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新思维》读后感
姜宏军
《方剂学新思维》是一本思辨性很强的中医佳作，处处体现了作者的智慧，需要读者仔细研读，方能跟上作者的思路，读起来并不轻松，但绝对会有很多启发。
作者邢斌，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我们这辈中医的佼佼者。他是一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从刚上大学开始，就孜孜不倦地读各种中医书籍，不断地读书、临证、思考。正是他的天分和勤奋，使他往往能提出很多超前的见解，记得还在大五时，就主讲了一次关于中医方证的讲座。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作。
言归正传，《方剂学新思维》，到底给了我哪些新思维和新启示呢？
第一，修正了方剂的定义。
方剂，只是一张处方。这是多少年来在我们意识中几乎根深蒂固了的，上大学时老师没讲清楚，自己虽然读医书时偶尔也会“灵光一闪”，但也就是一闪而过了，不会去深究其本质。而邢斌在书中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方剂的本质就是一种疗法，实在令人叹服。我们临证时也许常会碰到应用某经典方剂无效的情况，这个新概念，使我们将会重视方剂的剂型、煎服法、服后宜忌等问题。其实很多情况下，无效往往是这些因素造成的。比如桂枝汤，早年我用于治疗感冒，疗效并不甚好。后来注意到方后“饮后啜热稀粥”一语，便嘱患者药后啜粥，或采用张锡纯的“加味黄芪代粥汤”，收效始著。
其二，挣脱了“君臣佐使”的窠臼。
君臣佐使这一概念，似乎已成了今天衡量方剂标准的唯一准则，读大学时老师是这样教的，工作后，参与科研，评委们也往往都会问你这张方子“君臣佐使”是什么，虽然这张处方疗效好，但如果回答得不能让专家满意，恐怕很难过关。然而实际上很多方剂是不能单纯用“君臣佐使”来解释的，对于这类方剂，很多中医人甚至是中医界的老前辈，仍强用君臣佐使做解，并想用这一观念来一统江湖。在此种情况下，邢斌以他充满逻辑性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方剂结构论”，提出单行式、相须式、主辅式、复合式等概念，以此做解，以前搞不清的方剂结构，一个个清晰明了。
其三，在看病的诊疗思路上，给了我全新的认识。
书中“证机法方论”和“医者意也论”两章写得尤为精彩，灵活生动。教科书教给我们的诊病思路，片面强调辨证论治，证、机、法、方是环环相扣的。然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却往往没有这么简单。邢斌在层层深入的论述中不断地启发我们的思考，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教学模式、传统认识的不当之处，证、机、法、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如此复杂！在对上述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后，邢斌强调了方剂辨证这一诊疗思路，认为这是“从证出发直接抵达方的航空线”。
关于“医者意也”，这涉及到中医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对此，有很多人认为中医是哲理指导下的医术，更有甚者认为是一门艺术。邢斌在书中对“非理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寻找从证到方最佳线路的过程，就是医者用意的过程”这一概念。对于中医迟滞不前的现实，他在书中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着力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中医理论体系，从此不再走弯路，不误入歧途。二是要从方药角度对古今医家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建立历代名家药证、方证学术体系，同时也要从“机”、“法”等角度去研究。在此基础上遵照流行病学的方法开展临床研究，提倡“循证论治”、要在“知常达变”。
邢斌的这些论点很值得进一步思考、发掘和采用。
其四，临证处方上，给了我新的启迪。
邢斌书中对方剂要素、药际关系、精确处方、模糊处方等进行铺垫后，专门列出了“方剂创制论”和“方剂运用论”两个章节来论述方剂的创新和运用。临证处方，什么时候该掌握原则性？什么时候要灵活化裁？什么时候该创制新方？什么样的处方才是新方？这些问题在书中都通过缜密分析和巧言譬喻等方式一一作了解答。读过此书，对我们今后临证时如何掌握方剂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大有裨益。
以上是我学习《方剂学新思维》之后的一些粗浅认识，书中尚有许多精华之处，相信读者阅后会有更深入的体会。希望邢斌在中医学领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之验证
邢斌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我有医案一则，可为注脚。
王某某，女，65岁。
2010年1月11日初诊。
主诉：心慌半月。
病史：近半月来每天均有心慌、出汗、乏力、手抖，约持续半小时左右，要用两手交叉贴紧胸口按压则舒。有时胃脘痛，用热水袋贴紧胃脘部好转。今查心电图：左室高电压，ST-T改变。素有高血压、脑梗塞、眩晕病史，服降压药血压控制尚可，服中药后眩晕已明显缓解。舌质淡红，脉细。
处方：桂枝15g，炙甘草15g，7剂。
2010年1月18日二诊：服上方4剂，上症大减，昨今两天均未再发。舌质淡红，脉细。
处方：桂枝12g，炙甘草12g，7剂。
后愈。
论方剂的形式与本质
邢 斌
[摘要]目前的方剂定义存在缺陷。原因在于人们对方剂的形式和本质还缺乏很好的认识。实际上，方剂存在处方形式、药剂形式、疗法形式等三种形式。而方剂的本质则是将由两味及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药物制剂应用于人体以达到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目的的方法。通过对方剂形式与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方剂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概括归纳方剂的定义。
[关键词]方剂；定义；形式；本质；方剂疗法
方剂学是中医药学各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方剂学教材也经历了数十年的编写、修订，可是方剂学最基本的概念——方剂的定义仍然不很完善。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方剂的形式和本质还缺乏很好的认识。
1目前的方剂定义
试看近年出版的方剂学教材和专著对方剂的定义：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1】：“方剂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剂量，按照组方结构的要求，妥善配伍而成的。”
《21世纪课程教材?方剂学》【2】：“方剂，是中医在辨证审机，确立治法的基础上，按照组方原则，通过选择合适药物，酌定适当剂量，规定适宜剂型及用法等一系列过程，最后完成的药物治疗处方。”
《新编方剂学》【3】：“方剂是针对病证的病机，按照组方原则，选择二味或二味以上药物，酌定适当用量，确定适宜剂型和服法，妥善配伍组成的中医处方。”
先不评说上述定义中的细节问题，仅就总体感觉而言，这三个定义都像是在描述临床辨证处方的整个思维过程。而且三个定义中出现了好几个“定”字，如“酌定”、“规定”、“确定”，特别是后两个定义，把一长串的过程描写最后都作为定语，将方剂最终归结为处方二字，表明编者心目中的方剂实际上是一般中医师临床诊疗全程的终点——一张处方。按这样的定义，只有临床上给患者开具的处方才是方剂，而把大量记载于书本上的方剂排除在外了。下面不妨举几个书本上的方剂实例看看。
2.书本上的方剂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扶寿精方》“诸虚门”之胡麻延寿丹：春季三月用胡麻、秋石、何首乌、生地黄、粉甘草各四两；秋季三月用前三味各四两、熟地黄四两、甘草一两；夏、冬两季用前三味各四两、白茯苓四两、甘草一两。上为细末，每一料，用蜜一斤，炼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午间、食远、临卧各一服，好酒下。有水火既济之妙，坎离交媾之功；祛宿病，生新血。并谓“百日内须发返黑，耳目聪明，身体步健”。
