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国贵州省贵阳市出生一个普通的孩子，可能由于知道这孩子将来命运多舛，所以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很硬的名字——张筑生，而他也似乎一出生就铸锭要与命运抗争。
2岁的时候，他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刚开始的发热呕吐到后期严重的迟缓性瘫痪，虽然他挺了过来，虽然大脑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小脑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损伤（想到后来他取得的成就，不能不感叹这是一个多牛逼的大脑啊）
后来他异想天开地制作了一个小木头人，可自行爬上垂直的墙壁，等到爬到天花板时就张开降落伞着陆，这个小木头人让他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儿童科技发明一等奖，正当他幻想将来成为爱迪生那样的人物时。
他在一次摔伤中导致左臂骨折，病菌从摔伤的地方侵入了他的血液，进而转成了败血症，左手永久性残疾粉碎。
当所有人感叹这孩子命运如此不济时，他沉默了，除了看书，他什么事情也不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毁灭，我们的主角在沉默了六年后爆发了。
1959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他考进了四川大学的数学系，在进入川大三年以后整个数学系就开始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给同班同学讲课，大二的时候去考大五的拓扑学获得了最高分，在成都上了三年学不知道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在何处，也没有看过一次川戏等。
1964年，他毕业留校任教，而这一待就是14年，
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学术水平上来说整个川大数学系的老师中他应该都是排第一的存在，可是在四川大学文革后的第一次评职称中，他却连一个讲师都没有评上，理由就只有一个，他是文革造反派，这次评职称彻底伤害了他的自尊，以至于友人去见他的时候他第一次说了一句非常不谦虚的话“那些评上讲师职称的，一大半只配听我的课”.
然后自带主角光环的张筑生并没有灰心太久，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想法，在1978年选择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他非常轻松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对于河马老师这种数学白痴来说，只能写一个大大地服！），在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趣，那次的考试中有一题出题有错误，然而所有考生都没发现还极为认真的答完那题，只有张筑生提出这题无解，以至于那时候北大的老师开着玩笑说“以他的水平根本不用读研究生，甚至可以给研究生开课”
自此我们的张筑生开始了开挂模式，1981年他以优秀的成绩研究生毕业，成为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他读研结束立马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1983年他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本来他应该是中国第二年，在一百多位专家的见证下，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第一位博士，编号001，他的名字享誉全国。
1986年初他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归来以后，学校领导交给了他一件任务：讲基础课“数学分析”与“微分动力系统”，并致力于编写一套教材，以填补学术空白，那时候没有一个知名教授愿意接这样的任务，因为那时候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教基础课编写基础教材是不算在科研成果中的，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压根没有人干。
那一年，46岁的张筑生，如日中天，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可是他没有一丝犹豫，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选择答应了.
他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是的，用他最黄金年龄的五年全心投入于编写了《数学分析新讲》的一、二、三册，他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这本书评价道“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青人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在2000年，该书获教育部科学进步著作二等奖，而一等奖在那一年空缺，谁敢评第一！）
但是自带主角光辉的张筑生还是没逃过命运的安排，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这次命运似乎是真的怒了，它想要用这个字来击垮他，慢慢地折磨他，让他在绝望中死亡，可是命运再次失算了，张筑生只是在他的主角任务栏中多加了一个任务-抗癌，接着又投入到数学研究中去了（我实在感叹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啊）
1995年也就是他查出鼻咽癌的第四年，他被任命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其实那时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是现在，呵呵你懂的）张筑生有一百个理由，堂堂正正的理由去拒绝，可是他再一次，再一次的接受了这样的苦差事。
他说“这些事总得有人干呀，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责任，当奥赛教练最难的是出题，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而张筑生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出来，他全情投入，翻越无数资料，设计考题与练习，全不想名与利，连问都不问一下，他说“这一工作，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关键是要学生懂，不是你出成果，重要的是学生出成果，要甘当人梯，为学生谋未来”
他每次给学生讲课脸都要肿好几回，因为他的体质对于粉笔灰过敏的非常厉害，他一边接受着鼻咽癌的化疗，一边工作，与学生休戚与共，甘苦共担，爱学生如同子女，他说“数学的未来是属于年青人的”，他默默忍受着钻心刺骨般的疼，也默默地承担着一切压力，
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七天后等待着他的就是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癌症转移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那七天里他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这些流食。
从1997年到2001年期间，他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他五度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他带领中国拿到了五次团体总分第一，其中有三年参赛六名选手，以全部金牌成绩傲视整个国际赛坛。
他几乎是用命换来了五次世界第一，而他在拿了五个世界第一以后，他也在北京协和医院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却是史无前例，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道“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
在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
而这一开就是整整八年，八年间从未间断，是的，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次，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前六年，他没有收过一分钱，完全的义务授课，
后来海淀区实在过意不去，给以每月酬金10元人民币，每月四次课，算下来每次课2.5元，每小时0.81元，家徒四壁的房子，别的老师都已经开上了奔驰宝马而他却还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2001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妻子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
最后一次工作，张筑生是被几位研究生抬进了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是的，是抬进，那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方向感，那次工作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在监考结束批改完成绩和评语之后，他立马就被送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他的友人（王恳）前来探望他，友人非常生气的质问道“听闻北大冷淡你，很不公平，待遇很差是怎么回事”，
“也还不错，玲玲（妻子）调入北大了，在数学系电子计算机组，工作很不错，还是一个小头头呢，特为顶尖级教授修的蓝旗营宿舍，也分给我了，至于博导及其他，我的工作量不够，科研成果不多，也属正常，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张筑生没有带一丝怨气，一点不满地回答道，
“聊可自慰的是，学生待我很好，无论是北大旧有的学生，还是奥赛团的学生，常来看我，有的远在德国、澳大利亚，常打电话问候我，这世界上有人记得你，惦念你，这也就足矣”说起学生他似乎像似摆脱了病魔一样，非常兴奋地与友人说了起来，
友人问他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想要给他写一篇文章，他平静地回答道“我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友人继续问道“张筑生，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川大故交若相问，我何言以对”，
张筑生想了想，说道“你就说张筑生一生努力了，于心无愧，告知亲朋好友，筑生不久于人世”，
接着友人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2002年2月6日，那一天，张筑生走了......
文章至此，河马已经泪崩，我们民族近300年来无论受过多大苦难，我们依然顽强的战斗，依然能够再次屹立于世界，正因为我们有无数个张筑生这样的人，时常有人问我：读书的意义?我想张筑生的一生已经告诉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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