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城—东北柳条边

  

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是明朝时期修建的，为了防备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清朝统治者来自长城以北，自然不需要长城来拱卫中原腹地。但鲜为人知的是，清朝确确实实修建过长城，它就是湮没于历史的柳条边。

　　长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依然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而距今仅有几百年时间的清代柳条边为何却鲜为人知，难寻踪迹呢？清代柳条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要修筑它？它又是怎么消失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被历史尘封的档案史册，解开这个谜团。

（柳条边示意图）

柳条边其实是封禁界线

在清代统治者看来，东北是他们“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是他们的战略后方。
　　

清朝迁都北京后，就把东北地区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带，严加保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其“龙脉”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以及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
　　

柳条边就是为保护东北“发祥重地”，而修筑的一条封禁界线。

（东北被清朝视为龙兴之地，禁止关内汉人迁徙）

柳条边全长1300多公里

　　根据史书的记载，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剩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也称之为“插柳结绳”，就像中原地区的竹篱笆 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八尺、底宽五尺、深八尺的边壕。

（柳条边彰武段遗址）

清代柳条边有些地段也有不植柳的，而是利用旧有的明代长城修缮而成。柳条边在今辽宁省阜新市界内的一段就是如此，辽宁《义县志》载：“明创制，清因之。例于边墙内外遍植以柳，任其事者仅掘墙基置土内外，逢山或掘土或垒石，如一墙而已。……并无一柳置于其间也。”

根据史料记载，柳条边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柳条边分为东、西、北三段。以开原附近的威远堡为交点从东北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

　　东段西起威远堡向东南到海。修筑于崇德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38－1661年）。西段自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修筑于顺治五年至十一年（1648－1654年）。这两段柳条边连接起来，环绕着辽河平原，全长1000公里左右，被称为“老边”，因盛京在其内，也叫“盛京边墙”。柳条边北段，是自威远堡到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的一条单边，因其修筑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年），而相对于“老边”被称为“新边”，全长约345公里。

柳条边又有“边内”、“边外”的区别。其辽河平原的部分，即人字形边墙下端、就是“盛京边墙”之内的部分叫“边内”，俗称“边里”，反之，都叫“边外”。从人字形边墙上端即吉林部分来看，其西部属“边外”，其东部属“边里”。

　　清代柳条边的修筑历经三朝40余年，加上其1300多公里的长度，无愧清代长城的称号。

柳条边主要由流徙罪犯修建

　　柳条边建筑工程如此浩大，修建柳条边的人力资源从何而来呢？

　　据史料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理藩院遣官清丈并划定内蒙各旗的游牧地界，同时“编盛京守墩台壮丁为十牛录”，十牛录至少有壮丁千余人。清初因抗清和逃人等而获罪流徙的犯人大多发遣到盛京。在开原附近的尚阳堡，是清初流放人犯的聚集地。康熙七年（1668年），尚阳堡有流徙犯人3500余名，连同家属共5914人。他们有的劳作服役，有的则出钱认工赎罪。据《清圣祖实录》载，奉天府尹张尚贤奏称：“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已认工程。”即指柳条边的兴建工程。可见，柳条边主要是由流徙罪犯修建而成的。

（晚晴流放关外的犯人）

柳条边在交通要道上设边门

　　在柳条边的沿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座作为出入用的门，称为边门。这些边门，都设置在交通要道上。边门的设置情况，据文献记载，因柳条边屡有扩展，边门的设置也多次变动。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柳条边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扩展。

经过4次展边活动，锦州以西地区的柳条边大约向北推进了35公里。柳条边和各边门从此固定下来。其中，老边设边门16座，由山海关至凤凰城自西向东为：鸣水堂边门、白石嘴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威远堡边门、英额边门、兴京边门、碱厂边门、叆阳边门、凤凰城边门。新边设边门4座，由威远堡边门偏西，自南而北为：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边门、法特哈边门。

