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毁了哲学吗？

——《哲学的快乐》后记

罗伯特·所罗门

哲学简化为“知识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羞怯的时代论和禁欲学说——一种从未越过门槛，还费心尽力否认自身有进入权利的哲学——一种奄奄一息的哲学。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

不是疑问，而是判决：“分析哲学毁了哲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领域的朋友们这样说。我还听过商业界的人也这样说，或许他们是回想起了自己大学的文科学位，还依稀关注这一学科的处境吧。当然，非分析传统的哲学家朋友也这么说，但他们别有用心。大家都知道我研究“大陆”哲学，这一事实或许让人以为我会对这种看法持同情态度。但是，对于人们对今日哲学状况的这一误解，以及今日哲学的实际状况，我都深感忧虑。然而，就像马克·吐温在听瓦格纳的音乐时说的那样：“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糟。”

今天，有太多文章大谈特谈所谓”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对比及所谓的冲突。这种对比是错误的。“分析”是一种方法，一种至少表面上看来关注语言性质的方法。“大陆”指的是一个地方，即欧洲大陆。且不论人们所说的“大陆”通常只包括德国和法国，也不说“分析哲学”实际上包括相当多彼此对立竞争的方法论，再怎么漫不经心的读者也该清楚，这样的基本对比是错误或误导人的。哲学中那么多彼此纠缠着的流派、方法和风格，实在难以用英吉利海峡这样一条狭窄的水域来区分。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早年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和哲学，1873年获博士学位后在母校耶拿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主要著作有《算术基础》（1884）、《涵义与指称》（1892）等。

人们常常以其对逻辑和语言的兴趣来定义“分析哲学”，可是这一兴趣最初出现在德国（尤其是弗雷格），而且20世纪“大陆哲学”运动的先驱埃德蒙德·胡塞尔也完全有同样的兴趣。20世纪最有影响力并两度奠定了“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奥地利来到英国，但并没有忘掉自己“大陆哲学”的根。他对语言的界限特别感兴趣，可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兴趣所在，而对于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这些人是他们的死对头。有的分析哲学家也会像他们的大陆哲学同行一样，撰文谈论性、性别、死亡和生命的意义。分析哲学并不一定像它有时看起来那样干瘪。不可否认，一些著名的实践者时有极为狭隘的主张，但分析哲学不必只是逻辑，却不关心内容。它也不必只关注论证，而不顾实质。它不用像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五十年前分析哲学运动鼎盛时期曾欢呼的那样，是“科学的”。它不必缺乏对历史、背景、经验内容和词源学的兴趣。即使伯特兰·罗素在他那个时代的牛津剑桥圈子里对黑格尔主义者的反对并不恰当，但他仍是一位投身世界的大众哲学家的典范，可以就极为重要的问题向普通人高谈阔论。现如今，许多优秀的哲学家都会用分析（根本上来说，它的意思无非是尽力阐明）来处理实际问题。因此，分析哲学宁可背负着“干瘪”的典范和名声，迷恋于逻辑和语言，而不屑地排除一切别的问题，确实很丢脸。

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在科学哲学、教育、逻辑实证主义方面颇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于1928年在柏林成立“经验主义哲学学会”，成员包括卡尔·亨普尔等著名学者，1930年与鲁道夫·卡尔纳普担任《知识》期刊主编。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验主义研究、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时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方面有重要贡献。

