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城印记】柳条边与清朝辽东第一门——凤凰城边门

  

　一个地方名字的由来，总是和历史遗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沈丹公路沿线凤城段，有一个汽车客运站叫边门车站，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就是辽宁省凤城市的一个乡镇政府的所在地，叫边门镇。因为清朝的边门曾设在这里，所以，位于这里的车站、乡镇皆以“边门”为名。边门，是清初在东北地区设的关卡，有20多处。在凤城境内有两处，一处叫凤凰城边门（简称凤边门），一处叫叆阳边门。从中朝界河鸭绿江往北到盛京（沈阳），所经第一个关卡就是凤边门，所以，凤边门为清辽东第一门。300多年过去了，边门设施已不复存在，但却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现在凤城境内以“边门”命名的有镇、村、街、岭、桥、车站等。

说起边门，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说到今被称之为“绿色长城”的柳条边。清初，即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的第二年（1637年），开始以柳条规划筑边，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完成，计2600多里。凤城地界300多里。按修筑时间算，有老边、新边之说。柳条边自南往北从东港黄海边北上经凤边门、叆阳边门，一直到今开原县的威远堡，由威远堡折向西南接山海关的鸣水堂这一段为老边，以威远堡往东北到今吉林的法特哈这一段为新边。

新边、老边连一起呈“人”字形，凤城属于老边，位置在“人”字一撇一捺的捺的底部。柳条边的修筑方法，是用土堆成宽高各3尺的土堤，堤上每隔5尺插柳条3株，各株间用绳连接，即谓“插柳结绳”。土堤的外侧，挖掘深8尺、宽8尺、底5尺的槽形壕沟，以禁止行人越渡。当然，也有的地段是利用明边墙和起伏的山脊作为屏障的。

现在凤城境内以“边门”命名的有镇、村、街、岭、桥、车站。另外和柳条边有联系的“边沟”、“边条沟”、“边条子”、“边障子”也作为火车站、村民组的名字保留了下来，可见柳条边及边门在凤城人心目中的位置。

柳条边不是边界，是因为东北是清统治者“祖宗肇兴之所”、“我朝龙兴之地”，便以维护满洲民族“国语骑射”和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为由所修建的一条柳条篱笆。篱笆，当地人也叫障子，也有的称为柳条边栅，像栅栏一样。无论叫篱笆或叫栅栏，都说明它不像砖石砌的城墙那样坚固，那样难以逾越。难怪乾隆皇帝面对柳条边吟道：“我来策马巡辽东，高可逾越疏可通。”

为什么用插柳条为“边”呢？可能是因为柳树易成活的原因。想当初，一条用柳条排成的绿色边栅在凤城大地上蜿蜒数百里，不出几年，枝叶繁茂。一到春天，柳枝摇曳，柳絮纷飞，山崖上鞑子花开，深谷中流水潺潺，官兵沿边巡逻，野兽不时出没，边里炊烟袅袅，边外布谷声声，构出一幅奇特的风景。只因后来东边道开禁，柳条边疏于管理，以至树木混杂，边壕渐平，如今只留些许遗迹了。辽东如此，辽西却不同，由于地理环境因素，那里的柳条边已繁衍成片片树林。据新华社2008年7月23日题为《柳条插出的“长城”》中写道：“……仅从生态保护上看，柳条边的修建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否则，辽河流域的生态恐怕恶化得就更快了，科尔沁草原也可能早就消失了。因此，柳条边可以说是辽河流域的一条'特殊长城’。”清统治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初为满洲贵族既得利益而修筑的柳条边，如今却成了保护生态平衡的天然绿色屏障。

柳条边分边里和边外。在丹东地区，凤城为边里，丹东和宽甸及东港的一部分为边外。凤城的石城镇与宽甸的灌水镇仅一岭之隔，至今，居住在这里的的老人还称过了岭就是到边外。而宽甸人到凤城就是到边里。当时边外被清廷划为封禁区，封禁区内不准居住、种植，不准私自狩猎、采集。