第二个例子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癃闭方”之鸡胵茅根汤。该方主治水臌、气臌并病，兼单腹胀及单水臌胀、单气臌胀。此方名义上由生鸡内金五钱、生于术（分量用时斟酌）、鲜茅根二两组成，但用药的最初几天并不用于术。其用法是先将茅根煎汤数茶盅，先用一盅半，加生姜五片，煎鸡内金末，至半盅时，再添茅根汤一盅，七八沸后，澄取清汤服之。所余之渣，仍用茅根汤煎服。日进一剂，早、晚各服药一次。初服小便即多，数日后大便亦多。若至日下二三次，宜减鸡内金一钱，加生于术一钱。又数日，胀见消，大便仍勤，可减鸡内金一钱，加于术一钱。又数日，胀消强半，大便仍勤，可再减鸡内金一钱，加于术一钱。张锡纯说：“如此精心随病机加减，俾其补破之力，适与病体相宜，自能全愈。”也就是说，最初服用时只用茅根、鸡内金开破，数日后二便增多，再添于术扶正，并随虚实的变化斟酌鸡金与于术的剂量。
第三个例子是《古今医鉴》卷十六之一粒金丹。该方用阿芙蓉（要真正者）一分，用粳米饭同捣烂为丸，分作三丸。每服一丸，未效，更进一丸。并说“宜照引服，大有奇效”，随之罗列了105种病证所选用的药引。比如中风瘫痪，热酒送下；口眼歪斜，羌活汤送下；百节酸痛，独活汤送下；四时伤寒，姜、葱汤送下；恶寒无汗，麻黄、葛根汤送下；恶风自汗，桂枝、芍药汤送下；阳毒伤寒，栀子汤送下；阴毒伤寒，炒黑豆淋酒送下；伤暑，滑石汤送下；偏头风，川芎汤送下；正头风，羌活汤送下；头风遍身寒热，麻黄汤送下；肠风下血，槐花汤送下，等等。
若对照上述三个方剂的定义，则胡麻延寿丹、鸡胵茅根汤、一粒金丹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张处方。
胡麻延寿丹是根据不同季节采用不同处方组成的一套疗法。鸡胵茅根汤是由水臌、气臌并病，兼单腹胀及单水臌胀、单气臌胀整个疗程不同阶段采用不同处方组成的一套疗法。一粒金丹实际上是一种丸药在不同病证情况下的运用方法，包括了105张处方，也是一套疗法。
事实上，远远不止上述实例，笔者认为方剂书等医书（医案书除外）中的方剂，全部是以疗法的形式存在的。方剂疗法是方剂的形式之一，也反映了方剂的本质。因此，为了能更深入地理解方剂的形式与本质，有必要探究一下“方”、“剂”二字的古义。
3“方”、“剂”的古义
“方”有方形的意思，如“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周礼》），因为形状的关系，引申为用于书写的木板，如《正字通?方部》：“方、策，版也。大曰策，小曰方。”由于药方记录于此木板之上，故“方”有药方之义。又因为“圆者中规，方者中矩”，“方”又被引申为准则、法度，进而被引申为方法、办法、方术。而“法”、“术”二字，均有方法、办法的意思。故在这些词义上，“方”与“法”、 “术”同义，并经常合用，即方法、方术。《隋书?经籍志》注录《黄帝素问》、《黄帝甲乙经》等医学典籍（也不乏神仙、养生、房中之书）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之后，概括为“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也”。这里“方”的含义，就是治病养生之术，医方相当于医术的意思（有辞典【4】把这里的“医方”等同于方剂，是不确切的）。总之，“方”有处方笺（书写的木板）、处方（药方）、方法、方术等含义。
“剂”，古作“齐”，本义是整齐，引申为调理、调配。如《韩非子?定法》所言之“而医者，齐药也”，表明医生的能事在于调配诸药。由于调配的药物、食物的分量有一定比例，故又引申为剂量，也被引申为药剂、制剂。
所以，上述“方”、“剂”的古义，真实地反映了方剂有不同的形式——即处方、药剂、疗法三种形式，也反映了方剂的本质是方法、方术，也就是方剂疗法。下面具体说明。
4方剂的形式
4.1处方形式 记录于载体（包括处方笺、病历册）的药方、配方、方子，即方剂处方形式，简称方剂处方、处方。这一般是临床根据患者（本文讨论的是中医方剂，不包括中兽医的方剂，所以应用的对象是人；包括需要预防、保健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类人。下同）的实际情况临时拟定的。因为是临床上的处方，所以其药物组成、剂量、剂型、用法等方剂四项要素（关于方剂四要素，另文探讨）自然必须明确具备，否则这张处方将无法落实。当然，临床上剂型、用法这两项要素经常会缺省，应理解为按常规处理，而不是可以缺少的要素。如果引申一下，每一则医案中的方剂，也可视为处方。
4.2药剂形式 药物制剂是方剂的实物形式，也就是人体最终将应用的实物。虽然它只反映了组成、剂量、剂型等三个方剂要素，但人们创造出它是为了应用于人体，也只有应用于人体它才有意义，所以在创造或运用药剂者的脑海里或书本上一定存在着关于它的用法。
4.3疗法形式 医书（特别是方剂书，但不包括医案书中的医案。下同）中的方剂，显然不是处方，也不是实物，而全部以方剂疗法的形式存在。这是由这些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这些书记载的是针对一类人的疗法，其目的是为了提供给其他人（包括医生和患者）使用，因此，方剂的四要素虽都必须具备，但却未必要明确无误。如果某一要素缺省，应理解为按常规处理或变动的范围很大。前述的三个实例都应视为一套疗法，而不是一张处方。下面再举几个例子，这些方剂的命名有别于一般的方剂以剂型命名的方式，而是以“术”、“法”来命名，从形式上充分说明其是一种疗法。
比如《医心方》卷二十六“避寒热方第九”引《灵奇方》“避寒术”有四方。一方以雄黄、泽泻、椒、附子，分等，冶末，井花水服之，冬可单衣；二方以术三升、防风二升，莨菪子半斤，熬之，合，末，服方寸匕，酒粥无在，连服勿废，日尽一剂，冬不用衣；三方以雄黄、丹沙、赤石脂、干姜各四分，合以白松脂，令如梧子大，日吞四丸，十日止，即不寒，冬日常不欲衣，可入水中（一方加桂四分）；四方以门冬、茯苓分等，末，服方寸匕，日二，寒时单衣汗出。此外，又引《灵奇方》“避热术”有三方。这里所引者，在现代人看来无疑都是方剂。但其不称“方”，却名“术”，而《医心方》的编者还是用“避寒热方”作为篇名。可见，在这里“方”与“术”是一回事。
再比如《世医得效方》卷六“秘涩”之掩脐法，用连根葱一茎（带土不洗）、生姜一块、淡豆豉二十一粒、盐二匙，同研烂，捏饼。烘热，掩脐中，以帛扎定。治大小便不通，良久气透自通。不然，再换一剂。掩脐法，《普济方》卷三十九“大小便不通”引作“掩脐方”，并注明出自危氏方。两书中这一段内容基本相同，一称“法”，一称“方”，二者显然也是涵义相同。
又比如《医学纲目》卷三十五引《灵苑方》验胎法，用于妇人经脉不行已三个月，欲验有胎，取真川芎为细末，浓煎艾汤下一匕。若腹内渐动，是有胎也。《三因方》卷十七“求子论”之探胞汤、《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六“产前诸方”之川芎散，其组成、功效与验胎法基本相同，《中医方剂大辞典》因此将两方均作为验胎法的异名方。两方一名“汤”，一名“散”，其实方中既有汤，又有散，因此都不甚确切，似乎还是用“法”最贴切。这里仍然透露出“方”与“法”具有相同的意义。
当然，最著名的还数《时病论》，作者雷丰自拟的方剂都以“法”为名。而《中医方剂大辞典》竟然不予收录，难道这些都不是方剂吗？或许有人认为雷丰自拟之“法”是治法，不是方剂。的确，其“法”之命名多“辛温解表法”、“凉解里热法”、“清热解毒法”之类，颇似“治法”，但也有“查曲平胃法”、“增损胃苓法”、“二活同祛法”、“二甲搜邪法”、“松柏通幽法”、“加味二陈法”，显然决不是治法之名，而一定是方剂之名。
顺便说一下，古代医案中常见“某某汤法”的表述，有把“某某汤”升格为一种治法，或者说要采用以“某某汤”为代表的治法的意思。治法是中医的特有术语，不是普通名词所谓治疗方法的意思，所以“某某汤法”倒不含有疗法的意思。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除上述例子外，还有大量的方剂或无明确的剂量，或有加减，都表明其不是一张处方，而是一套疗法。但还有不少书本上的方剂具有明确的药物组成、剂量、剂型、用法，似乎是处方，实则不然。因为它出现在方剂书等医书中，虽有明确的药物组成、剂量、剂型、用法，但应视作一种示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处方。这与出现在医案书中一则则医案里的方剂不同，后者当然是处方。
5方剂的本质
方剂具有三种形式，形式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本质呢？处方，在处方笺上明确无误地记录了药物组成、剂量、剂型、用法等方剂四要素，从用法上可知该方是如何应用于人体的一种治疗方法。药剂，是方剂的实物形式，前文已谈到在创造或运用药剂者的脑海里或书本上一定存在着关于它的用法，从本质上说它是治疗方法中的一环。方剂疗法，是记载于医书中的方剂，从形式到本质都是一种疗法。这里还可以比较一下处方形式与疗法形式的不同。处方形式代表的是一种具体的疗法，而疗法形式代表的是一种抽象的疗法。前者是针对某个人或某类人（疫病发生时，医者可能开处方防治某一类群体）临时拟定的，因此记录在处方笺上，前面提到过的方剂四要素都明确具备，是具体的疗法；后者是医者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出的适用于一类患者的方剂，因此笔之于书，其目的是为了供别人使用，方剂四要素虽须具备但未必都明确固定，临床上可以酌情考虑，所以是抽象的疗法。