这一典范来自罗素，他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为20世纪确定了调子，认为算术的基本原理可以从非常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这种“男子气”的典范给“真正”哲学确立了标准，致使任何不够逻辑的东西或多或少会被斥责为“非哲学”。接着，罗素探寻了更为一般的观念：存在着“简单的”句子（或更准确地说，命题）对应着世界中分散、“简单的”事实。由此产生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避开了背景和布拉德雷所谓的“内在关系”，转而关注命题及其复合命题的逻辑分析。罗素论证说，句子的“逻辑形式”与它通常的语法形式并不一样，由此开启了对'理想语言'长达一个世纪的探求，这种语言一定要且只能由严格的逻辑形式构成。这是哲学中真正的极简主义，比艺术中短命的极简主义更早（且更持久）。但是，极简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实在过于简单、干瘪、在根本上毫无意趣。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倒不是说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一典范，实际上，即便在著名分析哲学家的小圈子里也有这样的质疑者。这种对无所不包的形式理论的追寻，受到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的逻辑学的致命打击，他在1931年阐述了一种“不完全性证明”，认为在语言哲学家想要获得的任何足够有效的形式系统里，总是存在着某个无法证明的句子。这一证明的哲学后果仍存在争论，但有些重要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便就此放弃了对理想形式语言的追寻。无论如何，哥德尔的证明是从圣殿内部发出的警告之声。于是，罗素最有才华的学生维特根斯坦转而开始反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这个狂妄的题目借自斯宾诺莎）及其引发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在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拒斥了罗素（以及他自己）早期的原子主义中那种排除语境的逻辑学。因此，“分析”一词呈现出了新的意义。它不再是对简单句子的严格逻辑形式的分析，而是对日常“生活形式”中语言的多重用途（“语言游戏”）的探究。

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不过，《哲学研究》中有一个主题对哲学特别有害。《逻辑哲学论》对于哲学还有一定的尊敬，甚至景仰，可是《哲学研究》却把哲学诊断为一种思想病，而且不论幸或不幸（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以及付你薪水的人是谁），这种病只有更多的哲学才能治愈。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是“休假中的语言”，它僭越了日常背景以及在其中正常运作的“游戏”。哲学困住了我们，因为它允许我们滥用语言，误把一种用法当作另一种用法，并且以为，既然某个问题在某一背景或某种生活形式下有意义，那它一定在另一种背景甚至毫无背景的情况下也有意义。可是，如果背景和使用就是一切，那么弗雷格、罗素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发展出来的技术工具可能就毫无用处了。

然而，甚至实证主义者也不是通常认为的那么“干瘪”。他们多半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左翼人士和自由思想家，因希特勒掌权和纳粹的肆虐而惊骇不已。他们坚持强调科学和逻辑的严格性，拒斥德国浪漫主义，认为自己所目睹和经受的恐怖，全都是德国浪漫主义造成的。他们是世界走向疯狂时心智清明的斗士。像大致同时在德国写作的胡塞尔一样，实证主义者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应，首先是捍卫理性。但问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强调科学和逻辑的严格性、拒斥德国浪漫主义时，也倾向于把伦理学和其他非科学的主题赶出哲学。就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处说到的那样，他们似乎也认为，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这些问题。可这样一来，就让伦理学的地位显得可疑，最好的状况也是悬而未决。如果哲学家不能去谴责世上的罪恶，那么谁还能这样做呢？逻辑实证主义者奋力维持着启蒙的活力，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它，纳粹吞噬了它。不幸的是，他们也威胁着要终结伦理学，以及一般意义上丰盈的哲学，把哲学简化为服务于科学的概念看门人。

如果说罗素对分析哲学的影响好坏各半，那么维特根斯坦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也是如此。（值得小心注意的是，如今分析哲学关注的焦点再次变成了《逻辑哲学论》，而不是《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充满魅力、令人着迷的教师，他更像是一位精神导师而非教授，正因为此，他自称的哲学革命得到加强。他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生——效仿着他的专注，（有时还极为滑稽地）学着模仿他折磨人的举止和神经质般的严肃。但是，那些聆听过他教诲的人说，与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无疑会见证某种深刻之物的痛苦诞生。问题在于，没有人，包括维持根斯坦，能说清楚这个深刻之物到底是什么。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犹太人，哲学家，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曾经师从罗素。从1939年至1947年，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包括有1篇书评，1本儿童辞典，和1本75页的《逻辑哲学论》（1921年）。

