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医话
医道为干为形，人文为根为魂——五十年行医的积累与感悟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华晔——并蓄而得涵养
古人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是治理人的生存环境；“医人”是匡正人的思想精神；而“医病”则是治疗人的机体疾病。可见“医病”仅是针对个体的具体落实。而个体既离不开生存环境，更与思想精神是完全融合的。因此，欲真正地达到“落实”目的，必不能将患病的人作孤立对待。当然，这种将国、人、病联系以论的认识，是对医学的俯瞰。它高屋建瓴地在揭示医学鲜明的人文性的同时，明确了对医生博学性的要求。这种对医学人文属性的重视和对医生博学性的要求，中医学里用一句比喻性语言加以了高度的概括——“文是基础医是楼”。其实，在西医学里也是有人持这种看法的。如早在19世纪末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西格里斯甚至将医学与人文的关系表述为：“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而所不同的是，中医将这种社会人文融入了理论体系，具体到了病人个体的临床诊疗。故“古之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化，山林川泽之窍也，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沈括语）
这一思想基础和认识方法，数十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治学和临床。当我秉笔成书时，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斯，成功乃源于斯，而欲于医学有所成就更必仰赖于斯。
病之称疑难，乃因于辨证“疑”，论治难。余于长期诊疗中屡遇一些辗转治疗无效的患者，它们可见于各科，病情缓急不等，而均以难于辨析，治疗棘手为特点。因而悉心研究此类病证绵绵已30余年。并逐步形成了：于思维层面，常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推求;于理论层面，常广泛联系多学科认识；于施治层面，常别出心裁，以遣方用药的辨治方法。在接诊的此类大量病人中，虽不乏失败者，而却成功救治了绝大部分病人。并据临床实际，经反复推求，率先将疑难病症作了如下界定：病因不明，病机难辨，病情复杂，症状罕见，表现怪异，辗转治疗无效,或公认难于治疗的病症。治疗疑难病为中医之长处，亦为中医之短处。长者相对于西医而言，许多病因不明，或虽明而西医无法治疗之病，中医有良好的疗效；短者以疑难病的特殊性而论，既称“疑难”，则非常理能赅，常方能治，而舍“常”能立异出奇者，又断不是临床中医所普遍能会的。为扬已之长并变短为长，则需提高疑难病的中医整体诊治水平。为此不揣浅陋，于一些带有启发意义的病案中选取部分，以现场诊治的“保鲜”形式加以介绍。程钟龄曾无限感慨地说过：“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余能以拙著奉呈于世，经历了蹒跚攀行50余年的举步，挑灯苦读不辍50余年的艰辛，躬身临床不悔50余年的坚持，和名师亲炙，耳提面命多年的陶冶。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恒久而得积累
初读《神农本草经》邵晋涵序时，即为其“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和“非读三世书者、不可服其药”的惊世之言所震撼。因为他对为医者须经世临床和毕生苦读提出了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而且，他所谓的“三世书”还仅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等医学经典。医著之浩翰，岂只经典，而医著之外，尤有大量书籍需要泛读。因此，自那时起，我即养成了昼夜苦读的习惯。而当时的边远乡镇，物资奇缺，经济贫困，迫使人蛰伏于“恬淡虚无”的单调生活中；谈笑无鸿儒，往来尽白丁，又将我局限于苍白的文化漠地里。但这种环境，虽令人百无聊赖，却非常宜于读书。除读医书外，凡能得到的书，均紧追不舍，不少书籍常一气读毕，并随即于书之扉页写上评语或体会。这样盲目而却自觉地阅读，渐有一些积累。某日，无意间读到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这句话对于没有任何学历文凭的我，产生的鼓励和警醒作用，也许是里程碑性质的。虽然，我知道第一个教大学的人必然不是大学毕业者；顶级国学大师钱穆也中学尚未读完……，而爱翁此论于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是，在否定文凭的唯一性时，明确了真正的“唯一” ——“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从此我开始了有目标的贪读：突出重点，用十分之七八时间读医著；加强铺垫，用十分之二三时间浏览文史哲、社会学、经济学、思维学、心理学、地理学、法律学等学科书籍，以全方位地夯实基础和构建宜于发展的知识结构。