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的转运街（胜利四路）
在宜昌现代史上，除了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轰动一时，从一马路到大公桥、隆中路到转运街这一大片，在民国年代就几乎围绕着四条巷子每天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里没有宜昌城内那些庭院深深、粉墙黛瓦的高贵，也没有新商埠区那些洋建筑的外国风情，有的就是拖黄包车的力夫、码头搬运的装卸工、糟房的小伙计、铁匠铺的打铁匠、吃“水上饭”的船员、造机器的工人和倚门卖笑的暗娼……
这里不是宜昌城里，干什么都要讲个规矩；也不是新商埠区，做什么都要听洋人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见，大南湖边的各式板壁屋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完全是无序发展，用现在的语言说，几乎都是脏乱差的棚户区的代名词。一旦洪水过境，这里会变成一片泽国；也许一个小小的火星，这里就会火烧连营；而复兴坝那边，除了种稻谷的水田、养鱼的塘堰，就是大片菜园。
因为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增开宜昌为通商口岸，由此拉开了宜昌港口近代化的序幕；因为川汉铁路的建设，就有了下铁路坝的出现；因为“洋船”的到来，这里就有了聚散离别的悲欢离合；因为日本人的入侵，就上演了宜昌大撤退的壮举；进城的解放军就沿着大公路一直走到解放路，再走到恩施和重庆去。
无论是后来成为宜昌“机械工业母机”的联众机械制造厂的挂牌成立，还是想沾点党的生日光的七一酒厂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运动而在这里开始腾飞的。不过，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这一片除了沿江一带多了些机关单位、企业工厂，就是多了些码头的装卸量和码头工人的增加，就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大公桥街的宜昌市酒厂和市糖果食品总厂曾经盛极一时，这里也不过多了些筒子楼和更多的年轻人。
长航宜昌港务管理局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是国营，所以一枝独秀。而在港务局麾下的九码头虽然因为重新编号已经变为三码头，可在宜昌人心里，那就是“上船的地方”；尤其是在大公桥客运站出现之前，那就是大批装卸搬运工人眼里的“不夜港”，也是那些码头混混儿心里的“小香港”，不过还是工人诗人黄声孝说的形象：“左手抓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在老宜昌人的记忆里，提起宜昌的繁华，除了解放路就要数人潮涌动喧嚣的九码头。
九码头的创建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国资本抢滩宜昌，但真正的崛起却是在解放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九码头一枝独秀的的繁荣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1982年12月，位于胜利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占地面积15600平方米、建筑面积8704平方米，后经多次升级改造，为二级客运站的宜港汽车客运总站建成，与两次更新换代后的港务局客运站形成水陆联运体系。
那个时期，原来独霸天下的九码头客运站已经能真切的感觉到不远处大公桥码头越来越近的追赶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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