清筑柳条边后，同时沿柳条边设边门。分布在辽东、辽北、辽西和吉林。连接凤边门南侧的柳条边一直延伸到今东港市长山镇濒临黄海的窟窿山。凤边门地址设在今边门镇政府不远处的老街上，建有门楼。门楼中间是过道的门洞，两边是耳房，一边是囚室，另一边住巡差，门楼内是边门衙署。门楼用青砖灰瓦所筑，显得很高大。楼檐下挂着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凤凰城边门”字样的长方形竖式匾额，与城楼浑然一体。边门每天开启，行人必从此经过，绝不允许走柳条边，正所谓“芦笛一声催过客，柳条三尺认边门”。通常情况下，边门驻兵45名，5名领催（低级军官），领兵的武官为防御（武职五品），掌管大门钥匙，还配备一文官，称笔帖式，掌管文书，通晓满、汉、朝三种语言文字。

边门管理严格，“内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记”。后来又规定，凡出入边门者，需持官方发给的印票，还要求“写上名姓、年貌、脸色”。如不从边门走，私自越边者，捕捉后予以重刑。清廷规定，凡“在禁河内来捕蛤蜊及采蜂蜜、捕水獭、偷采东珠者，照采人参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枷两月，鞭一百”。如“雇人偷刨人参”，“不分旗、民，俱发云南等省充军”。为严肃法纪，朝廷“严饬各边门，实力查禁……若有官吏互相容隐，私行放纵，一经查出，即具实参处。”对于边外的自然资源，则由官方有组织地采集或狩猎，且规定限额，并派官员监督。

从清崇德年间起，200多年的封禁政策，使得丹东、宽甸等地人迹罕至，同时也造就了宽甸如今的山高林密、水清草绿。后来，为求生计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的穷苦百姓闯关东者日甚，居住在边里的旗民也因人口增多、耕地有限而携家带口到边外谋生，现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赫氏、关氏、佟氏、王氏等许多家族都是那时从凤城过去的。各族百姓挥镐举镢，开荒辟野，搭庐建舍，致使边外炊烟四起，村屯遍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呈不可阻挡之势，到了咸丰十年（1800年），柳条边即遭废弃。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被迫宣布全部开禁。光绪初年始设安东县和宽甸县，属凤凰直隶厅管辖。

称凤边门为清辽东第一门，不单指地理位置上的“第一”，而且它独特的功能也是其它边门所不没有的。它是清朝“通朝鲜之孔道”，是朝鲜进入中国的第一道关卡。“每逢三九腊月间，而朝鲜国王例遣使臣往返北京……贡献国产，必由该边门开关查验放行”。朝鲜使团300多人，有使臣、通译官、押运官、随差、马夫和300多匹马、贡物中据《清太宗实录》载：大米1万包、绵绸3000匹、细布11400匹和金、银、纸张、席、水牛角、貂皮等特产以及随用物品等等。他们过江进入凤凰城地界后，必须提前派人到边门告知，边门官员及时报告凤凰城城守尉（武职正三品），以便做好迎接的准备。这么庞大的队伍，这么多的物品，边门官兵都要一一查验，丝毫马虎不得，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朝鲜原是明朝的附属国，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朝鲜归降，臣服清朝。鉴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牵制朝鲜，命朝鲜国王、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盛京（沈阳）。送质子的队伍过鸭绿江，经九连城、汤站堡（汤山城），从凤边门再到凤凰城。