可是，维特根斯坦那个“哲学是一种思想病”的观念还是流传了下来，不过“唯有更多的哲学才能治愈”的那个观念，除了愿意染上这种病并因此拿工资的小圈子外，却没有得到太多热情回应。如果伟大的分析哲学家提出的技术工具，除了治愈这种自找的不幸外别无它用，那么整个领域就面临着严重的目的缺乏和时断时续的蔑视。一些分析哲学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样生活，只好承认哲学是一种瘾，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那些终身教授的工作的正当性，也就在于把这种病传染给他们的学生。结果，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都倍感挫折。为了保护自己辛苦获得的工具和技术，处于守势的哲学家自绝于世界。一切知识学科中最为快乐的学问，却催生了苦涩和怨恨。无论是在分析哲学还是大陆哲学的圈子里，如今所谓的“实用主义”根本上认为：人们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哲学上。当前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主题多半是“我们一直在这些问题上浪费生命”。詹姆斯—杜威那种实用主义的旧见解认为，观念无论如何也有点重要性，但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个抽象和利己的姿态而已。

这种受迫的狂热和防御性，甚至比苦涩更具破坏性。哲学这门特别的学问，天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感到混乱或遭受创伤变故时，或沉静反思时，它都会现身。这似乎在暗示，哲学家有一个特殊且始终存在的角色需要扮演。但是，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只是与普通人对话，连专门技艺或知识都用不到，是很掉价的——或者更糟，是不可避免要失业的。哲学家看到自己的观点被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后，听起来就像是陈腐无趣的老奶奶智慧，于是心生困窘，重新开始追求晦涩。当然，这并不新鲜。两千五百年前的赫拉克利特就有意这样做过，两个世纪之前的黑格尔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配得上学术界的地位，也这么做过。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走的是同样的晦涩路线，晚近的米歇尔·福柯亦同。与智力平平的人进行一场思想对话这种想法，吓坏了绝大多数哲学家，因此，他们宁可用只有他们自己理解的语言互相讨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困惑。

在盎格鲁—美国—澳大利亚哲学圈内，形式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甚至最简单的公式都足以吓坏几乎所有“未受训练的”读者，或者让他们失去兴致。我有多少次见到过一个有趣的主题被那些自以为是却完全没必要的缩写、公式和方程式毁掉啊！（实际上，主题本身有多少次就因形式化而被误译、扭曲，导致了误解和误导？）可是，形式化的优点不在于清晰；而在于排他性。这些技术的排他性在哲学里造就了一种部落派性。对此，优秀的人类学家会着迷不已。因为正是这种“训练”使部落团结在了一起，它包括的不只是分析技巧，还有与众不同的着装风格（“邋里邋遢的学者”以及少数用心打扮的怪异分子）、可预期的规矩（比如，坚持不断地相互引用而不引用他人）以及矢志不渝地运用一个世纪前弗雷格和罗素用过的那些乏味例子。

就像所有部落一样，这里的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成员资格事关血统（学术脉络）——同样的导师、同样的研究课程。这样导致的近亲繁殖只会带来虚弱的后代，与肯塔基和塔斯马尼亚众所周知的双头婴儿没什么不同，它无疑会抹杀掉一切对于多元化的兴趣，剩下的顶多也是有名无实的多元化。在这种部落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有那么点聪明，也愿意玩这种游戏，同时还遵守规则且认同自己是部落一员，那么，总有一个属于他或她的位置。（在英国，没有学术人脉的维特根斯坦，完全靠他的才智一跃成名。）如此一来，分析哲学圈子越来越像是门萨，里头全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当然，这种聪明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或内容，除了这个长处之外，毫无优点可言。但是，所设计的入会仪式（就像研究课程一样），目的是要摧毁此前学到的所有东西、常识以及普通的哲学兴趣。当然，在这个部落内部，还是有真正分歧。（“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它决不允许任何外人提出粗浅却诚挚的反对意见，不管这意见有多么一语中的。针对哲学的贫乏，各种杂志以及《纽约时报》充满了例行公事般的愤怒。对此，部落的例行回应（如果会回应的话），则常常是粗鲁的狂笑。