（边门示意图）

　　清代柳条边每座边门都建有门楼，门楼中间是过道门洞，两边有耳房，一边耳房是囚室，另一边住巡差。门楼内是边门的防御衙门。

　　如威远堡边门，门楼是用砖瓦修的，很高大，上面挂着写有“威远堡边门”5个大字的长方型立挂匾额，匾额的右上方用小字写着“盛京所属”。

（威远堡边门遗址）

柳条边管制正规严格

　　清代柳条边的边墙从其建筑形式来看远不似长城那样坚固，不过是一条由壕沟和柳条形成的结构低疏松散的一条界线。正如乾隆皇帝所赋《柳条边》诗中所描写的“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那么清代柳条边是怎样来实现它的封禁作用，又是如何在长达1300多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管理的呢？

　　柳条边的管制在道光朝以前是很正规和严厉的。柳条边的每座边门都设有防御衙门，派驻文武官员各一人，下辖披甲兵约三四十人。平时披甲兵分班守备，掌管边门的启闭，稽察行人出入。康熙年间，对边门出入规定：“内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记”。后来又规定：凡进出边门，均需持有当地官厅发给的印票，从指定的边门验票出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此外，对于出入边门的人还有种种限制，如不仅要有官厅的印票而且要求“写上名姓、年貌、脸色”以便核对。对出边挖参的人还严格规定了往、返的路线，“若有违禁走者，即行拿获参奏”。

（位于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的布尔图库边门衙门遗址）

宁设治也不增开边门

　　柳条边除设有边门外，还沿边先后修建了300余座边台和封堆。用于看守、瞭望及对边墙进行维护。边台分首台、中台和西台。每边台设千总三到四员，下辖台丁150至200名。对把守边门、边台的官兵也定有严格的要求和处罚的规定。

　　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黑图档”里就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发生了一起私出边门偷挖人参的案子后，康熙皇帝为此下旨训斥：“嗣后若有偷挖人参之事，将看守边口官员一并治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 “向不肖边兵、台丁和通关节出入边门……由何边何处出去及何人私通关节出去之处，均严讯从严治罪。”

　　当时还有一个增开边门的故事：嘉庆年间，辽北一带有法库、威远堡、英额3座边门。当时昌图一带的百姓要到开原或铁岭去，必须从法库边门或威远堡边门绕道而行，而不能直接从昌图到开原。反之，开原或铁岭的人要到昌图去，也只能从这两个边门绕出，而不能径直越边而走。

　　嘉庆年间，昌图未设治之前，昌图地方垦民很多，要经常到开原购买生产生活用品，而由法库边门出入，往返要四、五百里地，由威远堡边门出入就更绕远。如果直接从开原进出边墙，才二十多里地。为此，盛京将军富俊上奏朝廷请在法库、威远堡两边门适中处增设一门，以便出入。富俊此奏，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申诉。嘉庆说：边门申画界限，定制已久，岂有因一二处民人行走迂绕，即议增设之理！后来，皇帝宁准在昌图设治，也不准增开边门。

“牵马岭”故事流传至今

　　清迁都北京后，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十次出巡东北，谓之“东巡”。东巡虽以“恭谒祖陵”为辞，实际上也包括了巡省地方、考察吏治、安抚民心、加强军备等深刻内涵。柳条边做为推行其封禁国策的重要设施，自在其关心、巡视之列。

　　据文献记载，清帝东巡时曾多次视察柳条边，仅柳条边阜新段，有历史记载的清帝视察就有5次之多。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月，康熙第三次东巡途中巡视了新民、彰武、清河门三处柳条边。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第二次东巡时驻跸彰武台边门东大营，视察了彰武台边门。
　　

乾隆帝在其第三次东巡时（1783年）视察了清河边门及柳条边。在经魏家岭到广宁大东沟北峻岭视察柳条边时，因地势险峻，钦差大臣向皇帝奏报：“前方路险”。乾隆说：“我来策马循辽东，高可逾越疏可通，待我还是牵马过岭为好”。从此该地乡民认为这是皇帝御封“北边岭”为“牵马岭”，故事流传至今。

