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电影史年会：专家们都说了什么？

第十届中国电影史年会

10月12日·主论坛发言

上半场

主持人：李镇

“'新’与'旧’是相对的，新从旧里来，新呼应着旧，旧预告着新。历史学者犹如时空旅行者，他们善于追根溯源，也喜欢旧事重提、视旧如新，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越，探索历史的纵深线，破解中国电影的源代码。上半场几位专家的发言几乎都有对于'新’与'旧’的辩证思考。”

李道新：《电影如何“视旧如新”》

“电影作为'退化之物’因对其挪用、回收、改装而获得一种乌托邦愿景。当其进入各种展览空间和海量数据库中时，旧的电影'历史’在断裂中焕然一新，并指向未来。相关的哲学思想以及数字人文和媒介考古学对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近几年也以此方式对中国电影传统和美学精神进行关注。

例如对'电影’（'电光影戏’）进行词源学考证后，发现'电影’深刻地联系着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中的'空观’与'气论’，并导向作为现代技术装置与媒体设施的'电影’，因此古今'电影’不仅形声一致，而且内在承继。

此外，在对中国早期电影评论文章、漫画以及报刊杂志进行考察时，发现早期电影人已经从新旧媒介与身体技术、'听’与'看’的具身体验及其文化象征性等方面对电影进行关照，而这在当下已被忽略。

数字人文和媒介考古学，正是要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寻访媒介的异质性、捕捉媒介的复现性，进而重写电影史，探访电影'过去的未来’和'未来的过去’。恢复电影与电影实践新旧交错的多样性，在'视旧如新’的视野中，展开'新’的电影史。”

陈犀禾：《再谈新时期“电影就是文学”的大辩论》

“今天我希望对'电影就是文学’这个八十年代重要的论争予以新的评价，我是取正面和肯定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正是因为有新时期关于电影与电影性、文学性、现代性、戏剧性关系的辩论，才使当时的电影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电影经过几十年的变化，理论界和创作界在电影性、类型化、市场个性化等方面的基础上重新看待当年的辩论，会有新的认识。中国电影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自己也从青年到了老年阶段，回过头来想这段经历，特别是看到现在偏重市场趣味、视觉趣味，展现新的表现手段的新电影时，反而对张骏祥提出'电影就是文学’的用心和初心有了一种理解。

当下有一些电影票房虽高，但我不认同它是好电影。在我们今天的电影艺术创作中间，电影与文学的结合，以及人物形象和故事本身的构思仍然是需要重视的命题。”

丁亚平：《电影史与“弱势电影”——电影通史的认知和观念》

“早在1963年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建立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权威和方向。从官方史到民间史都有一个通史的脉络，通史作为方法对理解复杂的电影历史有开拓性的意义。我在《中国电影通史》研究中尽力找出历史纵深线，力图在新的语境下关心电影史。

我始终明确的一点是电影通史作为方法，一定是纵深面的，电影史研究的纵深线体现电影历史认知的眼界和主体构成。面对电影历史流变，纵深线可以定义为在中国电影史百余年发展各个时期、各个不同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集合。历史纵深线的挑战来自电影史料和史料学及其如何阐释，对于哪些是有价值的史料，怎么搜集、发掘、研究、阐释史料等问题，历史纵深线都能起一定的作用。通过历史纵深线可以给电影史研究，甚至当代电影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更高的要求。

我提出'弱势电影’是借德勒兹的'弱势文学’的概念，'弱势电影’在电影史上一再出现，取得范式意义，它的特点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它有待深入的研究，它至少是有猜想、有未来意义的启示和价值。作为总体史的电影史，它被赋予新的使命，包括总结电影历史经验，研究电影历史书写新思考、新逻辑，提高电影史学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虞吉：《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智识论与科学实在论》

“基于钱穆先生的历史智识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强调在三个向度上建构研究主体性与着力点。一是正、反向的历史发现：考订、发掘、整理与集成与通联、贯串与识解；二是问题耙梳与阐释范式的产出：联系于今的问题，把电影史作为知识体系，作为阐释资源，作为精神存在；三是本土系统理论的打造：历史动力学机制（体制）的理论呈现。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就是我们要攻关的一个点位。同时我认为需要选择科学实在论的方法，由李迅老师翻译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帮助十分重大，此书详尽讨论了经验论、约定论和实在论与电影历史研究的理论关联。科学实在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历史现象及其流变作为实在的对象而把生成这些现象的机制的揭示作为研究重点。

我们认为科学实在论将史料（学）、现象与问题进行有效的历史动力学包容与涵盖有极强的方法论的统摄性，无论质性的实证的在统慑之中都引向了内在动力学机制的解析与阐释。我认为电影历史研究应该从中国本土的智识论和西方的科学实在论两方面加以把握。”

