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庙制度

    《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则古代之重祭祀礼仪，可见一斑。而帝王宗庙制度，更是各种祭祀礼仪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宗庙制度繁缛琐碎、纷繁杂乱，现代人对宗庙制度的唯一印象恐怕只剩下皇帝的庙号了。

本文试图就中国古代的宗庙制度进行一些浅显的说明，鉴于本人的水平，其中定然多有舛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一同探讨。

一、名词解释
1、宗庙：从狭义上讲，宗庙就是庙号为“×宗”的那些帝王的庙。同理，庙号为“×祖”的帝王，其庙自然就是“祖庙”了，而非祖非宗的帝王，其庙叫做亲庙。

从广义上来说，宗庙是古代天子、诸侯、乃至大夫、士所修建的祭祀祖先的建筑。东汉之前，每位享受祭祀的祖先都各有其庙，故而有多少享受祭祀的祖先即有多少庙，这就是所谓的庙数。庙数的多少，是宗庙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庙中藏神主，庙后为寝，寝以藏衣冠，所谓前庙后寝是也。自东汉后，逐渐形成了一庙多室的格局，所有神主全部藏于一庙之中，而不另外建庙。庙中分室，各安神主。

2、庙号：祖先们在宗庙中立宣奉祀时，由后人所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代，商有太宗（太甲）、中宗（太戊）、高宗（武丁），此外汤在甲骨卜辞中称作高祖乙，是知汤之庙号为高祖也。

庙号或称祖、或称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是故始封之君称太祖，而有功之君亦称祖。而有德之君称宗。简而言之，就是“祖有功而宗有德”，所谓功者，指的是开创之功，所谓德者，指的是守成之德。唐朝之前，有祖宗庙号的帝王，其庙世世不毁，永远奉祀。自唐朝之后，所有帝王均有庙号，非祖即宗，故而称宗者其庙大多迁毁，只有少数人百世不迁，如唐太宗。

3、始祖和太祖：宗庙的建立是为了祭祀祖宗，可我们如果把祖宗一直推算上去，祖又有宗，宗又有祖，则祖祖宗宗无穷尽焉。因此宗庙祭祀需要一个确定的血亲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始祖。那么如何确定谁是始祖呢？有个原则，即所谓“始封之君”。

关于太祖，一说即是始祖。如《旧唐书·礼仪志五》云：“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

然而又有异说，《白虎通义》则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郑玄注《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如此，则汉儒以为始祖与太祖不同，对于这一观点，《旧唐书》以为“其义不然”，因为“彼以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谓文王为太祖耳，非袷祭群主合食之太祖。”由此说来，所谓文王之“太祖”，并不是庙号意义上的太祖。

而宋人又以唐人之说为不然，以为始祖与太祖不同，所谓“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宋史·礼志九》），从而爆发了一场关于赵匡胤高祖父赵朓（僖祖）是否为宋始祖的大争论，辩论自嘉佑年间至熙宁，持续十余年，最终确定僖祖为始祖，匡胤为太祖。

4、昭穆：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太祖居中，其后代各自排列两边，左边的称昭，右边的称穆。譬如倘若祖父居中，则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孙又居左，为昭；重孙居右，为穆。

5、祧庙：迁主所藏之庙，一般而言，宗庙之内所列先祖是有名额限制的，或五或七或九，当人数超过定额时，就将除始祖外最远的那位祖先神位迁出宗庙，移入祧庙。又一说远祖之庙，第五世、第六世祖先（即高祖父之父，高祖父之祖）称祧。

6、祧迁：将先祖神位迁出宗庙，移入祧庙的过程，称作祧迁。

二、汉代以前宗庙制度

1、商代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由来已久，究其渊源，貌似已经杳不可考。当今我们所能够肯定的，是至少在商代之时，就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宗庙制度，——我们都知道“庙号”就是产生在商朝。周兴之后，一方面继承了商朝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根据周人自身文化加以改造，此即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

由于商代年数久远，所留存的文献也寥寥无几，虽然后世书籍中记载有商代宗庙的一些情况，而又自相矛盾，或说七庙者，或说五庙者，或说六庙者，令人难以分辨取信。不过后世基本上都采信“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的说法，认为商朝祭四亲庙（父、祖、曾祖、高祖），以及契、汤二祖庙。但真实情况直到殷墟甲骨发掘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王国维先生认为商朝宗庙无定数，而是有多少祖先，即建多少庙，不存在亲尽而毁的情况。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到：“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则或自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数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辞屡见，必非周人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

2、周代宗庙制度
周人的制度与商代有明显不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曰：“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可知周代庙数，虽说法各有不同，然其有定数则无疑也。