总之，笔者认为，方剂的本质就是一种疗法，或者说就是一种药物疗法。但与中药不同的是，方剂是将由两味及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药物制剂应用于人体以达到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目的的方法。
综上所述，通过有关方剂形式与本质的讨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方剂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概括归纳方剂的定义。从而对方书古籍的整理研究、对方剂辞典的编撰、对方剂数据库的编制、对方剂学的学科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
《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序言
我最早接触祝味菊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时，我正在整理《伤寒论》研究史方面的资料。当翻开祝味菊先生的《伤寒质难》，便被他特有的学术气质所吸引。他学贯中西，视角独到，学说别致。他讨论中医的问题，虽然也同样是从《伤寒论》展开的，但在他的眼里，《伤寒论》已经不再是一本治疗外感病的书了，而是中医经验事实的载体，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缩影。祝先生从中开掘的，是中医学的科学性，是中医学认识人体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80年代，也正是我苦苦思索中医发展理论的时期，在困惑、迷茫之际，祝先生的《伤寒质难》，给了我极大的启迪和激励，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至今难忘。
上个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医学术动荡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祝味菊、恽铁樵、曹颖甫、陆渊雷、章次公、叶桔泉为代表的学者型中医，以非凡的勇气，以超人的视角，以与时俱进的理念，倡导中医科学化，迈出了中医发展可贵的一步。作为中医的后来人，我们今天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能忽略他们留给我们那些珍贵学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这次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华中健编辑策划推出的《名医遗珍系列》丛书，为当今中医界提供了学习研究近代中医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值得称颂！
作为这次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是由上海两位年轻的中医学者邢斌、黄力主持完成的。从全书评按的文字看，两位年轻人有思想，有理论，有临床，对祝味菊先生的医学理解很深，阐发也透彻，为全书增色不少！相信《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的出版，能引起广大青年中医对祝味菊先生学说的关注，进而引起大家对中医经典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学术发展思路和方法的关注。我也相信，只要有一大批年轻中医的对经典中医的倾情投入，中医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就决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 煌
《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后记
祝味菊：特立独行的中医思想者
——《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前言
邢斌
近代中国，随着列强入侵，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其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趋于衰落，而中西医学之间的碰撞和消长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从弱势而逐渐兴盛，乃至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医学，从老百姓全面的信任和依赖逐渐转变为急性病看西医，慢性病才看中医，甚至根本就不信任中医，乃至个别人提出要“取缔中医”。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同志在2005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非常客观地分析了中医药工作面临的形势，他说：“中医药服务领域在缩小、贡献率在降低、医疗服务功能在下降”，“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在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应该在每一个中医师、中医学人，甚至中医医学生的心灵中激荡。那就是：中医学与西医学到底有何不同，与西医学比较她的优势、劣势究竟在哪里？几千年来她是怎样一路发展过来的，她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有这个必要，那么今后她又将如何继续发展下去？任何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中医人，都不可能不这样拷问自己！
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一颗非凡的头脑时常处于这些问题的困惑中，通过潜心苦索，大胆实践，他曾在中医学的星空中划出一道亮丽的光芒。他，就是20世纪杰出的中医思想者和临床家——祝味菊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医家一样，他被无声无息的湮没了，或许还有人记得他吧，却仅仅视他为名医（临床家）而已，他学术思想的光芒依然被忽视了。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先由网络发端，进而在一些书刊乃至在学界，出现了“火神派”的说法。而沉寂多年的祝味菊先生大概是因为“祝附子”的外号，一时间成了火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很愿意看到通过网络、通过民间的酝酿，一些论点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学术问题。我们也很愿意看到“火神派热”引导的人们对温阳理论、对温阳药物的重视。但是，我们并不很赞同“火神派”的说法，反对盲目崇拜“火神派”，警惕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祝味菊先生而言，视他为“火神派”代表人物更是不可靠和片面的。
因此在这篇前言中，我们着力挖掘作为思想者的祝味菊先生的智慧结晶，我们认为这远比掌握一方一药的运用要有意义得多。为此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祝味菊先生能成为一位杰出的中医思想者和临床家，能取得很大成就、创立新说，关键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第二，作为一位思想者，通过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他提出了革新中医的真知灼见。第三，作为一位思想者，他提出了关于中医发病与治疗的系统思考，即伤寒五段学说（疗法）和协助自然疗能之法。其中对于症状和证候疗法的正确认识，对建立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很有意义。第四，祝味菊先生是一位临床大家，推崇重阳学说，善用附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若把祝先生列为“火神派”代表人物是不妥当的。第五，祝先生的成就给我们的启示。
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
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和学术活动中的作为）。祝味菊先生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与他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虽然可以说是古今名医成功的诀窍，可我们认为概括不了祝先生的特征。这决不是说祝先生不勤奋，而是说他在几千年的中医史上是凤毛麟角般的特立独行者。
