Nicht-Dürfen）到“能够”（Können）——我们也能够一窥功绩社会的积极属性。功绩社会将推着社会向前的“禁令、戒律”等被动形态转化为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

在功绩社会中，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尽管摆脱了统治机构，却没有导向自由。自由和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

而绩效的过度化日益严重，最终会发展成为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结构而转化为暴力。功绩社会的精神疾病，便是这种悖论式自由在病理学上的显现。

发生这种自我剥削的时候，自我的期望永远是更高的绩效，而找不到终点。

这种情况会导致某项任务的完成不再对个体产生大功告成的感受。针对特定的个体，自恋者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绩效迫使他无限地提升效能，而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

自恋的主体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同他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

个体在倦怠社会该如何自处？

过度的积极导致个人对自身的攻击，从而产生深重的倦怠。

这种倦怠是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进一步主导我们日常对待生活与工作的策略，一方面让我们在处理多线程问题时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却使我们丧失了沉思的专注力（Aufmerksamkeit）。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深度无聊。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阐述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人在行走时感到无聊，又没有办法忍受无聊的话，他会焦虑、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急切地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而那些对无聊更有耐心的人，将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识到，也许是这种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无聊。这促使他去发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并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则是全新的运动方式。只有人类能够跳舞。也许他在行走时体会到一种深度的无聊，并在无聊的激发下，将行走步伐改为舞步。然而同线型、笔直的走路相比较，动作花哨的舞蹈显得过于铺张，完全不符合效绩原则的要求。

因此，若要将个体从过度积极所导致的倦怠社会中解放出来，需要培养个体的专注力（尽管这可能并不符合绩效原则）。对效能的无限追求没有尽头，则需要自我创造一个他者，以此来评估自我的阶段性成果，不至于陷入到永无止境的焦虑当中。

就像作者在结尾处写的那样：

在现代世界，一切神性和节日已不存在。世界成了一座百货商店。我们用越来越劣质的快消品填满世界，世界在商品中窒息。看上去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我们却失去了最根本之物，即世界。世界丧失了语言和声音。在交流的喧哗声中，宁静消失了。商品的堆积和大众化填满了一切空白。

而我们亦失去了惊奇的能力，生活在一座透明的百货商店里，成为透明的顾客，时刻受到监视和操控。逃离这座百货商店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把商店改造成一个庆典场所，在其中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