事实上，无论是先秦之时形成的文献资料，抑或是后世儒家对其进行的各种诠释，基本上都大致认为周代实行天子七庙制度。但在七庙组成上，却依旧是纷纷扰扰，杂说纷呈。

一种看法认为，周代虽然是七庙，然而其中后稷为始祖庙，文王和武王则相当于后世有庙号的“×宗”，因此后稷、文王、武王庙万世不迁，其余四庙则为四亲庙，供奉天子的父、祖、曾祖、高祖四代祖先。当天子崩后，神主移入宗庙时，原高祖庙毁弃，倘若该高祖是文、武以前的人物，则神主迁入后稷庙，倘若是文武以后的人物，则按照昭穆序列，昭者迁入文王庙，穆者迁入武王庙。文武二庙即曰祧庙。这一观点为西汉时韦玄成提出，得到了后汉时经学大家郑玄的支持，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可概括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其本质是认为周代虽号称七庙，实则四庙，天子祭祀，只上溯四代。如无称“宗”者，则庙数为五，若有称“宗”者，则庙数为六或为七。

另一种看法认为，周代的的确确是七庙，其中始祖庙供后稷，其余六庙全为亲庙，供奉天子的六世祖一下直至父亲的六代祖先。五世祖、六世祖之庙曰祧庙。文、武王为宗，其庙不算在七庙之中，且“宗”数量无定。这一观点。由西汉刘歆提出，在魏晋之际得到了经学大师王肃的支持，可概括为“一祖六亲宗无数”模式

这两种观点相互对峙，其核心分歧为两点：1、韦郑认为亲不过四，四代以上不再祭祀；而刘王认为亲不过六，六代以上才废止祭祀。2、韦郑认为“宗”的数量在0到2之间，最多不超过二宗；刘、王认为“宗”的数量不定，想要多少就多少。

后世学者或宗韦郑，或宗刘王，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譬如：王派问郑派：你说周代七庙是一祖二宗四亲庙，但是《礼记·礼器》、《荀子》等文献上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照你的说法，天子和诸侯实质都是不过是立四亲庙，这岂不是没有了尊卑贵贱？而且，《礼记·祭法》中明明说天子有二祧，你现在说文王之前的神主迁入后稷庙，文武之后的神主迁入文、武庙，这岂不是有了三祧不成？

郑派回答：《礼记·丧服小记》中明明有“王者立四庙”的记载，那我说周天子立四庙有什么不对？而按照《礼器》的说法，周一共有七庙，可照你的说法，七庙加上文武二庙，岂不成九庙了？何况你把文王、武王单独摘出来，祭祀的时候不能同时享受祭祀，这算什么礼法？至于二祧的问题，二祧就是文武，后稷庙不算祧庙。再说了，天子有七庙，那是被祭祀的人多了就是七，不够就是五，而诸侯无论有多少应该祭祀的人，都不能超过五。这又怎么没有尊卑贵贱了？

如此这般，争吵不休。

因为周代是儒家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所以周代的宗庙制度也就成了后世历朝历代宗庙制度的范本和模板。而郑王两家关于周代宗庙的争论，也就成为了后世各朝代掐架的依据。

从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以动态的眼光开审视周代宗庙制度，认为周代宗庙制度经历了从五庙到六庙到七庙，或从七庙到八庙到九庙的一个发展过程。若周初时，只祭祀后稷与四世祖先，共有五庙；则穆王时，文王庙不毁，变为六庙，共王时，武王庙不毁，最后发展为七庙。若周初时，祭祀后稷与六世祖先，共有七庙，则懿王时不毁文王庙，变成八庙，孝王时不毁武王庙，变成九庙。

至于周代宗庙的真实情况如何，恐怕还得等更多新的史料和考古成果的出现吧。

3、秦代宗庙制度
当宗周镐京的陵庙楼台在褒美女银铃般的笑声中化为灰烬之后，中国迎来了一场五百年之久的大动荡时代，一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春秋战国，王纲驰废，礼坏乐崩。从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礼乐征伐自家臣出”，在这500年的动荡中，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而原有的礼乐仪式，也在这乱世之中凋零、毁灭。

中国在动荡500年之后，被秦始皇所统一，但秦国偏处西鄙，本无甚文化可言，而其民风彪悍尚武，与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的周礼大异其趣。而其在统一之后，又改正朔、易服色，废封建、置郡县，几乎和周文化做了彻底的割裂。加之周代礼乐文化在500年的动荡之中，本来就已经鲜有孑遗，因此秦代宗庙制度也远不如周代之完善。

