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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三峡：宜昌海关1877-1939年关税简析
宜昌地处风景优美滩多流急的三峡东口，向东是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向西是重峦叠嶂的川黔滇大山。19世纪中叶，长江中下游向川黔滇交流物资，必经宜昌。川黔滇将物产外运，亦必经宜昌。称宜昌为“川鄂咽喉”“长江锁钥”，恰如其分。
宜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垂涎三尺。1876年9月，英国人利用云南“马加里事件”，派特使威妥马与清政府谈判，迫使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山东烟台签订了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打开宜昌商埠大门！
宜昌辟为商埠的同时，英国政府派人在宜设定领事馆。按照《烟台条约》，清政府委派荆宜施道孙家谷同英领事官京华陀办理宜昌开关事宜。1877年2月22日，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正式任命英国人狄妥玛担任宜昌海关税务司，清政府亦随即委派孙家谷出任宜昌海关首任监督，并参照汉口江汉关各项章程拟办宜昌关事务。1877年4月1日，宜昌开埠仪式在宜昌汉景帝庙门前举行。即日起，宜昌海关正式开关办公。


宜昌海关1877-1939年关税收入
宜昌开埠后，列强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在宜昌划租界、办公司、开洋行，宜昌商埠大门洞开。英国太古等洋行纷纷在宜开设分支机构，经营航运、仓储、保险、报关行等业务。美商美孚石油公司、日商大阪商船会社、法商聚福公司与吉利洋行、德商瑞记洋行等，均在宜开设航运或贸易机构。

清廷以黄底青龙旗为大清海关关旗

宜昌海关税务司印（选自《中国宜昌》）

宜昌海关码头（代昊提供）
宜昌海关主要职能有三项：1.查验进出口贸易货物，监督检查运输工具；2.征收进出口关税、转口税以及对关税的减免；3.执行查禁走私任务。另外，宜昌海关还兼管长江中上游辖区航标、航轮引水，指挥并保管航行灯台补给船，收集航运、航道、水文、气象资料，设置红船救险，筹集川江整治费和堤工捐等诸项事务。
从1877年至1939年，宜昌关税主要征收机构是：宜昌海关、彝分关（即常关）、平善坝分卡。1937年，宜昌海关为控制清江流域的鄂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关税，于同年12月成立宜昌海关宜都分卡。1938年，宜昌海关为加强宜昌口岸贸易关税的征收，又增设西坝、青草乡、巴东三个分卡。

宜昌南津关海关站（甘博1917年摄）

位于平善坝的宜昌海关关卡（蒲兰田藏品）
宜昌海关开关后，宜昌海关的主要税种是：进出口关税、内陆子口税、复进出口税、船钞、鸦片税、附加税等。附加税有三项：救灾附加税、关税附加税、附征赈捐。根据《宜昌海关简志》介绍，海关关税名称、税种、征税方法、税率在不断演变。例如，宜昌海关开关伊始，未设转口税。后来学习西方“转口税具有通过税性质”税务理论，宜昌海关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征收转口税。抗战时1942年4月15日，正式中止转口税。关于各税种的说明，许多文献有解读，这里不再赘述。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宜昌形势岌岌可危。1940年，日军炮火离宜昌越来越近，宜昌海关监督公署迁至四川巫山。自此宜昌海关关闭，宜昌进出口贸易暂时停顿，直至抗战胜利后正式恢复。
从宜昌开关1877年至1939年，宜昌海关历年关税列表如下。

1934年以前，中国海关均以白银征税。由于1929年世界金价飞涨，银价暴跌，民国政府为了维持关税收入，决定各地海关征收关税时由征收白银改为征收金币。为方便使用，1931年5月1日中央银行开始发放关金券。1934年开始，宜昌海关收税单位正式改变为关金。上表中1934年之后关税以“万元”为单位，税收变化趋势供参考分析。