什么是特立独行？就是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怀疑一切，不盲从古人，不追逐潮流，不迎合世俗。以此做人，将能“笑傲江湖”；以此为学，则能树立新说。
在一个多元化的自由开放宽容的社会，可能就无所谓特立独行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可是在一个古老专制的社会里，特立独行的品质是那么的稀缺。
祝先生的特立独行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医疗行为中敢于一力承揽，为病家“具结”来完成治疗任务，这在古代和当时都是极为罕见的，是他高尚的医德和绝对的自信的体现，人们因而称他为“医侠”。可以想象，祝先生能成为一位临床大家，于此肯定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杰出的中医思想者，特立独行更是必须的。下面关于他的一些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青年时代，著名藏书家、祝先生的姑丈曾为他延聘三位名师讲授医经，但均不久即辞去。非孺子不可教也，亦非孺子无礼也，而是学生好问阙疑，事无巨细，必研求其所以然，老师不能圆其说，不能解其惑，不得不辞去。可见他气质之独特，头脑之犀利。
自此之后，严公尽出所藏医书，而祝先生则就其所怀疑点，废寝忘食，遍求诸书，历时三月而疑终不释。勤求古训，却不能解心头疑惑，其结果必然是学习西方医学。果然，祝先生后入读军医学校，并赴日考察医学。归国后主政官医院，反复思考，付诸实践，多年后终于“向所怀疑，十去其六七矣。”但，即使在耳顺之年，祝先生还是说“疑犹未尽扫也。”根据祝先生的经历，或许有人会说他先是中医，后是西医，然后是中西医结合医，最终以中医名世。当然，这样的说法未尝不可。但严格地说，又不十分准确。因为祝先生追求的是真理，他几十年的历程就是追求真理的历程。所以“真理”一词在他书里反复出现，如《伤寒质难》一书除别人的序跋外，自序、正文、附录一共出现了61次。他坚信真理只有一个，是非不能并存，医而符合真理，应无中西之分。所以他不是中医本位，也不站在西医的立场，中西医汇通只是一种手段，与今天中西医结合医已成为一种职业截然不同。他的立场，值得激赏！反观现代的不少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医，归属感很强，门户之见很深，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发表意见，其追求实际上不是学术，而是利益。而祝先生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中医的利益，即使在当时与为了生存而奋起抗争的中医相比，他的境界也更高，气魄也更大！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因为他最初学习的是中医，是中医带给他很多的困惑，他最终也将解决这些困惑，我们仍然称他为中医思想者。
由于他从追求真理的目的出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因此他能客观地对待中、西医，能深入地了解中、西医各自的发展历史，能深刻地领悟中医、西医的优势与不足，能提出革新中医的思路与方法。
革新中医的真知灼见
祝味菊先生所有关于革新中医的思考是基于两点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医能够治愈疾病，而且有时竟然能够医好科学西医所未曾医好的疾病。第二，中医不仅能用单味药物治愈某一种病，而且能用种种不同的复方，应用到各个不同的人体上去，在不同的方式下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医能够医好病是事实，事实里面就有真理”。如果单味药物能治好病，说明“效在于药”，如果不同的复方能够在不同的人体身上治好不同的病，说明“效在于法”。表面看来似乎“无原理原则可寻之经验，必有原理原则可寻”。这是祝先生基于事实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
在此基础上，祝先生主张“把中国的旧医药在实验中重新估定其价值，扬弃中医一切不合理的玄学说素，从糟粕中把真理游离出来。”具体的办法是：
一、创立中医实验医院
“每一个病人进入医院后，必须经过严密的科学检查，先确定其病名，然后分别予以治疗，记录其治疗之过程、转归与豫后，汇集而统计之。假使统计上指出某一种病，系采用某一种药物，乃至某数种药物，遂造成这痊愈的结果，就可以逻辑地推知某一种药，乃至某数种药，是对于某种病是有特效的，因此知道“中医之有效，效在于药”。这被鉴定的有效药物是研究药物的原始原料，以此为据点再进一步研究这一种药物，乃至数种药物中，谁是治疗的主体，再研究这主体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什么，其有效于某病的原因是什么。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一种必经的步骤。
假如中医的愈病，在统计上，指出他们是拿种种不同的药物，治疗一般相同的疾病而亦能收到痊愈的结果，这疗效的成因在哪里呢？很多中医之所以愈病，其治疗对象不是专对病（病原体），而是同时对人（人体潜在的抵抗力）。因为病人的体质不同而应用不同的药物来调整他的自然疗能，以至于痊愈。因此可以说：“中医的所以愈病，不仅有药，而且有法。”法，就是一种规律。中医运用这种规律来应付疾病，同样可以愈病，这规律是否合符科学原则呢，当然也值得研究的。”
二、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
“溯自欧风东渐，中医学说早已日见动摇，几濒于破产，其所以能苟延残喘者，赖有残余之经验在也。纯有经验而无健全之学说为之联系，是犹失舵之舟无以御无情之风雨也。嗟乎！覆巢之下，理无完卵，吾人再不检讨自己、整理自己、说明自己，则尽其所长，终不为外界所了解；著作等身，终不为学者所公认。”
“中医的理论散漫紊乱，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散漫紊乱之中也自有其线索可寻的。假使我们能够把中医的内容，好好地整理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运用经验药物来做实践理论的工具，经过好多次的临床复演，得到一个客观的证明，证明上面所说‘比较合理的原则’，尽可以用来说明中医能够愈病之所以然。把这原则供献给整个医药界，作为初步研究中医的踏脚石，或许因此而发现意外的收获，这亦是一个从事医学者所应该做的事呀！”
“吾人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提出人病并重之概念，使外界认识中医愈病之所以然，不仅有药，而且有法。科学西医，非无缺漏，诚能采纳刍荛，以此一得为阶梯，进而研究中医整个之内容，是诚如璞玉之遇良工也。”
总之，祝先生总的思路是以事实为依据，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最终将扬弃中医一切不合理的玄学因素，从糟粕中把真理游离出来，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可以质诸世界学者，可以见赏于世界医林。新的学说不是中医发展的终点，而是“初步研究中医的踏脚石”她将被吸入科学体系之中，由科学家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西医临床大夫将都会应用这新的学说，将都会应用中药治病。最终，隐藏着的规律会被全面揭示，“明日的医学根本没有中西之分”。
发病学与治疗学的理论构建
祝味菊的时代，还没有他所期待的中医实验医院。因此，他只能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结合理论研究，“整理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原则”。也就是他说的“医之贤者，每以其个人数十年之经验，融合修正古来衍传之法，则产生一种合乎逻辑之学说”。而事实上，他的确向世人贡献出一种合乎逻辑之学说，一种关于中医发病与治疗的学说，即伤寒五段学说（疗法）和协助自然疗能之法，这也就是他在《伤寒质难》中反复提到的“一贯之道”、“执简御繁之道”。这一杰出贡献，充分反映了他的超凡概括力、领悟力与洞察力。
祝先生认为疾病乃病原与身体之共同产物，而病原与人体相比，人体为重。他论证道：“夫邪机环绕于人体，而人体不即病者，以有保护机能也；及其侵入人体，而人体不为所困者，以有自疗机能也。同一刺激，而此病彼不病者，感受性质不同也；同一病源，甲者不治而自愈，乙者虽药而不效，受病之体质不同也。是知疾病之要素，不全在外来病原之刺激，而在于人身阙乏应付之能力。”这里所谓的“保护机能”、“自疗机能”、“应付之能力”，往往也被称作“自然疗能”、“抗力”、“抗能”，由于祝先生推崇重阳学说，因此他认为“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
