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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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玄宗末期，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突然发动战争，将开元盛世掀翻在地，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一场战乱也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后的历任唐廷中枢都不得不倾尽全力去解决棘手的藩镇问题——
唐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导火线，唐帝国的“危机”在以下四个层面凸显了出来：
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设立大军区的方式来应对战事的发展。尤其当潼关被克、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后，这一策略变得更加明显。但无疑，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与肃宗间的父子矛盾，河南节度使人选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发的“永王之乱”就是这一中枢矛盾的体现。这一危机最终靠着肃宗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唐肃宗在部下建议下抵达朔方即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不过，无论是在河南设置元帅，还是在江淮设置都统，肃宗对凭借安史之乱而壮大势力的河南地方军将现在都格外关注，尽管他们大都曾对抵御叛军南下起到过关键作用，比如张巡。所以，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而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实施下，到肃宗朝末年，这波同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强盛的吐蕃820年时占据了今天的新疆、西藏、甘肃以及陕西、四川大部分地区
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同时，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因为最主要的危机仍旧是“安史之乱”本身。于是，“安史之乱”与由其引发的前三者交织在一起，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那么，“安史之乱”在本质上又是反映了怎样的一组矛盾呢？三十多年前，黄永年先生撰写《〈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一文，已经指出了，“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开天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而安史之乱就是一起由来自东北的幽州以及部分平卢、河东军队发起的军事叛乱。
强大的北方安禄山部队一开始就直下攻破洛阳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不过，尽管西部军团经灵宝之役遭受重创，但继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军队外，仍旧不得不依靠这些乱前的边境节镇力量来与叛军周旋。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除了这些边境节度使的军队外，唐廷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其他力量。
陇右道的战略地位
安史之乱在代宗初年结束，但叛乱的平息并不彻底，乱后的河北仍由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领。而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陆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陆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结束了河南行营元帅这一战时体制后，乱后的北方藩镇版图几乎全由乱前的边镇势力所占领。除了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据河北外；帮助唐廷平叛的平卢系势力主导了河南；关中则由朔方、四镇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军人所分据；此外，河西、陇右的部分残军则入驻了河东；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带，虽然它与边境节度使势力并不存在关系，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入驻当地的一些外来军将，尤其是中原军将及其部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走势，所以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边境叛乱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陆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陆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而实际上，这种前进的势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依旧没有停止。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定义“安史之乱”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给予了帝国一个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问题的契机。而安史之乱本身，也正拉开了帝国解决大军团危机的序幕。
影视资料中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陆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一大成功。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
于是，以“抑藩振朝”为理念，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这就是“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另一方面，现在的唐廷巩固其打击成果的方式，也已从重构藩镇空间结构向更为实质的重构藩镇权力结构的方式在转变。即除了进一步分割藩镇领土等弱化藩镇实力的措施外，对那些在藩镇中具有影响力的旧有势力也一并进行革除。而这两点，其实在对江淮藩镇的打击中也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
重构中的地域差异
不过我们需注意到，唐廷在处理这些大军团危机的过程中，就处理时序和方式而言，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唐廷最关心的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因此虽然关中的几大派系都对平叛或抵御异族有过重要贡献，但德宗最先打压的还是此地的朔方军、四镇北庭军以及稍后入驻的幽州军。而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我们发现，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不仅如此，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这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也是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
仅次于关中的是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已经明显意识到江淮作为帝国财政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永王“东巡”的目的地、江淮都统的设立，以及德宗削藩战争之初设立统辖十五州的镇海军主要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在愈益依赖江淮财赋的过程中，唐廷也逐渐意识到，强大的江淮藩镇的存在对帝国而言并不安全，所以德宗在削藩战争结束伊始，以及宪宗在即位之初，都选择了削弱、甚至以武力打击江淮藩镇。当然，唐廷对江淮藩镇的制裁相对比较轻松，因为江淮与乱前的开天十节度势力没有关系。不过，江淮在安史之乱后与南下的中原将领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韩滉与李锜这两个镇海军势力强盛的时代，当镇的一些实力军将都来自北方，并都对唐廷利用与稳定当镇情势起到过重要作用。中原将领势力逐渐退出江淮，与德、宪二帝从军政与财政两个领域打压江淮藩镇的措施同时进行。