宜昌海关（1877-1939）关税简析

关税是一国对进出其国境货物而征收的一种税。关税收入多寡，与进出口贸易总额有关，与海关设置的税种有关，与税种的贸易措施有关。宜昌海关关税是随宜昌海关成立而开征，执行的是《中英天津条约》修订后的协商税则。“协商规则”不仅免费范围极广，而规定应征关税的物品，价格腾贵的，反而“从量征收”。宜昌海关名为“值百抽五”，实际税赋仅为百分之四左右。之后，海关税则多有演变，直至1929年后国民政府自订税则。
根据上表，作出宜昌海关历年关税收入曲线示意图如下。

按照宜昌海关税收曲线分析，关税收入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77年-1893年）
宜昌海关刚开关时，税项比较少，主要是进出口关税与子口税，复进口税数额贡献不大。直到1880年，关税总额才突破10万关平两。
清同治九年（1870年），清廷由于禁止不了外国鸦片的输人，便开始改收鸦片税以补财政收入，户部制订了《洋药、川南土药抽收税厘章程》。同时，在宜昌平善坝设立总卡，抽取“土药膏税”。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翌年，宜昌设立海关。由于海关大权掌握在英国税务司手中，这为外来洋药鸦片大量进入宜昌打开了大门。起初，土药数量几乎为零，鸦片进口数量亦不大。到后期，鸦片经宜昌关进出口增多，鸦片税收总额亦迅速上升，占全部关税收入80%以上。1890年9月，湖北当局在宜昌设立鸦片厘金征收总局。
1885-1889年，宜昌海关鸦片税变化较大。其中，1891年提高鸦片关税，宜昌海关的鸦片税曾达到每担一百零四关平两。但宜昌海关关税总额不升反降，这是因为大量鸦片商贩铤而走险，走私鸦片经陆路运至沙市。海关报告称，“据说每年大约有6000担四川土药通过地方渠道运往沙市”。
这一阶段后期对关税最大影响，是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开埠后，原经宜昌海关进出口货物，一部分转向重庆海关进出口。由此，宜昌海关进出口货物总值下降。据《中国旧海关史料》记载：“土货出内陆一项。自重庆开埠后，本口（宜昌海关）已成过载口岸，无税可征。即洋货入内陆一项，亦江河日下。缘厘局逐年减价，商人较报本关，利可少沾。”此外，重庆开关后，每担土药征收关平银二十两。由于宜昌海关鸦片税率较高，商贩为追求利润而逃避宜昌关税。他们宁可选择绕开宜昌口岸，从旱路到沙市口岸成交。这一阶段末期，多种因素使宜昌海关关税在低谷徘徊数年。

第二阶段（1894年-1907年）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须“赔偿”日本2亿两军费。清廷加强内河海关管理，以期征收更多关税。作为出川货物与进川货物的周转地，宜昌货物集散能力逐渐强大。以前从沙市转口的货物，更多经宜昌转口。
甲午战争后，为了增加关税收入，宜昌海关采取许多措施使关税收入迅猛上升。这一阶段影响宜昌关税收入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甲午战争前调整鸦片税率。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宜昌关调整鸦片税率，每担鸦片征税下降至关平银四十两。这次税率调整，对宜昌海关税收影响极大！绕开宜昌关逃税者迅速减少，宜昌海关税收大量增加。其二，利用新税制。按照1891年清政府新税制，除加强对出川鸦片税收稽查外，还增加了印花税制。只要在宜昌海关交一次土药税，便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此后可在全国免税流通。这两个因素使宜昌海关关税收入不断飚升，直至构成1901年关税收入最高峰值。
由上图表可以看到，宜昌海关关税除1901年峰值外，第二个峰值是1905年。构成1905年关税峰值原因比较复杂。
关税收入达到1901年峰值后，又曾下跌至1903年谷底。这一阶段宜昌海关税下跌的主要原因，是1902年清政府在宜昌设置了土捐总局，专门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陕西、甘肃等十八省鸦片捐税。除土捐总局每担征银五十二两外，宜昌海关同时亦征关税银五十二两。鸦片关税辖区虽然扩至十八省，但鸦片税实际分流为二。分流加上实际鸦片税的增加，使宜昌海关税收急剧下降。1902年，海关关税总收入是43.09万关平两（鸦片税占关税总额93%）。由于1902年鸦片税收的减少，宜昌海关总税收降至原来的1/2。

