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北京人，2003年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为语文出版社社长。作为比较有个性的发言人之一，王旭明在任时曾饱受争议，经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
在2006年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国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几百亿元进行资助，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的一套资助体系，而最近看到很多媒体还是在炒作个案，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往浅了说是无知，往深了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2008年6月25日，教育部举行当年第六次例行新闻发布会，王旭明在回答记者关于“范跑跑”提问时表示，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
新闻发言是有授权的。王勇平那次发布会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是，这主要是有关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好，这样的话要有一个很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糟糕的工作，不要指望发言人能把它说成一朵花。《岳麓实践论》节目录制现场，王旭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王旭明曾是全国最知名的新闻发言人，直到最近王勇平的出现。不过他并没有沉寂，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召开后，他以老友的身份，给风口浪尖的王勇平写下一封公开信，诚意批评，顺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忧思。
这不像是一个低调的司局级官员所为。但研究过他的人完全理解，因为他是一个会在记者联欢会组织钢琴伴奏诗朗诵的人。他喜爱雨果的文学作品，他的内心随时可能涌起一种崇高感。
怎么看三年前的被调离？怎么看现在官话连篇的新闻发布会？如真相被掩盖，新闻发布意义何在？10月18日（周二）24时播出的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将向你呈现一个真实的王旭明。
本报记者谭君 长沙报道
[发言人的作用]
“新闻发言人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记者：一场成功的新闻发布会是怎样的？
王旭明：60分标准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100分标准是形象、具体、生动、感人。
记者：你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请过托儿吗？
王旭明：这个托儿可不是我们国家首创。据我了解，中外发布会都有托儿。
记者：你在引导舆论吗？为什么要引导呢？
王旭明：引导舆论有错吗？我引导你，你可以不往我的方向去嘛。我有引导的自由，你有反引导的自由，你不能剥夺我的自由。我也是人啊，我当然引导。
记者：新闻发言人一方面要忠于真相，另一方面要忠于自身职务，是不是经常陷入纠结和人格分裂？
王旭明：这个情况的确存在，但在我身上没有。我坚定地认为新闻发言人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他站在这个台上，代表他的公职部门，无论是60分还是100分，都不是自己内心的表白。你在家和爸妈说话与你在公众场合是一个样子吗？
记者：有人把目前的新闻发言人总结为四类：一是态度很好但不说实话，如“正在调查中”、“第一时间公布”；二是官话、套话，如“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在市长在”、“工作组全部都在”；三是缺乏常识，雷人雷语，如“请你不要去北京”；四是语言粗暴，居高临下。你怎么看？
王旭明：对，还可以五类、六类分下去。其实根本原因是，官员的做人出了问题，“我是官员你得听我的，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如果他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就不会出现这些话。
[发言人的环境]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国外是职业化的”
记者：2003年第一批国家部委新闻发言人培训（“黄埔一期”）时有75位，目前还在职的只有8人。这个工作为什么干不长久？
王旭明：我国现在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职业化的。当成职业要有资质，他干得好要有奖励，干得不好要有惩罚，这才叫职业的标准。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有笼统的要求，比方说我当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不是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条件，而是我出任教育部办公厅的副主任，要求我干这个事。我到更高的行政岗位上，我就告别这个位置。
记者：为什么新闻发言人会变成高危行业？
王旭明：尽量少说话，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生活，当然有这样的问题。
记者：那你为什么愿意做？
王旭明：任何一项事业特别是伟大的、艰巨的事业，总要有一些牺牲者，像我这样的牺牲者。
记者：如果你所代表的公权力部门不被信任，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吗？
王旭明：我对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充满了希望，因为国务院在前年以法规的形式，通过了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再等几年我相信它会以信息公开法的形式出现。公开不公开不是个人兴趣的问题，不是这个官员想不想的问题，不是这个部门愿不愿意的问题，是违不违法的问题。这是一个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中，新闻发言人在推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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