由出于叛军集团的平卢军势力主导的河南藩镇是第三个引起帝国关注和制裁的地区。德宗在制裁完关中藩镇，以及宪宗在制裁完南方藩镇后，都选择了继续向河南藩镇开刀。而经过“四镇之乱”与元和后期战事，唐廷实现了对河南的收复。尽管过程颇为艰辛，但考虑到平卢系藩镇对帝国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对作为帝国生命线的运路的威胁，唐廷在战事结束后，立刻对河南藩镇实施了分割，并且采取了种种“去平卢化”的软硬措施。
与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唐廷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盘踞在这里的原东北节镇势力进行打压，德宗初年的“四镇之乱”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藩镇。但是在唐廷与河北藩镇的一次次接触中，它终于不再期望全面“收复”河北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在武宗时代以“河朔旧事”的规则比较清晰地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唐廷逐渐“放弃”河朔的过程。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主张放弃河北的，比如杜佑之孙杜牧在《战论》中就强调了收复河北的必要性。不论杜牧对河北的态度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他论说中的一个潜在意涵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现在的唐帝国必须依靠着各个扮演不同功能的地域块的协调配合才能维持。只是对于杜牧来说，他认为这些地域块中必需包括防御夷狄的河北，而君主和其他一些士大夫则不这样认为。不过，无论河北是否应该加入这个集团，但西南的三川地区（主要指剑南东、西、山南西道）却确实不在杜牧考虑的范围之内。
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食粮，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唐宋变革期”的藩镇时代
以上是以唐廷的立场为论述视角，对帝国所遭遇的危机、化解危机的重构手段、以及重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性差异，及这种差异所反映的唐廷对地方统治结构与统治理念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下面要站在藩镇的角度来审视一下帝国重构的意义又在哪里。
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除了在安史之乱初期就受到重创的河西、陇右势力外，平卢、朔方、四镇、北庭、幽州诸军也相继在唐廷此后的削藩过程中遭到了清理，甚至因北方战争南下的中原军将势力在帝国对江淮藩镇的打压中也逐渐被移出了当镇的权力核心。不过，政治权力的非真空性决定了，当这些旧有势力逐渐退出藩镇权力中坚层的时候，一些新兴势力也将顺势填补它们的位置。
随着削藩战争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是唐廷重构藩镇权力结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真正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主导藩镇未来发展的，是当地的基层势力。
不过仍需注意的是，不同地域基层势力的体现仍旧并不相同。在河南，以牙兵为特色的地方军人集团已经形成。在关中的支柱禁军中，挂名窜籍的豪富，尤其是商人子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在江淮一带，则是兼具了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层的强势崛起。这种地域差异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地域功能逐渐明晰的一个产物。至于河北，则再一次显现出了它的复杂性。尽管河北不可能像关中、河南、江淮一样，由朝命的武将（尤其是神策军出身的将领）或更占主流的文官出任作为其最高统帅的节度使，但左右当镇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其实也如河南一样，已有原军将层转移到了牙兵层手中，比如魏博。但河北的复杂性就在于，魏博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成德镇就始终由军将层占据权力中枢，只是到了后期，他们开始显现出了文质化的倾向。而在主导当镇大权的幽州军将层中，军将人选则由牙将逐渐转为边将及土著边豪势力。
如今的关中平原航拍
作为唐廷始终未能完全收复的一个地区，河北的政治发展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比较自主。这也正是相较于以朝藩矛盾为主线展开的其他三个地区，我们对河北的论述更侧重于沿其自身发展脉络展开的原因。不过虽然受唐廷的政治影响不大，但和前者一样，河北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契机，实际上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危机与重构的过程。并且它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和唐廷也一样，那就是以军将势力为表征的中间阶层的强大。只是河北化解这一危机的重构手段，在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中体现得并不相同，并导致了它们此后发展的差异。魏博是作为基层势力的牙兵逐渐压倒军将，掌握政治主导权；军将势力始终强大的成德则实现了军将与节帅共治的稳定情势；至于权力结构颇为相似的幽州，则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不过就总体而言，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仍是一个总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帝国“中央集权”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而如果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这些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前尚不能对帝国命运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基层平民力量的崛起，是与之前那种君主贵族共治政体有所区别，并且也承认由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具有“变革”意味的话，那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将这一转变过程视为一种“重构”，一种阶层的重构。而在阶层重构的同时，阶层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因此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江淮土豪层崛起的意义，因为兼具了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江淮土豪层拥有更为牢固和厚实的基层基础。
至于这些新崛起的基层势力会不会给帝国未来的统治带来新的危机，那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已并非本书讨论的主旨了。不过，由中唐开启的藩镇时代，它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转变的这一意义总是需要肯定的。虽然“藩镇”一名本有“诸侯”的含义，但就藩镇时代的唐廷与诸侯观之，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意味，正在向君主专制与地方平民社会崛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仍旧要说，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还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而变革完成后的结果，我们依旧会在未来的赵宋王朝身上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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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李碧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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