朝鲜质子的队伍还有家丁、太监、文武官员、随从、翻译官、医生、杂役等五六百人之多。这些人进出边门，守城官兵必须恪尽职守，不能有任何闪失；当时，凤边门也是陆路从日本经朝鲜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反之也一样。据日本人著《鞑靼漂流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五月，15名日本人因乘船在海上遭遇大风漂流到中国海岸，后被送到北京，清廷热情招待。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后又被清廷派出100多人的队伍，由朝鲜国太子册封为朝鲜国特使的清官员祁充格陪同，从北京出山海关护送途经朝鲜回国。一路上，由各驿站招待食宿，最后在凤凰城与前来迎接的朝鲜方面的队伍办理接交手续，再由边门开关放行；凤边门，又是当时中朝贸易必经之门。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官员博明希哲被派往凤凰城任榷使（司税之官）时，即住在边门。其间著书的《凤城琐录》对中江（今丹东九连城马市台村）马市贸易情况作了详细记载。那时，“盛京与高丽仅隔一鸭绿江，故疆禁极严，彼此不得私越贸易互市，只凤凰城一隅，向于春秋二仲月开门，始许来往”。这里所说的“门”即边门。马市届时，朝鲜方面的“员役以牛货济陈于江干。（凤凰城）驻防兵丁台驿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盐二百九十九包、海菜万五千八百斤、海参二千二百斤、大小纸十万八千张、棉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铁犁二百具”。可以想象，“边门商民……兵丁台站门栅人”带着所交换来的这些物品，回来途经边门时，人挑车载，熙熙攘攘，场面壮观。

居住在凤边门的许多满族家族在清时都是望族，做官者甚多。现赫家村的赫姓、古城里村民组的康姓，原本是一个家族，来凤城后分为赫、康、张三姓。赫姓始迁祖洼儿达，清罕都将军，生三子，长子和次子被封为骑都尉，三子官至协领；康姓始祖卡宜奇郎，敕封武德骑尉，后人奎星保曾任奉天副都统；张姓始祖乌尔度，“康熙中任凤凰城城守尉……修城池、辟田野，移凤凰边门于凤凰山南冲要处，拓地十五里，招民报领，厘定红册……”可谓功勋卓著。其他家族也是如此，徐氏上戎，“居凤凰山下，世充礼部四译通官。

随清世祖入关有功，授京营总兵”……奉命前来的满、蒙、锡伯旗人在这里垦田、狩猎、采集，还承担着把守边防重地的职责。清朝规定“兵皆土著”，是说各城驻防兵丁均从当地招募。驻守边门的和边门内外设的卡路（哨所）的兵丁皆来自凤凰城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这些兵丁的人数加在一起差不多近百人。可以肯定，世代居住在边门一带的满族赫、康、张、关、唐、吴、姜、徐，蒙古族鄂、戴、卜、胡，锡伯族白、那等姓氏家族，他们的先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在此当兵的经历。有的家谱中就记载着先人曾在“边门章京衙门当差”。这些当差者，守门巡边，“轮班稽查”。康氏七世祖福坤忠于职守，“每值班不误”，由此得到升迁，后被敕封为“武略骑尉”。康氏七世祖宝临泰，官至防御，“调补威远堡边门章京”。赫舍里·文贵“历任骁骑校……赏戴花翎，升本城（凤凰城）边门章京”。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从1637年柳条边的设置到今天已经整整377年了。377年的寒来暑往，375次的春绿秋黄，凤边门经历了朝代更替，政权易手。见证了历史嬗变、民兴清亡；目睹了外敌入侵，山河变色；听到了铁蹄下的呻吟和“誓扫倭奴不顾身”的不屈吼声。“九一八”事变后，由邓铁梅、苗可秀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柳条边内外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震惊中外。

义勇军的官兵一半以上是满族，他们甘洒热血求民族解放。抗日英雄、中国少年铁血军第一路指挥阎生堂（满族、边门人）在柳条边附近击毙日军清水指导官，多次给敌人以重创。1946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叆阳边门的柳条边上和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展开激战，居住在附近的满族人民踊跃支前。

这次战斗，开创了我军解放战争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师的范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各族儿女积极报名参军，赴朝作战。满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地经过边门站开往前线。据统计，现在可查到姓名的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边门籍的官兵就有19人，其中有一战士叫张书全（满族），参军前就住在新华村的“边条子”处。