宜昌土捐总局1902年鸦片税辖区示意图（选自《宜昌海关史略》）
1903年宜昌海关税收继续下滑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坐不住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会奏朝廷，批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4省合办土税膏捐，设总局于宜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增加广东、广西、江苏、福建4省，改称“八省总局”。宜昌改成分局，并制定了《八省鸦片土膏统捐试办章程》，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税收成倍增加，构成1905年关税收入峰值。此时，由川、滇、黔用轮船装来的烟土，或经宜昌运往外地的烟土络绎不绝，宜昌鸦片贸易处于鼎盛时期，成为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的重要鸦片贸易中转地和长江流域一个地位十分显赫的鸦片交易市场之一。
1905年后，宜昌关税收入下跌到深深的谷底（1907年）。这一阶段宜昌海关关税下跌到谷底的原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半年，土药征税法发生大改变，宜昌海关征收的土药（鸦片）统税，不计入海关税。紧接着第二年（1907年），宜昌府成立了土膏统捐局，海关只是代征土药统税，税收最终还是转给了土膏统捐局。故而，宜昌关税总收入一落千丈到谷底。

第三阶段（1908年-1927年）
鸦片税不再计入海关税，1908年后的宜昌海关关税继续在谷底波动。宜昌关税在谷底徘徊数年，直至辛亥革命后才逐渐上升。另外，辛亥革命成功后，加大措施禁烟，罂粟种植迅速减少。
从1908年至1927年，这一阶段，对关税影响较大，是进出口关税。进出口关税（含复出口税）占总关税比例80%以上。
1901年《辛丑条约》，关税成为赔偿帝国主义列强的担保款项，进口关税改为值百抽五。除米谷、金银货币外，以前免税物品，悉照百分之五课征，宜昌海关亦照此执行。但是英、德、日三国与俄、法、意三国意见不一，其关税税则修订中止。直到1917年，帝国主义列强才开始允许中国政府修订进出口税则，实施值百抽五。宜昌海关开始执行这一税则，是1919年8月1日。1922年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会议议决修改《中国关税协定》，并允许中国在修改税则中增加附税，即关税附加税、附加赈捐。此次税则修订之后，对进出口关税税率仍维持值百抽五。直至1925年11月后，宜昌海关及其兼管的沙市海关，才执行《中国关税协定》所规定的条款。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建立初期至1927年，属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总体看来，尽管这一阶段社会动荡不安，但宜昌海关关税收入总体略有上升，波动幅度不大。
北洋军阀时期，宜昌海关缉私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未经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核批的军火；二是未缴纳土捐的鸦片以及后期的鸦片走私等。如民国四年（1915年）元月二十八日，北洋军阀政府税务处，为加强宜昌、重庆两关之间的缉私工作，决定在万县海关设立分卡，并选派洋员一人、扦子手二人以对往来的华、洋商船加强检查。
1917年万县正式开埠，以前许多在宜昌海关缴纳的关税，现在都在万县缴了。这一阶段，宜昌海关关税收入持续下滑，处于低迷时期。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各地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直接以武力参与走私，以谋聚集财富。由于军队干涉，致使宜昌海关无力纳税，不少情况下只能通融放行。很多情况下，海关形同虚设，关税收入不稳定。