另一个事实是“病原繁多，本体惟一”。“疾病种类繁多，一病而探出一种病原，一种病原而创制一种特效良药，仅为人类之一种理想。”“医者治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药之阙如而屏不处方也。”“既未能直接除去其病原，则当扶持体力，协调其自然疗能，此一贯之道，凡病皆然，不独伤寒而已也。”可见祝先生研习西医之后，并没有拜倒在病原疗法之下。
总之，祝先生在发病上重视自然疗能，因此在治疗上也重视自然疗能，这是他关于发病与治疗的一个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借用伤寒六经理论，把人体自然疗能的消长概括为伤寒五段学说。或许有人认为伤寒五段学说是对《伤寒论》的研究，不过我们以为与其说是“我注六经”，不若说是“六经注我”。祝先生说：“疾病之来，引起体工之反应，不出五种阶段，于意云何？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偾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抗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屡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厥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一切时感，其体工抵抗之情形，不出此五段范围，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这是以人体自然疗能为着眼点，对整个发病的病理变化过程进行的高度概括。
病理变化过程如此，则以人体自然疗能为着眼点，当有五段疗法。自然疗能的关键在于阳气，因此“伤寒为战斗行动，故首当重阳。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思过半矣。是以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障，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五段疗法不外扶抑阳气，四性之药无非调整阳用。”《伤寒质难》中有五段学说、五段疗法两种称谓，两种称谓可以互通，当然也可以把前者专指对于病理变化过程的概括，后者专指一种疗法。
伤寒五段学说是以自然疗能为着眼点的关于发病与治疗的一套理论，是根据病变划分阶段，按阶段进行论治的一种纲要。那么，如何辨别患者处于何种阶段呢？这就需要依靠症状。而根据对症状的认识的不同，可以有病原疗法（即特效疗法）、对症疗法、证候疗法、协助自然疗能之法（包括诱导疗法）的不同。
1.病原疗法认为症状只是疾病的表现，应该探求疾病之特因，而求其特效之方药。
2.对症疗法，就是解决病人最感痛苦之症状，使患者安静，俾得间接促进其抗力的疗法。
3.证候疗法，是统括数种症状，根据此类之证候，予以一种经验之方药的疗法，其实就是辨证论治，因当时还没有辨证论治的提法。
4.协助自然疗能之法，是审察症状，区分五段，消息体气之盛衰，调整自然之趋势的疗法，其中包括了诱导疗法。后者是诱导气血之升降出入，不应偏而偏者以疗其偏，应偏不偏者造其偏，终愈其病的一种疗法。
病原疗法认为症状是现象，不是本质，因此它的目标在于探求病原。由于“一病而探出一种病原，一种病原而创制一种特效良药，仅为人类之一种理想”，所以病原疗法并不是祝先生所关注的。至于对症疗法、证候疗法、协助自然疗能之法（诱导疗法），则均与症状密切有关。对症疗法完全针对症状，证候疗法是对症状的归纳，协助自然疗能之法（诱导疗法）是对症状的分析。对症疗法，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对症治疗，有可能缓解病情解除痛苦（可称为解除痛苦的对症疗法），也有可能贻误病情甚或加重病情（可称为有害的对症疗法）。证候疗法有可能蜕变为对症疗法。为什么？因为证候疗法就是对证疗法，就是对症状归纳之后的综合治疗，因此很有可能就蜕变为对症疗法。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蜕变？关键是对症状的分析。分析什么? 分析症状产生的动机与原理，分析症状的表现是符合自然疗能，还是违背抵抗程序，对前者宜顺治，应彰之，对后者宜逆治，应衰之。而分析症状的前提是要明白病理（这是祝先生中西汇通的内核），最终目的则是协助自然疗能。以上实际是协助自然疗能之法（诱导疗法）的要义。所以，证候疗法本身是有可能符合协助自然疗能之法的，前提是所有的症状都违背抵抗程序，这时候对症疗法、证候疗法、协助自然疗能之法三者完全一致；或者症状符合自然疗能而医者并不去消弱它，这时候就不是对症疗法，是反其道而行之，“真寒假热”、“真热假寒”、“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热因热用”、“寒因寒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这些是古人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协助自然疗能之法的原理来解释。当然，证候疗法也可能违背协助自然疗能之法，沦为有害的对症疗法，导致不良后果，如果症状本身符合自然疗能而医者去消弱它的话。祝先生说仲景“侧重证候疗法，然未尝废诱导之理，今人只知对症下药，注意于一症一候之得失，去古远矣”，部分指出了三种疗法交叉的现象，可惜尚未进一步分析原因，今特为申之。
总之，以自然疗能为着眼点，根据病变划分阶段，按阶段进行论治的伤寒五段学说体现了祝先生超凡概括力、领悟力；根据对症状的正确认识，对证候疗法得失的评判，对协助自然疗能之法的推崇，反映了祝先生过人的领悟力和洞察力。他的关于发病与治疗的系统思想充满着智慧，值得今天盲目推崇辨证论治和盲目推崇辨病论治的人们深思！
祝味菊是否“火神派”的讨论
“火神派”的说法是近几年先由网上传播开来的，200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张存悌先生的专著《中医火神派探讨》。据说清末医家郑钦安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经典医籍是其三部医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特点是注重阳气，著名医家有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吴佩衡、祝味菊、唐步祺、范中林、补晓岚、刘民叔、李彦师、龚志贤、戴云波、张剑秋、朱卓夫、张紫衣、李继昌等。
我们认为对于中医所谓的学派或流派，既不能不承认，又不能太当真，最好的办法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把各派各家与众不同的思想与方法系统梳理，纳入自己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为我所用，若偏执于一派一家则器量太小。试想一个新学派的诞生，总是针对旧传统而言的，是创立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治疗方法，是中医学术的新发展，这当然是好事。但可以想象，在传统中医体系里的所谓创新，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面创新，因为毕竟很多老的思想与方法还是有效的。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无效的或效果欠佳的老方法被学派创始人创新的方法所取代，但有效的老方法创始人仍然会用。临床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一般说来学派创始人也不可能违背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无所谓学派，只是在中医宝库中多了一种新思想、新方法而已。对后来人来说，掌握越多的方法越好，临床上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方法诊治，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而不应该偏执于某一种思想与方法。所以我们认为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杂家。
当然，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人会有所偏执的。包括有的创始人也有可能偏执于某一方法，这并不是学术之幸。如果传人不加检讨，后人推波助燃，那就可能越走越远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创始人并不偏执，而传人或后人的水平不如创始人，在传人与后人的曲解下，这个学派越走越偏。如果这也算学派，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学派。因为，从创始人解放人们的思想，现在走向了反面，人们的思想又被禁锢了。