聂欣如：《费穆影像的民族化书写》

“费穆的民族风格影像并非与生俱来，他早期的电影作品如《天伦》、《狼山喋血记》等，基本上使用的都是西方的电影叙事技巧，如'正反打’、比喻象征、并列镜头等等。在1940年制作的《孔夫子》中，费穆摒弃了自己熟知的常用技法，将一些戏剧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对话的表现以及场景的叙事之中，力图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影像书写方法。

遗憾的是，该片并不成功。及至1948年的《小城之春》，费穆才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自创的表达方法来取代西方式的'正反打’，以及在近景和特写镜头的使用上保持克制，终于将该影片打造成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典范之作。”

下半场

主持人：陈旭光

“主论坛的上半场是资深电影专家的发言，下半场多是中生代的电影学者。他们中有的人进行学科的跨界研究，在电影中注入理科思维；有的人对一些重要概念做重新理论梳理；有人在历史研究中努力构建新的理论概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融通中西。”

邱章红：《社会网络分析下的中国早期电影人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为中国电影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但也存在缺乏底层思维与设计问题的能力等诸多问题。在报告中，引述对早期影人张善琨的相关研究案例，剖析了假设驱动的传统研究理论范式是如何提出假设、推演论证并得出结论的。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数据模型，为大家展示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研究范式是如何筛选数据并设计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研究范式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引人深思。在这种对比讨论中，阐述了电影史研究传统范式与大数据研究范式的区别，并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对大数据研究范式在哪些领域适合运用于早期电影研究这一问题做出独到的总结。认为人文学科思想的深刻性恰恰是大数据研究的弱点所在，如何把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具体的思想性结合起来，是我们应该不断探求的问题。”

贾斌武：《蒙太奇的“祛魅”与本土转译——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坛对苏联蒙太奇理论的批评为中心的考察》

“我的论文以刘呐鸥、徐公美、沈凤威为个案，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电影人对苏联蒙太奇理论的接受情况。通过他们的批评和反思性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影人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来自域外的蒙太奇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丰富的本土化转译实践。

无论是在刘呐鸥对蒙太奇功能的限定中，还是徐公美对电影性的开放性思考中，抑或是沈凤威从中国传统美学出发对蒙太奇之外的单镜头美学的探索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电影人身上那种'影响的焦虑’和多元复杂的知识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欧洲的先锋电影理论，中国传统的审美取向、苏联的蒙太奇理论共冶一炉，不断地展开对话。正是在与世界电影文化的互动中，笼罩在苏联蒙太奇上空的神秘性和神圣性逐渐被祛魅。”

李镇：《 “穿插”与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常见'穿插’的提法，其内涵繁复驳杂。'穿插’是早期电影人理论觉醒的重要标识，在中国电影理论尚未系统化的历史阶段，它几乎触及到包括电影本体、电影叙事、蒙太奇、导演调度、电影表演、电影技术、电影美学、电影编剧等诸多相关理论。

'穿插’的电影实践及其理论阐释不仅试图适应电影现代化的需要，也深得儒家思想尤其是'礼乐’观念的陶染，是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史和重新梳理中国电影本体美学的重要路径。

'穿插’以多样化的、足以触动人心的形式技巧，准确生动地传达思想观念，实现了寓教于乐；潜藏在中国人生命中的精神与情感、趣味和欲望借以释放。我们从对'穿插’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构建中国本体美学上的巨大价值。”

安燕：《观念的应然与抒情的漫游——中国电影憧憬诗学探幽》

“作为中国电影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机制，憧憬诗学的形成与中国文艺的抒情性、'远’的观念与意趣、性善论等传统资源息息相关。

憧憬总是以爱、善、美好、高远之物为视景，其构像主要有如下要素：一定的人格类型（善），一定的言述立场（爱、美好），一定的身体形态（激情），一定的动力学机制（意向上求），一定的价值奠基（肯定价值、更高价值）。憧憬是一个'应然’命题，是'观念的应然’，它不指向现存在手的价值，而指向本应存在但尚未存在的价值，'应然力’来自价值先天本身。”

苏涛：《左翼批评的衍生与重建：论<大公报>（香港版）的电影批评（1948-1952）》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夏衍、瞿白音、司马文森等左派批评家，通过《大公报》（香港版）等舆论阵地，以电影批评的方式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起到了争取人心、引导舆论、影响创作的效果，扩大了香港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在新中国的海外宣传及统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批评实践中，左派批评家以影片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是否真实反映现实等作为主要标准，深入讨论了香港国语片的创作得失，并针对不同批评对象采用不同的批评方式。但是，左派电影批评重思想内容、轻形式技巧的倾向，以及以电影批评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文：武彦清、李思锐、张雨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