第四阶段（1928-1939年）
北伐胜利后，民国政府经济步入正轨，财政税收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经济支柱。宜昌海关税收虽有起伏，但总体趋势在不断攀升。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从而在形式上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片面协定的百分之五进出口关税税率。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其协定税率为七级，最低者为7.5%，最高者为27.5%，带有明显地过渡性质。1931年后，税率实施国家税则，税率分为12级，最低为5%，最高为50%。1934年后，税率分为14级，最低为5%，最高达80%。税率针对不同贸易物资，越分越细，越来越具体。国民政府对税则的逐步完善，保障了贸易税收不断增加。
1930年宜昌海关全年进出口货物总值为2260.35万海关两，关税收入24.15万关平两。1931年因沪、汉、渝飞机直航，而且开通了渝-沪、沪-渝、渝-汉、汉-渝的轮船直航，致使经宜昌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下降。此外，“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宜昌人民对日仇恨及反日活动，使日本公司在宜昌的贸易受到打击，日商的进出口贸易越来越萎缩。1931年11月开始，全民抵制日货，码头与航运公司停装停运日货，使日商被迫关闭贸易。这种贸易缩减，对宜昌海关关税的影响，自然是跌落。
1934年，宜昌海关征收关税由征收白银改为征收金币。由于按币值兑换进行过折算，因此对税收实际影响不大。从理论上讲，用银子作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落后的行为。各种银子的品相不同，含银量不同。在交易的过程中，还需要称量剪裁、融化再铸，因此以银子作为货币极为不准确，而且浪费大。

1936年后，海关关税近乎直线上升，1937年到达一个峰值，年税关金达69.47万元。1938年武汉周边战事吃紧，日寇封闭长江水道，对宜昌关税有一定影响。1939年宜昌关税更是达到峰值，年税关金达73.00万元。这一阶段关税收入，与中国抗战形势有关。由于日寇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华北战争烟云密布。大量沿海民运企业，已经感觉到战争迫近，尽量把商贸发展重心向大西南转移，大量民用物资经宜昌蜂拥进川。此阶段宜昌海关税收，再次显示出宜昌地理位置的特点。

简析小结
十九世纪末期，鸦片在国内泛滥，毒害了千千万万的国人。之所以鸦片商铤而走险贩鸦片，主要是鸦片利润空间很大。根据资料反映，十九世纪末，平津一带鸦片经销，每担土药可售150两以上。国内鸦片产地，主要集中在川、滇、黔。川滇黔鸦片外运，大部分选择走川江经宜昌转口。十九世纪末，川、滇、黔三省鸦片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据英国议会《中国商务文件》统计，仅1879年，四川的鸦片产量为177000担，是该年外国鸦片进口量83000担的两倍以上。由于川、滇、黔鸦片外运，主要经过川江运至宜昌转口，是宜昌海关关税收入主要来源。从另一侧面说明，宜昌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纵观宜昌近代历史，宜昌鸦片贸易在两个时期比较兴盛：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自1906年后，鸦片贸易不再计入宜昌海关关税。故而，宜昌海关税收曲线在北洋军阀时期并没有像在清朝末期一样出现大的波峰。总之，清朝末年，宜昌海关关税收入上升与下跌，主要受鸦片税的影响。这是因为从1894年至1906年，宜昌关税的80%～90%，来自鸦片税。自1907年宜昌府成立土膏统捐局，海关仅代征土药统税，税收转给了土膏统捐局，这对宜昌海关总收入影响极大。
北伐战争结束军阀割据，国家逐渐实现统一管理，贸易趋于兴盛，经济稳步发展。1929年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后，对税则、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这一系列调整，根据不同物资收取不同关税，税则越来越细，税率差距越来越大，从效果上促进了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宜昌海关关税收入不断上升。


【参考文献】
《宜昌海关史略》（1876-1949），孙维玉主编，宜昌档案史料丛书，1995年2月第1版。
《宜昌海关简志》（1877年-1949），宜昌海关简志编写组，1988年4月。
《近代宜昌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李明义译编，团结出版社，202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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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宜昌口岸贸易研究（1877-1919），刘世扬，2012年4月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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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鲁子健，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02期。
宜昌开埠：桨声影映“繁荣”，刘开美，中国三峡建设，2006年第3期。
近代宜昌转运贸易的兴衰，徐凯希，宜昌市文史资料第9辑。


2022年2月28日，于武昌阅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