至于大力推广一种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有益的，但一定要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切记矫枉过正，否则可能会招致一部分人的反感，导致一部分人的盲目崇拜。最终的结果将是适得其反。
对于任何学派，我们都持这样的态度，当然也包括所谓的“火神派”。如果要具体展开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承认在历史上的确存在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师徒传承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唐步祺私淑郑钦安之学，的确可算是其传人。但是在当时是否就有“火神派”的说法，在上述5位医家心里是否有学派的观念，郑钦安本人是否认可“火神派”的说法，都是值得怀疑的，目前并无特别可靠的证据。当然，所谓的学派很多本身就是后人的概括，后人给郑钦安等安上“火神派”的帽子也未尝不可。我们想说的是：不要太当真。至于把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补晓岚、刘民叔、李彦师、龚志贤、戴云波、张剑秋、朱卓夫、张紫衣、李继昌等都说成是传承了“火神派”的思想和衣钵，形成了所谓的人才链，就是太当真的表现。不知有何确凿证据能证明上述医家都传承了这一派的思想和衣钵呢？我们以为上述的很多医家都很难说是“火神派”的一员。别人且不说，单说祝味菊先生我们就很有疑问。
在祝先生著作中从未提及“火神派”医家及医著，却曾提及四川其他的医家沈绍九、陆景庭。其门人陈苏生、徐仲才、王兆基、王云峰等撰写的专著、论文里也从没提及这一派医家及医著。只有卢崇汉在《扶阳讲记》里提到祝先生在1920年代曾在卢铸之处听讲过，却不知有何依据？
即使祝先生真的受到卢铸之的影响，也不能说祝先生就传承了“火神派”的思想和衣钵，就成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原因很简单，重阳思想只是祝先生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相信读过前文的读者都不会认同祝先生属于“火神派”的。
结语
祝味菊先生在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上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有大的抱负，也取得大的成就。全面考察祝先生的为人、治学和学术成就，可以给今人很多启发。
第一，以追求真理为怀，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怀疑一切，不盲从古人，不追逐潮流，不迎合世俗，才能有大格局、大成就。站在小圈子的立场上，追逐利益，或迷信古人，或迎合潮流，是做不出大成就的。
第二，以事实为依据，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学说体系，这样的思路现在看来依然需要践行。现实中，中医院里乱开药、乱检查，追求超额利润（其实是公立医院通病，体制使然），实验室里盲目追求最新的指标，中医界缺少学贯中西、有大智慧的思想者，肩负不起重构中医学术体系的使命。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学术、教育体制的问题。体制外的学者赵洪钧先生2007年出版的《中西医结合二十讲》，让我们看到了重构中医学术体系的新气象。
第三，祝先生关于中医发病与治疗的学说，是他践行自己思想的一大成果。这一学说即使在今天依然很有生命力，值得我们临床实践。他对症状的正确认识，对证候疗法得失的评判，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很有帮助。
今天，我们系统整理祝味菊先生的5部医著及若干论文，并加评按，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全面地了解祝先生的精神风貌、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当然，这些论著都写于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进步，其中涉及西医的一些理论或许已经不正确了，此属时代局限，无人可免，读者谅之。最后，想以陈寅恪先生所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文”中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邢斌、黄力主编，姜宏军、姚洁敏副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多唾医案
邢斌
李某某，女，45岁。2006年11月30日初诊。
主诉：夜间唾液多如泉涌1周余。
病史：一周来每晚1点以后唾液多如泉涌，清而无味，咽下后则嗳气频频，虽入睡依然如此，至2~3点嗳气尤多。自诉素来便秘、耳鸣、乏力、寐艰梦多，每晚于9点入睡，至11~12点即醒，醒后难于入眠，至4~5点方可再次入睡。曾有尿路感染、自汗病史，冬日畏寒，手足冷，入夏则畏热。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
处方：党参30g，生白术50g，干姜9g，益智仁9g，甘草9g。
2007年3月1日陪女儿来诊时告知：服上方5剂，夜间唾液多如泉涌告愈。余症未愈，因一贯如此，故未来复诊。
祝味菊先生是20世纪中医界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种色彩主要源于他个性独具、学问独到、用药独特，加之当时沪上颇有医名的徐小圃、陈苏生两位先生折节拜称弟子——这在中医界是相当罕见和令人惊异的事，因此，这种传奇色彩更加浓厚了。
但是，斗转星移，这位医界传奇人物却渐渐被人淡忘了，直至最近，随着“火神派”的迅速走红，曾有“祝附子”美称的祝味菊先生才重新“火”了起来。于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也俨然成了一位“火神”，假如先生地下有知，不知究竟作何感想！
本书主编邢斌在大学期间即曾拜读祝先生《病理发挥》、《诊断提纲》诸书，并比较全面地收集了期刊上有关于祝先生的论文。其主编的《危症难病倚附子》一书用三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了祝味菊先生运用附子的独特经验，出版后蒙众多读者加以青眼。但是客观地说，擅用附子并不是祝先生的全部，若用“祝附子”代替“祝味菊”，那就太狭隘了。把他尊为“火神”，更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一种曲解。因此，有必要还祝味菊先生的本来面貌！我们的工作正是为此。相信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祝先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充满智慧的中医思想者。欲探索中医发展之道路，不可不读祝味菊！欲研究中医疗法之原理，不可不读祝味菊！欲学习附子运用之经验，不可不读祝味菊！
几位编者在整理中感觉启发很大，收获很多。我们的读书心得及发挥，见本书前言和评按。然限于学识，缪误之处必定不少，尚乞读者不吝教正。为此留下主编的电子信箱，期待您的来信。
邢斌 xbxingbin@163.com
黄力
在全书的最后，对祝先生之女祝厚初老师为我们提供祝著初版本、有关照片和有关史实，对上海中医药大学陶御风先生在本书标点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深表感谢！邢斌 黄力
安宫牛黄丸点舌医案
邢斌
乐某某，女，87岁。
因咳嗽4天，发热、嗜睡2天于2002年9月5日入院。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冠心病史多年，近年因患脑梗塞而瘫痪在床。今年8月15日因肺部感染而住院治疗。经治好转后于9月1日出院，但出院后即因受寒而又出现咳嗽，痰多难咯，纳呆。入院前一天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至39.4度，并嗜睡。
体检：刻下嗜睡，推入病房，压眶反射尚存在，双瞳孔（－），两肺可闻及少量湿罗音，体温37.6度，血压130／80mmhg。血常规：白细胞14000，中性91％，胸片：左下肺心影后纹理模糊，可见小片状致密影。
入院诊断为肺部感染、高血压病3期、冠心病、脑梗塞。给予头孢噻肟、环丙沙星抗感染，必嗽平、沐舒坦化痰，以及吸氧、扩冠等治疗。
第二天适值笔者查房，患者昏睡，大便数日未解，脉弦细，即嘱患者家属购买安宫牛黄丸2粒，温开水化开频频点舌，30分钟后即见患者两目微睁，以后渐渐神志清醒。此后神志清醒，病情日见好转，化验、胸片等都恢复正常于9月26日出院。
按语：老年人肺部感染常可危及生命，治疗颇为棘手。本案患者高龄，心脑血管疾病缠身，风寒外袭，入里化热，痰热蒙蔽清窍，而见昏睡。采用邓铁涛教授安宫牛黄丸点舌之法，30分钟后神志即渐渐复苏，“舌为心之苗窍”，“心主神明”之理值得研究。