秦始皇时，虽然必有宗庙，但其制度已经不得而知，而在二世即位后，即进行了宗庙制度的改革，依古礼建立了七庙，“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知，七庙中有襄公庙和始皇庙，其中襄公为秦国始封之君。而始皇庙则被尊为祖庙，也就是说，秦朝是奉始皇为太祖的。以功业而确定太祖，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汉代宗庙制度

1、汉初宗庙制度
据史记记载，汉二年刘邦还定三秦后，即于栎阳立宗庙。但此时刘太公尚在人世，而刘邦世系不明，其父母尚只有姓而无名，遑论高、曾、祖。实在不知道此时其宗庙中所供奉者为何人。此后数十年间，太上皇、高帝、惠帝驾崩，于长安城内分别建立太上皇庙、高庙、惠帝庙，这应该是汉朝宗庙制度之始。

但经过了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动荡，以及秦朝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之后，周代宗庙制度恐怕已经无人了解。因此“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知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续汉书·祭祀志下》注）。其的宗庙制度还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这种原始性还表现在刘邦庙号的称呼上。

《史记·高祖本纪》：“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汉书》的记载与此略同。由此可知，在汉代宗庙系统中，刘邦为太祖，这是没有疑意的。但在《史记》记载中，或称刘邦为“高帝”，或称其为“高祖”，而从未以庙号“太祖”称之，这似乎是表示刘邦虽然拥有了“太祖”的庙号，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与祭祀活动中，都并未使用，而依旧以其谥号称之为“高”，这才有了民间“高祖”的习称。而在流传至今的汉瓦当中，还有“高庙万世”文字的瓦当，据信是刘邦庙的遗物，若如此说来，刘邦庙在官方正式称呼中，亦是以谥号称为“高庙”，而非以庙号称为“太祖庙”。

此后，文、景、武、昭诸帝崩，依旧例建庙于长安。

昭帝崩，无后，霍光乃自民间立戾太子孙刘病己，是为宣帝。宣帝即位，除了立昭帝庙之外，还为自己的生父立庙，是为皇考庙。及宣帝崩，元帝即位，又立宣帝庙。

2、元帝永平改制
至元帝时，汉所立宗庙，自太上皇庙、高庙、文帝庙，直至皇考庙、宣帝庙，共九庙，既无迭毁，又无昭穆。此时儒术大盛，儒学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而国家宗庙制度却与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大相径庭，多为当世学者所讥。于是元帝诏令议皇帝宗庙迭毁制度。

丞相韦玄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高帝乃是始受封、始受命之君，为汉太祖，其庙万世不迁。而太上皇、惠、文、景庙亲尽，当祧迁毁庙，只保留武、昭、宣、皇考四庙。加上太祖高帝庙，也就是说，韦玄成所提方案为五庙。但这一方案并未将太宗文帝、世宗武帝视同周文、武二王，而是依旧按照亲尽而祧的原则依次毁庙，这其实也相当于褫夺了文、武二帝的庙号。同时，又将并未称帝的皇考纳入了帝王宗庙体系，与武、昭、宣等皇帝相提并论，同序昭穆。因此方案一出，就受到了各方的质疑

儒家重周礼，因此确立制度无不以周代制度为蓝本，而当时社会上所公认的周代宗庙制度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而且韦玄成本身就是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那么他为什么在为本朝制定制度时，却要违背周代制度，而定为五庙呢？

原来，韦玄成认为，周代虽然是“一祖二宗四亲庙”，但其中二宗并不是必须的。只是因为周文、武王上承天命，父子相继，灭商立周，乃是周朝始受命之君，所以才为万世不迁之宗。此后周成王也是功业显赫，依旧亲尽而祧。试问文帝、武帝功业再广大，能超过周成王吗？既然周成王庙都迁毁了，凭什么文帝、武帝就不能迁？

至于将皇考与诸帝同序昭穆，我推测这主要是由于宣帝和昭帝之间隔辈造成的。从血缘亲统上讲，宣帝为戾太子孙，昭帝侄孙。但从帝王君统上讲，宣帝继承昭帝，应当为昭帝子。在这里亲统和君统之间出现了分歧，为了弥合这个分歧，于是韦玄成便把昭帝父亲的庙列入了宗庙系统。但如此一来，明显违背礼制，因此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在经过一年的考虑之后，元帝自己拿出了一套方案，试图敉平争论：高帝为太祖，无异议。承认文帝的太宗地位，其庙万世不迁。而宣帝继承昭帝，即是昭帝之子，“为人后者不复顾私亲”，太上皇、惠帝、景帝、皇考庙全部迁毁。按照这一方案，则汉宗庙共有五庙：高、文、武、宣、昭庙。而其中高帝、文帝二庙万世不迁，则事实上只有三亲庙。