清帝为柳条边留下诗作

　　在北京的故宫里珍藏着清代帝王的书画，其中一副“柳条边望月”轴是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第二次东巡时写下的：“雨过高天霁晚虹，关山迢递月明中。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

（康熙书：柳边望月）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在进入柳条边时写下了《入英峨门》诗。在诗中表达了他即将拜谒祖陵的喜悦心情：“霓旌摇曳晓曦明，故国人人喜气迎。三月关山征辔远，而今屈指到兴京。区别只用柳条边，勘作金汤巩万年。不似秦皇关竟海，空留遗迹障幽燕”。

柳条边也是行政区划分界线

　　清代柳条边既是一条封禁的界线，也是清朝东北几个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清迁都北京后即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设盛京总管管理整个东北事务。翌年（1645年）闰六月清朝宣布废止明朝的陪都南京，确立了盛京的陪都地位，并仿照北京建立起相应的机构。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正式铸发“盛京总管印”。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东北地区由盛京总管统辖改为盛京、宁古塔两总管分治（后改称盛京、宁古塔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在宁古塔将军的辖区内增设“镇守瑷珲等处将军”。至此，东北地区正式建立起由三将军分辖的制度。柳条边成为盛京和宁古塔、内蒙古行政区的分界线。

大量贫民流入东北

　　清代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增长很快，到乾隆元年（1736年）达到1.4亿，比清初人口增加两倍以上。但是，由于实行封禁政策，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虽然全国二十一省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24人，而奉天却只有1.7人，吉林、黑龙江还少于奉天。

　　同时关外地区由于清朝政府的封禁政策，对“发祥重地”实行优待，形成租赋较低、工价较高、粮价较贱的现象，“故关内贫民往者甚众”。由于关内贫民到关外垦荒谋生，经久不衰，逐渐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在流民出关浪潮的冲击下，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占种，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土地和特产的垄断受到了挑战。

　　乾隆五年（1740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奉与盛京将军额尔图经研究提出了一个严格限制民人进入盛京地区的8条建策，成为厉行全面封禁的纲领。

　　就在厉行全面封禁的乾隆年间，东北地区的民户数量仍然持续上升，据官方统计，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奉天府尹属下的民户就从221742人增加到837000人。

　　而就在乾隆年间，反封禁的斗争也不断的发生。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在乌苏里江流域拿获偷采人参者653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吉林边陲重镇三姓城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参丁（采参人）暴动事件。参丁包围三姓副都统衙门达7日之久。最后三姓副都统被迫答应“不计人数多寡”“照数发给入山腰牌”，参丁们的斗争取得胜利。

柳条边弛禁延续11年

　　柳条边的兴衰是与清朝封禁政策休戚相关的。从乾隆初年对东北厉行全面封禁起，这一政策坚持了50多年的时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山东大旱，大批灾民聚集于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分别查验”，逐一放行。乾隆皇帝火速传谕，斥责说：“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这与乾隆五年的封禁令形成鲜明的对比，虽被称为“一时权宜绥抚之计”。但从历史上看，成为弛禁的开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这一弛禁令延续达11年之久。到嘉庆八年（1803年）虽又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然而，对于已经出关的大量的流民也不得不予以安置，形成禁中有弛的局面。

柳条边逐渐被废弃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演变成局部开禁。东北的弛禁使做为封禁政策产物而兴建的柳条边，设置的边门和卡伦也逐渐失去了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使清政府改变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从1895年以后，清朝政府虽然并没有正式发布过废止对东北封禁的命令，但随着“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吉林围场的被放垦，以及一系列“放荒济用”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禁时期，清政府推行的封禁政策宣告完结，柳条边也随之完全废弛，直到湮没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