通古出新融中西 精研细论解疑难
——《疑难病证思辨录》读后
邢斌
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阐发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证的经验，大概柯雪帆教授是第一人，而且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柯老的这一实践，始于《上海中医药杂志》1978年11月的复刊号，乃应该刊负责人之邀而作。最初创作的20回本，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名曰“医林掇英”，我在求学时曾从图书馆借回阅读。1998年2月买回人民卫生出版社新出的30回本，已更名为“疑难病证思辨录”，当时正是柯老患胃癌手术切除后的第2年。今年出的本书增订评释本，是50回本，且增加了30篇小说涉及问题的专题讨论。目前的篇幅是30回本的3倍多，超过40万字。一位大病后的老人，仍在为中医事业默默地、不懈地奉献着，而且拿出的是如此高质量的一部厚重之书，不免令闻者感动，读者欣喜。
本书最先吸引人的或许是它独特的体裁，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倒不是很在意这些。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一个是“通”，一个是“细”。作者是一个通人，通古今中西，并具有一种穿透力，好比穿透云雾的一道阳光，因此出语多新意，直中要害。在这种学识背景下，作者诊治疾病当得一个“细”字：诊查病人过细，辨析病情入微，细论虚实寒热与标本缓急。另外，作者的写法也堪称“细”，对一些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反复比较，细细分析。
不妨先完整的读一回，来看看这“通”与“细”吧。 不必挑，就从第1回看起。一个老水手患大叶性肺炎，高热，咳嗽，痰少色白，舌色黯红，苔厚白腻满布，舌面湿润，脉弦数。实习医生小张了解到患者口渴预饮、便秘；而主治应医生还进一步问明了口渴喜热饮、量不多，素有便秘，自发烧前1天以来一直未大便，而且腹部不胀满。本书主人公钟老根据患者的职业风里来雨里去受寒湿多、高热却无热象反恶寒无汗、苔白腻、头不痛而重，辨为太阳寒湿，并且对为何不辨为热证作了解释。看来唯有诊查病情过“细”，才能正确辨证。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想，《伤寒论》太阳病篇里只有伤寒、中风、温病，哪里有寒湿啊。作者已借小张之口提出了这个问题。原来太阳寒湿在《金匮》第2篇，《伤寒》有杂病的内容，《金匮》也有热病的内容，两者原本就是一本书嘛，应该读“通”。患者服药后汗出较多，热退神爽，脉静身凉。钟老却引《金匮》湿病篇原文“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认为将有反复，且可能传经。果然，患者出现恶寒发热而无汗，烦躁，咳嗽，胁痛，呕吐，是太阳少阳合病。但不能用柴胡桂枝汤，因无汗不能用桂枝汤故也。乃根据太阳表实，兼少阳证，用了“柴胡麻黄汤”。显然这是读“通”了《伤寒论》后的圆机活法。
书中不少病例的讨论，打“通”了古今中西的界线。比如第4回在景湖公社处理完一个肠痈病人，钟老分析了肠痈成脓后的4条出路，作者借应医生之口谈了西医学对此的认识，中西医学可以互相印证。钟老越谈越深入，弥漫性腹膜炎，中医看作脓毒内陷，至于慢性脓肿，则与《素问》腹中论、奇病论中所说的伏梁相近似，接着又根据中医外科估计预后的标准“五善七恶”对这个病人的预后作了判断。再比如第12回，1例骨嗜酸性肉芽肿，根据其头颅左侧肿块的表现，当参照中医外科骨瘤辨证采用消法，但参照其X片骨质损害却认为是肾虚髓消，应用补肾法。结果补消同用，服药1月肿块即告消失。钟老总结说：“内科要辨外在的证候，外科宜求内在之根源，中医与西医也可以互相印证，相互为用”。换句话说，内科与外科要“通”，中医与西医要“通”，“通”之后，治病自然游刃有余。上述是中医外科病，其他如中医内科常见之眩晕、头痛、发热更是谈古说今、融会中西，尤其对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阐发最多，读者宜留意焉。
诊查病人过细，依靠的是对各种诊法的领会和把握。比如前面已经举过的例子，问完口渴还得进一步问下去，问完便秘也还得进一步问下去，你也可以说这是问得细，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穿透力的表现。大医都有这种光照迷雾，直见本质的能耐。说到诊法，必然要说到作者对腹诊的运用。柯老是研究仲景学说的大家，而腹诊虽起源于《内经》，但到《伤寒》、《金匮》而大有发展，此后传入日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研究腹诊，必然要从仲景学说入手。本书共有10例用到腹诊，对于病情的辨析，虚实的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小说后有“评释第17”专论腹诊，可供读者学习。
虚实寒热与标本缓急的把握，在诊病中非同寻常，笔者在读书临床中也深有体会。可惜的是，一般医书都语焉不详，或详于理论而乏实践支持，或只有医案报道全凭读者领悟。本书有较多篇幅讨论这些问题。比如第19回的3例脾胃病寒热夹杂的案例，分析了为什么脾胃病会出现寒热夹杂的情况，西医学可能的解释，张仲景的泻心汤该怎么用，理法方药一气呵成。紧接着第20回，是7个寒热夹杂的病人，病位超出脾胃。有胃热而肾阴阳两虚，有脾寒而肝热，还有温振肾阳、通补胃府、清熄肝风三法并用者，别开生面而启人心智。第22回治一小儿外感咳嗽用补药，引出钱乙“治嗽^_^盛即下之，久则补之，更量虚实，以意增损”二十字诀，并结合病例讨论了如何“量虚实”。接下来又讨论了虚人外感和里热兼虚的证治。第5、28、29、33、36回都是复杂证候，辨明标本缓急是论治的前提，有的属于甚者独行，有的属于间者并行。当然书中疑难病例甚多，绝不限此4回，只不过这4回较明确讨论而已，其他病例大多也牵涉这些问题，值得细细体会。此外，“评释第6”也作了讨论。
作者的写作手法很细腻，特别喜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这正是作者所说的“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途径。这样的例子极多，非一时半会儿所能尽道。总之，无数胜景还需读者细细品味，这里不过根据我的感受论述一二。
但是，走笔至此，却也想说些疑惑：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证的方法与经验，真的适合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吗？这部作品无疑是成功，甚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杰作。可是，小说的形式无疑会影响、束缚它所要表达的内容。虽然柯老已经增写了评释30篇，但总没有一种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的感觉。如果，柯老能将思路与方法分专题讨论，临床经验按系统讲授，或许行笔会更舒展、更流畅，材料会更丰富、更完善，读者的收获也许会更大。衷心祝愿柯老身体康复，再写新作！
泛酸医案
邢斌
许某某，男，44岁主诉：泛酸6月。2006年3月29日初诊：去年9月以来逐渐出现泛酸，酸水颇浓。目前每天均有数次泛酸，进面食、甜食、生冷酸的食品尤易引起。但即使没有进上述食品，不过喝口水也会泛酸，有时半夜因泛酸而醒。胃纳颇好，但嗳气，食后腹胀。大便一天一次，不成形，偶有腹泻。口中有粘腻感，还有鲜味、咸味。没有明显的畏寒、畏热、乏力症状。舌淡红苔薄，脉沉。
处方：半夏15，茯苓24，陈皮9，甘草3，桂枝9，苍白术（各）9，大腹皮9，槟榔9，干姜9，乌贼骨30，白螺丝壳30，黄连3，吴茱萸3，益智仁9，山栀子9，7剂。
2006年4月5日二诊：服药2剂，犯酸由过去每日多次，减少为每日一二次，且程度较轻。嗳气、腹胀、口中粘腻感及鲜味、咸味亦大减。今天上午大便已开始成形。舌淡红，苔薄白，脉细。
处方：守方，改茯苓20、陈皮6、山栀子6，14剂。
患者2006年11月陪其母来诊时告知，服上方后即病愈。
兼擅众偏，便是无偏
邢斌
《医医小草》自序开首一句“医学之难，难于无偏，无偏者仲景一人而已”，颇得我心。我素以为高明的医生必定是一位杂家，无门户之见，有苦学之心，如仲景那样“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金元四子及后世名家，往往刻意强调某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许他们本人在临床中也并不偏颇，但从学者若不察，可能株守一端甚至误入歧途。毕竟这些名家的观点多只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务必兼取各家之长，乃能左右逢源。譬如，对于近年来“火神派”的风行，我内心并不赞成。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学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且不论。弘扬郑钦安、祝味菊、吴佩衡诸家的学术与经验自然是好事，但像现在这样去拔高它、强化它，制造一个“派”出来，恐怕是人为地制造偏颇，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并无益处。