元帝这一方案，一祖一宗三亲庙，非但不合于礼制，而且以宣帝为昭帝子，也不合乎人情。因此理所当然遭到朝臣反对。于是韦玄成又提出了自己新的方案：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其庙世世不毁。其余诸帝各序昭穆，其中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宣帝同为昭。保留皇考庙，但不序昭穆。太上皇、惠帝亲尽祧迁，其神主藏于太庙。

如此一来，则汉宗庙共有七庙：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其中高帝与文帝庙万世不迁，其余五庙依次亲尽则祧。貌似是和周代制度相似，但实质不同。韦玄成的这套方案，其实是糅杂了君统和亲统，若论君统，则是高、文、景、武、昭、宣，共是六庙，若论亲统，则是高、文、景、武、皇考、宣，也是六庙。这套名为七庙实则六庙方案，在各方面妥协之下顺利通过，于是下诏施行。

汉初除在长安建立宗庙外，还在各地建立郡国庙，祭太上皇、高帝、文帝、武帝。此次改制中，郡国庙也一律罢毁。

这一制度施行未几，元帝于建昭三年，“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汉书·韦贤传》），紧接着就病倒了。于是元帝恐惧，于建昭五年又回复了所罢毁的宗庙和郡国庙，同时承认武帝庙号为“世宗”。但这并未能治好他的病，几年之后，元帝崩。

成帝即位后，在丞相匡衡的主持下，又开始施行永光改制的方案，再一次迁毁惠帝庙，同时由于元帝神主祔庙，景帝亲尽迁毁。至此汉代宗庙制度形成了“一祖”（高庙）、“二宗”（文帝、武帝）、“四亲庙”（昭帝、皇考、宣帝、元帝），基本上和传说中周代制度相吻合了。

哀帝即位，诏令群臣讨论宗庙之礼。光禄勋彭宣等人再次请求取迁毁武帝庙，从而再次引发了关于宗庙制度的大讨论。刘歆反驳彭宣等人观点，说：“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汉书·韦贤传》），明确提出了“宗无数”的观点。又说：“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同上）。奏上，哀帝认可，遂照此执行。

按照刘歆的方案，则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庙不算在皇帝宗庙体系之内，且永不迁毁，而哀帝所祭祀先祖，应该在排出文、武二帝的前提下上溯六代，故此时汉宗庙除了高、文、武一祖二宗三庙之外，其亲庙为惠、景、昭、宣、元、成六庙，加上宣帝父皇考庙，哀帝父共皇庙（哀帝即位后，追尊其父为共皇），达到了11庙。

3、王莽九庙

哀帝崩，平帝立，王莽执政，以“两统贰父，违于礼制”（《汉书·韦贤传》）为由，毁弃皇考庙与共皇庙。元始四年，王莽追尊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平帝崩后，又追尊成帝为统宗，平帝为元宗。至此，西汉皇帝除了此前惠、景、昭及哀帝外，所有皇帝都拥有了庙号。此时汉究竟是继续执行刘歆六亲庙制，抑或王莽另有制度，史无记载。不过从王莽成帝后，为自己先祖立四亲庙的举动来看，或许他是不同意刘歆六亲庙说而暂停韦玄成四亲庙说的。若真如此，则此时惠、景二帝亲尽当迁，而汉庙应为高、文、武、宣、元、成、平一祖六宗，亲庙则只有哀帝一庙。

王莽成帝后，为了平定四方盗贼，遂于地皇元年建立九庙，“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汉书·王莽传》），其中五庙为其远祖之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同上），为祖庙；四庙为其高、曾、祖、父之庙，为亲庙。

王莽宗庙虽为九庙，然而其中五庙为祖庙，依据刘歆祖、宗庙不在七庙常数中的说法，王莽九庙实质为五庙。它是韦玄成“一祖二宗四亲庙”与刘歆“一祖六亲宗无数”两种观点的混合体，既保留了四亲庙，又坚持了宗无数。

4、东汉初期宗庙制度

刘秀称帝后，最初仅仅祭祀高、文、武三帝，建武元年定都洛阳后，遂于二年在洛阳修建高庙，置高帝至平帝十一帝神主于其中。同时，又在洛阳修建四亲庙，祭祀其高、曾、祖、父。

由于刘秀为汉室旁系，若以宗法制而言之，是为小宗。而帝系为大宗，刘秀称帝，即是以小宗继大宗。按照大宗万世不绝的理论，刘秀应以元、成、哀、平等西汉诸帝为先祖，而对于亲生父母等私亲所执之礼应当减弱，此即宗法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也。