站在离边门镇不远处的边条沟山顶上北望，柳条边遗址依稀可见。睹物思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后，把部分俘虏官兵及其家属发配到东北做台丁、驿丁，凤城的台丁男125人、女97人。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准做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私自外出，平时承担着挑壕补边的繁重劳动。《凤城县志》记载有吴、李、张、王、刘、宫、宋、陈、佟、高等16姓氏家族。如今，这些家族是谁？居住何处？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300多年的繁衍生息，已是人丁繁茂。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台丁后代，可曾知道他们的先辈在这里洒下过无数的汗水和辛酸血泪。

在离镇政府以西不远处，有一处民居，还有一口古井，当地的群众说是当年有一个收税的官员在这儿住过。这个官员就是博明希哲，蒙古族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博学多识，他不但精通经史诗文、书画艺术，而且通晓汉文、满文、蒙文，经文、藏文。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仕途不遇，被朝廷派往凤凰城边门任榷使。榷使的官职不算大，来边门后，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只得租老百姓的房屋，凤凰城城守尉派兵丁三人供他使役。

中江马市贸易一年才两次，多数时间都处于无事可干。但博明希哲不甘寂寞，他到处“询访故迹”，“求十一于千百，浸录成帙”，即后来出版了《凤城琐录》。这本书从凤凰城和凤边门的地理方位、建置沿革、商业贸易、物产资源、居民生活和名胜古迹一一作了介绍，为后人研究凤城、边门留下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住在边门的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在凤凰山下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落，于是就出现了赫家堡子、康家堡子、戴家堡子、鄂家堡子等。他们或当兵、或种地，富裕人家的子弟还到城里八旗学堂学习。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当初的一户，变成了几十户。于是，就出现了生计问题，就出现了出外谋生的情形。当然，有的是朝廷组织去的，这也实属是无奈之举。现在凤城各大姓氏家族，除了到边外即现在的丹东、宽甸以外，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吉林的比比皆是。

笔者1981年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学习时，见到了一个据说老家是凤城的人，他说，他们家是嘉庆年间从凤城迁过去的。果不其然，十几年后接待了一位来自双城县的叫赫崇明的满族同胞。详细一唠，虽然双城、凤城相距千里，但其赫氏家族的先祖名字和行辈排字丝毫不差。

后来，我在2004年的《满族文学》上看到了他写的关于他到凤城边门镇赫家堡子寻根访祖、受到族人热情接待的一篇文章。从凤边门走出去的赫氏家族，遍及天南海北。据赫崇明说，仅在双城县居住的赫氏家族就有三四千人之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双城县的县长就是赫氏家族的，叫赫崇学。

自中华民国初年以来的100多年间，边门镇几易其名。1919年设边门村；在之前日军修筑安（东）奉（天）铁路时于边门设站，取名高丽门站;1937年伪满洲国时期叫高丽门村；1945年解放设边门区；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改设高丽门镇；1947年凤城二次解放，恢复边门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叫边门乡、边门公社、边门乡、边门满族乡，1985年改设边门镇至今。铁路高丽门站的名字叫了几十年，以至使一些人望文生义，产生了误解。解放后，改名为一面山站，这里的人仍习惯地叫边门车站。

作为地处凤城南部的乡镇，和其他乡镇一样，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当家做主，建设自己的家园。改革开放以来边门镇更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世人面前，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八旗后代人才辈出，这里有出席全国英模大会的全国战斗英雄白景世；这里有满族农家姑娘唐宾，她和队友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四人双桨赛艇冠军。

边门镇，地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美丽的凤凰山下，境内有风景秀丽、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玉龙湖，有国家重点保护遗址、全国规模最大、现存状况最好的高句丽山城，还有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这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将使边门镇的明天更加美好。

徜徉在边门街里，当年的边门小楼早已无踪影，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的是商业网点和幢幢民居，完善的公共设施和新起的住宅大楼及周围林立的厂房，预示着这里正朝着建设现代化小城镇方向迈进。边门镇政府前几年曾贴出一副春联：红日照山城城纳五洲鸿福，绿柳映边门门迎四海宾朋。

清朝柳条边以及清辽东第一门——凤凰城边门，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辽东大地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