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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最牛的大学在哪里?

作为一所历史上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早已“退隐江湖”。但在江湖上,从来都不缺少关于TA的传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乱世中的奇迹”,由这些词汇交织的西南联大,却若一名低调的扫地僧,隐藏在中国的西南腹地——昆明。

文:莺时

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却树立起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丰碑。

▲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摄影/安铎

汪曾祺曾在《昆明的雨》中,这样描写:“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汪曾祺或许并未意识到,古城昆明的张扬肆意,不在于葱郁的植被,更因他们这群跋涉而来的年轻学生。

▲ 下着小雨的翠湖。摄影/柒哥

1937年7月30日凌晨,南开大学遭遇日军的空袭,校门及大部分校舍顷刻间坍塌成废墟。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蒙难的高等学府。平津陷落之后,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起,前往长沙合并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仅一个学期,随着长沙告急,这所临时大学,再次面临搬迁。至于搬迁至何处,讨论会上,一个地名被反复提及。

到昆明去!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随着日军的南下进犯,云贵川等西南地区成为我国的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举国迁往西南。

深居西南腹地的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部。沟壑纵横的高原地貌,加之近两千米高的市区海拔,让昆明无需和重庆、成都一般,临时承接国民政府的部分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昆明减少了战争烽火的波及。此外,绵延的长虫山及西山,像一扇坚固的屏风,将昆明三面环绕。对于流离大半年的联大师生而言,此时心中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

即便是今日,提及西南,不少人的刻板印象里,仍残存着“封闭”、“落后”等先入为主的词汇。事实上,便利的交通,始终是古城昆明最为鲜明的标签之一。

滇池之畔的昆明,东侧连接黔桂通往海洋,向北经川渝便可进入中原。自昆明南下,途径地势平缓的红河三角洲、湄公河大平原,便可直接通往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 滇池。 

“云南十八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1910年,一条由法国人修建的连接昆明与越南海防港的滇越铁路正式通车。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自然成为中国西南通向国外的出口。当上海人争议何为正宗海派西餐时,滇越铁路沿线的蒙自人,已对法国红酒、咖啡熟稔于心。

▲ 滇越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铁轨间距只有1米,又被叫做米轨铁路。滇越铁路曾被《英国日报》称为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 制图/Paprika

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通道,几乎都被切断。而大后方的昆明,则凭借滇越铁路,成为了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入口。恰也因这条铁路,为西南联大师生提供了一条入滇之路。之后,大量资料书册及大件精密实验仪器,可借由滇越铁路一并搬迁至云南。

1938年2月中旬,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终于得以成行。

▲ 西南联大搬迁线路图。制图/Paprika

这次堪称中国文脉大搬迁的“长征”,分为三路。其中一路由300余名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自长沙经常德、贵阳步行至昆明。大部分师生,如朱自清、陈岱孙、钱穆等人,由桂林、南宁至镇南关到达越南河内,而后乘坐滇越铁路赴往昆明。余下的第三路人员,则沿粤汉线南下至广州,经广州、香港乘船抵达越南海防,而后经滇越铁路来到昆明。

1938年4月2日,随着大部分师生抵达昆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一职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此后,西南联大在云南生根,度过了八年“刚毅坚卓”的岁月。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行走在昆明的街巷林间,无需刻意寻找,就能和西南联大的气息打个照面。

昆明市区的翠湖,是西南联大师生散步的好去处。翠湖西侧的西仓坡,曾是闻一多在昆明的住所之一。自西仓坡沿湖向北,踏着先生坡上行,便是联大教师云集的文林街,再行至百步,便能踏足钱钟书居住过的文化巷。

▲ 翠湖公园航拍。摄影/石耀臣

在昆明,稍微有些年头的学校、庙宇,大都见证过联大师生潜心治学的专注。虽为云南省政府驻地,当年的昆明毕竟只是一座边陲小城。面对大批量涌入的人口,校舍安排难免吃紧。在联大新校舍建成之前,昆明的不少中学,像昆华中学、昆华公校、南京中学,都曾解衣推食,自愿将校舍借于联大师生。