而这更促成了我的“抢夺”性阅览习惯。以致长期以来凡白日未读书报，睡卧时则有大脑空白感。每日书报相加均不少于数万字的阅读量。这一习惯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这种“惟日孜孜，无敢逸豫”苦读中，渐渐充盈了的行囊，于临床得到了最为有效的释放。这就是从呆板的对应治疗，到圆机活法的自如应用；从机械地尊崇医典，到融汇兼采百家；从临床只惟医学的满足，到“功夫在医之外”的追求。长期的实践，艰苦的探索，点滴的积累，终于使我对急重奇顽之各类疑难病症，认识日渐深入，经验日渐丰富，应对日渐自如。
而接诊急重奇顽病症是需要勇气的。
当今之急症多找西医诊治，一些西医治疗无效的患者，再转请中医治疗，其难度焉有不大！当今之重症，多已由西医明确诊断，转诊于中医者，多因诊断虽明而疗效不佳，欲搏其效，岂能不难！至于奇顽之症，则不仅久历中西治疗无效，更兼诊断每不明确，理法尚存乎疑，皇论遣方用药。而接诊的勇气，则既来源于医术的保证，亦来自于责任感的驱使和事业心的支撑。
我深信《灵枢》对于疾病“未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的认识。而这种未得之术，是需要人去不断探求和寻觅的。故无论多么奇难之疾病，只要延我诊治，从不推诿。虽历检方书，绞尽脑汁，仍不见效者，亦不轻言放弃。正是这种执着精神，使我解除了包括本书案例在内的大量疑难重症患者的生命危险和疾病痛苦。而这种精神竟唤来了神佑（病家的感恩），因而数十年来诊治急重病人无数，却从未有过一次医患纠纷，哪怕在死尸前，家属还多哭着称谢，或病者死后，家属专门来诊室致谢。此时病家是对医疗技术和医疗过程的认可，而我心中总会突然冒出一句格言：“人有至诚感天地”。它是对我身处此时的自慰，更是我在心中暗暗发出的再诊病人时必将永守的誓言。
如果说读书和临床是前进的双腿，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投师名门则是再插双翼。它能使你由步而飞，由履而腾。自启蒙老师带入门后，无问乡野，凡有年长中医，均愿求教。即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话跃，交流频繁，全国名流如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刘渡舟、邓铁涛、郭振球、凌跃星、李今庸、李振华、候灿……等，均不时来川讲学，无问寒暑，我均专程前往聆听。至于省内著名中医学者的讲座，我几乎都有过聆听经历。
而尤其令我学验俱长者，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考入了伤寒临床大家江尔逊的高徒班（研究生性质）受其亲炙三年有余。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1979年中央决定，从全国民间及集体所有制单位，选拔一万名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充实公立医疗机构，四川分配名额800人。当时我正携老母和幼子于原籍探亲，接友人连续三封加急电报，急忙从外地赶回，仓促参考，竟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医师，成为人们尊称的“八百壮士”。并自此进入“野战师团”（先后调入县市级医院）。而在此后晋升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进程中，均一考即中，从未有再。
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用50余年的时间，践行着这段至理名言。
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醉心而生感悟
对事业热爱方能专注，专注日久乃为醉心。而一旦醉心将会升华到一种境界，并以某些异乎寻常的形式反映出来。如张元素曾“夜梦人柯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见其题曰《内经主治备要》，骇然惊悟，觉心痛。自是心目洞彻，便为传道轩歧，指挥秦越也。”（见《医学启源》张志甫序）这里，“梦寐以求”已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个事实。然这种事实产生的前提，无疑是张氏对医学的醉心。而我的醉心则每多表现为感悟。这些感悟，常常又会成为我对医学某些问题的新理解和新认识。
如我在接治急重疑难病症稍闪畏缩念头时，会突然想到，冷兵器时代的战地指挥官，能在数里之外，从尘土的飞扬度，人马的嘶叫声和兵器的撞击响中，判断出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战斗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本领显然绝非来自课堂或书籍，而只会来自身经百战的体验。平生未屡经硬战恶战者，怎能有这种功夫！由此感悟到，一个医生，如从来不敢接诊重危患者，何来经验积累；没有无数次解急救危的实践经历，哪来判别生死，力换狂澜的能力和胆量。接诊急重病人，是救人于危难之际，而对己则未尝不是不失锻炼之机。正是这种感悟，使我不计个人得失，接诊了无数急重疑难患者，并不断地丰富了自己诊治疑难病症的经验。为了鼓励来者挺起脊梁，我将这一感悟作为重要经验，讲述于我的所有学生，从而将之作为一种精神加以了下传。