但现在刘秀一方面置西汉十一帝神主于高庙，另一方面为自己小宗私亲各起亲庙，明显有以四亲庙取代西汉诸帝宗庙的趋势，因此理所当然招致了儒学士人的反对。

建武19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上书，要求光武撤销为自己高祖父之下四世亲庙，而代之以西汉帝室大宗四庙：“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众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续汉书·祭祀志》）

光武从之，于是：1、承认王莽为宣帝所加“中宗”庙号，而废除元、成、平帝的“高宗”、“统宗”、“元宗”庙号；2、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取代四亲庙；3、因为按行辈，光武应当为元帝子辈，与成帝同辈，为哀、平叔父辈。因此尊宣帝为祖、元帝为父，与高、文、武三帝神主一同供于洛阳高庙，由光武亲自奉祀，成、哀、平三帝神主供于长安高庙，由朝廷官员代为祭祀。4、为生父南顿君另立皇考庙，由群臣奉祀。

此时，光武所奉宗庙，除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外，其余为宣、元、成、哀、平五庙。其中宣帝为中宗，亦为百世不迁之庙，而元、成、哀、平四庙为亲庙，庙数达到八庙。按照刘歆“宗无数”理论，将称宗者三庙去除，其实质依旧是“一祖四亲庙”的五庙制。

5、同堂异室制的确立

光武时，不再为每位皇帝各自立庙，而是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建立两座高庙，将其他皇帝神主藏于两座高庙之中，这可以看作是“同堂异室”制度的雏形。

光武崩后，明帝即位，为其上庙号曰“世祖”，同时在洛阳建立世祖庙。明帝崩，“遗诏无起寑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汉书·明帝纪》）。因此章帝即位后，仅藏明帝神主与世祖庙而已。而章帝崩后，亦遗命藏神主与世祖庙。此后形成传统，东汉皇帝再无单独立庙者，仅仅藏神主于世祖庙。由此而形成了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为之后历朝历代所沿用。

6、献帝初平改制

自光武至灵帝共九帝，除殇、冲、质三帝早亡不列宗庙而无庙号外，其余藏于宗庙者皆为“×宗”，因有庙号者其庙世世不毁，所以此时“亲尽毁庙”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废弃不用了。灵帝崩，洛阳大乱，董卓入京，立献帝。时左中郎将蔡邕上奏，提议改革宗庙制度：“今圣朝尊古复礼，以求厥中，诚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为考庙，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袁山松书》载蔡邕议）

于是“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续汉书·祭祀志》）。由此可知，蔡邕所议宗庙制度，仍旧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模式。

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模糊，后世学者对于所谓“近帝四”的理解各有差池。前引《续汉书》，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之语，因此多有认为是和、安、顺、桓四帝被迁毁，而所为“近帝四”指的是光武、明、章、灵四帝（见《文献通考》），不过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倘若献帝以光武、明、章、灵四庙为亲庙，等若以章帝为祖父、而以明帝为曾祖父，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近帝四”，是指安、顺、桓、灵四帝，《续汉书》中所谓“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之语，仅仅是指褫夺和帝以下四帝庙号，待其亲尽后逐一迁毁，而非立刻毁之。

如此，则此时东汉宗庙中所供奉的，当是高、文、武、安、顺、桓、灵七帝，是为一祖二宗四亲庙是也。

但在若真如此，则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除此一祖二宗之外。其余有庙号的各位，如中宗宣帝、世祖光武等，尽管称祖称宗，却已经不再是百世不祧了，而依旧被迁毁。宣帝且不论，世祖光武乃是东汉开国之君，中兴之主，是东汉诸帝的直系先祖，倘若真将他迁毁，真是情何以堪。

因此也有学者提出所谓“一祖二宗”，乃是世祖光武、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即这“一祖二宗”仅仅是东汉帝系，而与西汉无涉。西汉有庙号高、文、武、宣的四帝，依旧供奉于高庙之中，而东汉“一祖二宗四亲”，则供奉于世祖庙中。如此，在事实上此时宗庙共为11庙，西汉四，东汉七。

四、总结

中国宗庙制度虽然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但夏商周三代制度并无人亲见，记载周代制度的《礼记》等书，是战国人所撰，其中内容自然较真实情况有较大偏差。因此真正将宗庙制度予以实施，是从汉朝开始的。

两汉的宗庙制度并不稳定，经历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改革和修正。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学的发展，使学者对周代宗庙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两汉宗庙的历次争议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都对后世制度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了解周代和汉代宗庙制度，是了解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