▲ 当年和西南联大互帮互助的云南大学,如今的春景。摄影/万瑞

和中原相较,云南有着更为浓厚的宗教信仰。但面对联大师生缺少校舍的窘迫,不少庙宇暂时放下顾忌,让联大的实验室搬进庙宇,与供奉的神明共处一室。国学大师钱穆,在昆明的岩泉寺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而费孝通的社会实验室,就安置在昆明的鼓楼魁星阁。

相较于老师的固定办公场所,联大学生的足迹,则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昆明的每一处角落。由于学校图书馆的场地有限,昆明市区的茶馆,成为了联大学生的“自习室”。对前来“喝茶”的学生,茶馆只象征性地收取几分钱的茶水费。茶馆、饼店云集的繁华凤翥街,甚至成为了汪曾祺等联大学生的“第二课堂”。

汪曾祺曾在《泡茶馆》中,记录了这一过往:“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 莲花礼堂一隅。 摄影/大可

一方小小的茶馆,却浓缩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家国忧思。在今日的昆明,有群有心人将西南联大师生“泡茶馆”的日常演绎成话剧《联大往事》,在假山亭榭的莲花池畔重温上演。在不远处的南强街巷,仍能重温《我的闻先生》,充满热忱的激昂演讲。

▲ 话剧《我的闻先生》剧照。看了话剧《联大往事》,很难不沉浸在联大学生的家国忧思里。摄影/张月慧

云南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在云南,一直都有“云南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

来到昆明,因校舍的不敷使用,西南联大在蒙自、叙永开设了分校。西南联大文学院、法商学院的师生经由滇越铁路,自云南边陲的碧色寨下车,换乘个碧石铁路来到了蒙自。

▲ 碧色寨车站和老站长。 摄影/王牧

作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清末民初时,蒙自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的进出口货物都需通过蒙自进行转运。1938年,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就搬进了蒙自的海关大楼。而女生宿舍,则安置在蒙自豪绅周柏斋的“颐楼”。

▲ 颐楼,本是周柏斋为自己颐养天年而建。得知联大学子流落至此,周柏斋特意将其借与西南联大。 摄影/大可

住房与园林结合的四合院建筑样式,让颐楼颇有些北方建筑的意味。站在颐楼的二层廊檐下,这群来自北方的女生,御夜听风,不免想念起北方遗失的故土。也因此,颐楼被改名为听风楼。

▲ 蒙自南湖。在当年的南湖边,联大文学院的学生成立了南湖诗社,成员里有日后成为“九叶诗派”代表诗人的穆旦。 摄影/卢文

《梦回蒙自》一文中,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曾坦言,在蒙自的日子,“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西南联大的到来,让蒙自乃至整个云南,从传统语境中的“边缘地带”,成为了“被发现者”。地形多样、民情丰富的云南,是西南联大学者眼中的最佳研究对象。

彼时的蒙自,几乎没有女孩上学,青年男女之间的交流更是大忌。而联大女生的“摩登”装扮、与男青年的平等交流,在蒙自掀起了一股“新风气”浪潮。蒙自的官员,甚至向西南联大提出,请联大学生不要装扮的过于时尚。

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多久,随着西南联大在当地开办民众夜校,蒙自的女孩也走进了教室学习文化知识。北平、天津的女学生装扮,也穿在了蒙自姑娘的身上。

▲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 摄影/万瑞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新拆分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员北归。三校联合成立的师范学院,作为献给云南的礼物留在昆明,成为了今日的云南师范大学。

八年来,西南联大简陋的铁皮茅屋校舍,是乱世学子的理想国。这段凝结着“城春草木深”愁思的岁月,在联大师生的记忆中,不可替代。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表示:“我常常想,我是幸运的,在西南联大,我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 西南联大原教室室内。摄影/万瑞

随着时光的轮转,西南联大的鲜活过往,并未被深锁高墙兀自散发出由历史塑造的腐朽气息,反而经由图书、纪录片、电影的演绎,成为人们心头最为皎洁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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