换句话说，毁掉哲学的危险不在于分析哲学，而在于太多地位崇高的分析哲学家的部落派性。他们建立了一堵形式行话之墙，围住了本该易于接近的观念。他们甚至在（特别是在）本该认真倾听和心怀同情的时候，还在采用顽固无情的批评姿态。他们削弱主题，限制、重新定义并简化了兴趣，最后只留下一小部分对其他人来讲毫无意义的技术性关切。随着那些很好的学院变得越来越干瘪，它们遍及全国的毕业生也就进一步强化了毫无活力的哲学形象。国内最好的院校都固执地坚持重复生产，防守着自己的狭隘专业。可是，把这些哲学技术专家隆重地聚集起来，就能为成百上千想要研究哲学或至少想亲近哲学的大学生提供什么东西吗？或者能为所有渴望某种哲学而去购买新时代运动书籍的读者提供什么吗？学科的干瘪技术性或许在部落里不是难堪，而是骄傲，但总有一天，越来越多的家长、纳税人、读者和行政人员会开始问，我们为何要为这些东西埋单？我们的孩子要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哲学？

拉斐尔名作《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左）与亚里士多德（右）

像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样，分析哲学始于对严密思考的强调，而且在它盛衰起伏的过程中，为同样处于哲学核心的不羁思辨与困惑倾向提供了重要且温和的补充或纠正。可是，它不该因为这样就变得不可接近、过度技术化、兴趣受限和社会敏感性缺乏。它完全可以而且必须要变得丰富、丰盈起来，不再受行话所限。形式化（在形式学科之外）应被看作是遁入晦涩，而不是有助于清晰。部落派性应被看作难堪，而不是安全的根源。专业主义作为德性，应留给医生、律师和商业主管，学者（或许在担任教师和行政人员这样的角色时除外）应尽可能避免。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出现了大量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以及多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一开始还只在哲学的边缘徘徊，如今却日益靠近哲学的核心。有些哲学家在解读自己的文本时，已经不再羞于使用文学批评和人类学技巧。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去解读其他学科的文本，并且十分认真地撰文探讨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与哲学以及文学中的哲学，量子物理学哲学，哲学与管理，哲学、神经学和认知科学，哲学与艺术，哲学与时尚，等等这些话题。哲学家现在执教于医学院、商学院、艺术学院，使得交流不再是一条单行道。如今，几乎所有主要的哲学系都开始涉及妇女研究和文化研究。随着哲学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它或许也会学着与他人交谈和分享吧。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争论现在该结束了。哲学家有更多更好地事情要做，不必纠缠于这些古老的误解。就像学院里诸多争论一样，这一争论的意义在于其所忽略的东西，即它之外的世界。仿佛唯有在欧洲有根源、在数学和存在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都源自它们——中有基础的哲学方法，才能成为”哲学“的候选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都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固执地拒斥了那些不符合它们方法的路径。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我们美国自己的本土文化中，都存在着哲学。如果他们不符合哲学的狭隘范式，那就完全有理由抛弃这个过时的排他主义范式。还有其他一些学科，从胎儿胚胎学到市场营销再到叙事学，都充满了哲学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一直被追求纯粹抽象和干瘪的哲学家们忽视了。但是，即使哲学系以及理查德·罗蒂称之为”大写哲学“的那种傲慢排他的哲学模式明天就消失，哲学也不会消失。它在大学的每一个地方和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它失去的只是自负，很不幸，还有尸位素餐的特权。

对于我们今天有时过分的浪漫主义而言，分析哲学仍是一种健康的矫正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过分的浪漫主义和分析哲学各自看作毒药和解毒剂。它们是辩证法的两个方面，若利用得好，就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表述一些极好的构想和洞见。分析哲学若不再坚持一己之见，就能打开（而非关闭）世界。它不必变成排他的、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的、过度形式化的，自溺于自己的技术之中，更不必遗忘内容、背景、文化和历史。确实，最好的分析哲学总是存在着一种不安的张力：一方面是对思辨的需要，一方面是对明晰的渴求。但是为何要称之为”分析哲学“呢？这样叫只能让人心有戒备。况且，真的有必要给它取个名字吗？仔细反思生活的恒久问题，追求明晰和启蒙并享受这一追求过程，这些才是毕达哥拉斯犹豫（和挖苦）地称自己为”哲学家“——热爱智慧的人——时的心中所想吧。

选自所罗门《哲学的快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