因此，我对《医医小草》作者宝辉的这句话是颇为赞同的，并引起兴致欲细读全书。
可是一读正文便露馅了，令我连连摇头。正文起首是《精义汇通》，“滋腻妨中运，刚烈动内风”，“辛热耗营液，温补实隧络”，“苦寒伤生气，咸润蔽太阳”，“外感忌酸收，内症戒消导”，非但不教人发扬诸药之长，反而危言耸听，夸大药物之害，设置种种清规戒律，最终将陷入无药可用之境地。即使有药可用，也无非轻描淡写之品，临证敷衍塞责可，拯危救难就不敢指望了！
后人读前贤书，当然想多了解一些用药妙谛，以便施于临床，治病救人。如读《医学衷中参西录》，可对石膏、山茱萸、鸡内金、水蛭等药物加深了解，对提高临证水平是很有帮助的。我想张锡纯原不必说“阳虚不宜用石膏”，或“石膏加重阳虚”这类话。因为没有必要。我绝不是不要人们知悉药物的禁忌，而是认为学习中药，首先是要掌握其偏性（如果有的话）和适应症。偏性固然可能导致副作用，但若是用在该用的地方，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发挥药物的偏性，正是医者之能事；特别是在一些似与药物偏性格格不入的地方，借助配伍或剂量的调整等方法，创造出使用药物偏性的机会，更能彰显医者的高超技艺。所以，禁忌并不永远是禁忌。一个高明的医生，或一本好书，必然会教人以巧，而不会一味地设置禁忌，否则无异于自废武功。
对医者来说，我们既要兼擅众大家之偏，把诸名医之偏发挥到极致，用得恰到好处；还要兼擅诸要药（尤其是峻烈药）之偏，尽其所长，而切中肯綮。如此，则不想成为明医方家也难。
假若医者偏要在最不该用某药的地方，盲目滥用某药，既无恰当的配伍，又无剂量的调整，责任能由前贤承担吗？只能怪他自己颟顸！不过，大概也不至于有这样的医者。因此，宝辉自命“精义汇通”，我看却是句句废话，这样的书不读也罢！
附子最有用亦最难用
邢斌
附子是中医临床的一味要药、峻药和猛药，受到古今众多名医的推崇。如明代名医张景岳把附子列为“药中四维”之一。他说：“夫人参、熟地、附子、大黄，实乃药中之四维……人参、熟地者，治世之良相也；附子、大黄者，乱世之良将也。”清代名医陆懋修称“药之能起死回生者，惟有石膏、大黄、附子、人参。有此四药之病一剂可以回春。舍此之外则不能。”现代名医吴佩衡则把附子、干姜、肉桂、麻黄、桂枝、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列为中药十大主帅，指出“此十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从上述说法中，足见附子在名医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古今许多医生因善用附子而成名。如明代仁和县（今杭州）名医严观因擅用附子而有“严附子”的美称。严氏常用姜汁制附子。人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他回答说：“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临证多用此法，皆见奇效。清代四川名医郑钦安，善用大剂量附(生附子、熟附子)、姜(生姜、干姜)、桂(桂枝、肉桂)等大辛大热药，人称“火神”。前面提到的吴佩衡，因擅用附子而有“吴附子”的雅号。有类似美誉的，还有由川至沪，因擅用附子而开一代风气的现代名医祝味菊（人称“祝附子”）；由川入黔，精研《伤寒》、《金匮》，擅长补火，善用附子的现代名医李彦师（人称“李附子”）；以及临证六十余年，善用附子的浙江名老中医傅梦商（人称“附子先生”）。
上述名医推崇附子的效用，而附子的效用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并因此造福病家，铸就医名。但是另一方面，也多有“终身视附子为蛇蝎”而不敢用的医生。明代张志聪《本草崇原》即记述了这样的医者，并记载了他们的劝告：“附子不可服，服之必发狂，而九窍流血；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服之必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这些医生对附子如此畏惧，究其原因，无非是怕用附子发生医疗事故。也确有导致医疗事故的医生。如据李介鸣先生介绍，曾有余某，原是律师，1949年后改业中医，用川乌、附子量恒达60克，多至一方120克，治风寒湿痹颇有著效。但因滥用乌、附，几次以之“杀人”而被判刑。
那么，用附子何以会发生医疗事故呢？首先，是因为附子有大毒，用不好会中毒，甚至死亡。古代这样的例子一定很多，现代临床报导的附子中毒的事例也时常可见。其次，中药治病，在于以药物之偏来纠正人体之偏。附子辛热之偏性甚剧，如认证不确，可发生燥热的副作用，甚则加重病情，乃至置人于死地。而认证虽准确，但配伍不当，或剂量失宜，亦可发生燥热的副作用。
所以，如要用附子不发生医疗事故，就必须在附子的毒性、偏性上好好加以研究。
首先来看附子的毒性。这是不管医者是否按指征用药都必然存在的。也就是说，即使医者辨证准确无误，如果没有掌握减毒去毒的方法，就有可能发生中毒反应。而一旦发生中毒反应，如不能及早辨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一误再误，就可能危及生命了。显然，在这些环节中，减毒去毒方法的充分掌握，是防范附子中毒的关键。具体而言，应当包括：炮制、配伍、剂量、煎煮等。以上方面一有不慎，祸不旋踵，必须小心谨慎，时时在意。
再来看附子的偏性。如用在合适的地方，正是医者求之不得的妙处；而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则为害不小。所以，该用在哪儿，不该用在哪儿，是用附子的首要问题。同时，这也是最难掌握的。说这是首要问题，好理解。为什么说是最难掌握的呢？有三个原因：一，附子性热，当然用在寒证中。问题是，寒热两极颇有形似之处，如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临床还多见寒热错杂之证。辨一般证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辨别寒热的疑似（真假）或错杂上。此非多读书、多临证者不能。二，附子救危，用在危急重症。时间紧迫，不容犹豫。难在当机立断，非有勇有谋、有胆有识者不能。三，附子是要药，其应用甚广，绝不只限于亡阳证、虚寒证。从古至今积累了用附子的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所谓的禁忌，但又都缺乏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是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这些禁忌是不是必须遵守，都还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所以，用附子难，还难在用附子的探索性上。这又需要医者多读书、多临床、多思考，还要有胆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以后诸讲再详细展开。）
谈到附子的偏性，还要注意的是附子的配伍和用量。通过与其他药物的配伍，可加大、缩小或引导附子的偏性。比如附子与干姜配伍，和附子与熟地配伍，若用陈修园打过的比方，前者是夏日可畏，后者是冬日可爱，说的是两种配伍在附子偏性量上的差别。其实不仅如此，干姜配附子回阳救逆，熟地配附子温肾滋补，药物通过配伍起到合力，或者说通过配伍其他药物引导了附子的偏性作用于特定方向。至于用量的调整，则是对附子偏性在量上的直接调整。而把配伍与用量一起考虑，就会对附子偏性的大小与方向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我们大致可借用“向量”这个术语来想象一下。还是借用上面的例子，附子3克配伍干姜3克，附子9克配伍干姜3克，附子3克配伍熟地15克，这三对配伍的温热之偏性无论在量上，还是作用的具体方向，都是不同的。因此，配伍与用量必须针对病情而恰如其分的。
总之，要安全有效的用好附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附子的毒性，合理地利用附子的偏性，对炮制、认证、配伍、剂量、煎煮、对中毒表现的认识和救治中毒的方法必须全面掌握。务必多读书、多临证、多思考、多总结，用附子时，则必须胆大心细。要求那么多，足见用好附子实非易事，也就难怪恽铁樵先生要说附子“为最有用亦最难用”了。这也正是笔者主编《危症难病倚附子》的目的所在。
中医治疗银屑病
此方治白庀（银屑病） 百发百中
献一妙方：.浮萍150g云苓皮125g防风15g炒黑豆500g红糖适量.：
共为散,一次两匙,早晚分服.并不囿于辨证分型,周内即愈,且无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