感悟，或来自临床，或来自读医书，而有时甚至来自于只言片句的触发。如偶然看到，美国在电话发明者贝尔塑像下铭刻着的他的格言：“有时需要离开常走的道路，潜入森林，你就肯定会发现前所未见的东西。”立即使我感悟到，一些疾病疗效不好，有时或许并不需要改弦易辙，而只需“离开常走的路”，稍稍改变一下用方，甚或只需对常规用量作一下调整，可能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而许多特效的获得，有时就在于能从常规认识中拨（剥）开那一点点。
感悟是醉心的结果，它同对某问题的长期探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对单味药组成方剂后的神奇变化，我曾以单字，词组和句子的类比方法对其研究，答案也只能到“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的深度，很难从理论上对其根本规律加以揭示。而我在读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时，突然感悟到，恩格斯对“历史”的精确分析，简直就是对方剂根本规律具体而精彩的“另类表述”（见急症篇“急证须‘单刀直入’，忌庞杂用药”）。这个中医理论难于说透，而实验室对它又很难有全面证实能力的问题，竟从风马牛不及的马列经典中找到了注脚！
感悟是个人在读和行的过程中因触发联想而获得的，因而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脑的信息组合区，联想仅开发了15%，尚有85%的潜力未及开发。可以认为，醉心将是打开这些未开发区的钥匙。只要醉心研究，必会不断产生感悟，从而更加丰富自己的理论思维和临床能力。
拙著谈及的感悟，多是因读医外书籍，或遇医学问题，想到了曾经读过的医外书籍所产生。如从爱因斯坦、玻尔同为卓尔不群的科学巨匠，而玻尔门下获诺贝尔奖者甚众，爱因斯坦则因其科学上的离群性而仅孤月独明这一事实，感悟到中医界虽难以奢望产生玻，爱级巨擘，而应该，也能够追求玻派的团队精神。（见重证篇“山重水覆时找到了‘救命草’”）又如，从先哲“面之所向，行之所达”即为路的高妙概括，想到“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之说法所带的弊端。它会导致没有自身思考和创新精神的“跟人走路”。反映在临床，即为遵古循旧，人行（云）亦行（云）。从而感悟到，“方向正确”下的道路差悮，其实却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见顽证篇“方向不等于道路”）这类感悟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说“醉心”使我感悟不断，而感悟为我揭开了不少认识新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感悟是人文之“魂”，对医学之“形”赋于的鲜活色彩；人文之“根”与医学之“干”共生的“灵异果实”。
七、跋
大哉乾坤内
撰写此书时，顺带言及了我的学医行医经历，意在为读者在阅读时，更准确地了解一些病案的救治背景。虽然那似乎已是远离了现实社会之事，而我总觉得这种说经历，论往事，非仅有助于说明读书和临床是前进的双腿，投师名门则是再插双翼这一浅显道理，更有助于凸显苦读巧读抢读的坚持，长期临床“逼迫”的磨练，和名师耳提面命的亲炙，是使人由步而飞，由履而腾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于文字背后，似乎还能给人以一点精神和方法之类的东西。我认为，以其方法和精神，是能锻造出好中医的。
病案不以内外妇儿或心系、肺系等分类，而以重急奇顽分之，意在突出一个“救”字，也意在回应“中医长于治疑难而拙于应急重”之说。并借以说明时代永远需要中医，而中医人却永远需要中医精神！在搁笔付梓时，我对着编写初拟定的几点目标要求，凝神自问：该书直接授予救治重急奇顽症的一些方法了吗？该书能证实中医救治重急奇顽病症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吗？该书能激发年青中医毕其一生为中医事业奋斗的精神吗？该书说明了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学习中医必修之课和必具之功吗？师承真能成才吗？
当我觉得似乎可以交出，待学者评议，求圣者裁夺时，一种在中医学浩瀚的沧海内，自已以一珠之水而得以汇入的心情油然而生。繁忙不堪的上班之后，立即蛰伏书房，昼夜走笔二年的艰辛感，顿时化作了异乎寻常的快慰。此时，脑际突然响起了杜甫在《发秦州》中的吟哦：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遂以作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