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8 区奥斯曼建筑群中的红塔
驻法特约记者 刘焰｜文
岁月是奇怪的东西。它让有些人变得浑浊呆滞，让另一些人变得清澈率真。雅尼娜·卢（Janine Loo）属于后者。
我认识雅尼娜的时候，她已经 90 岁。依然腰背挺直，肩膀厚实，满头银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独自和一只叫米卢的猫住在七区一幢高高大大的房子里，与总理府一街之隔，门前永远站着两位警察。一般人觉得老人独居，难免凄凉，但雅尼娜不给人这种印象。她很忙。好几次我去看她，站在门外，听见房里传来乒乒乓乓地敲打声，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太太穿着长长的白色粗布工作服，一连声道歉，“对不起，我正在做雕塑，让你久等了。”她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用力拍门，我会以乌龟的速度来开门。其实，她耳聪目明，腿脚灵便，只因为有时工作太专注而忘记外面的世界。她在一人多高的纸板上钉上一片片密密匝匝的钉子，再粘上起伏的圆弧形的纸模具或打磨得圆润光洁的、像鸡蛋一样的木头模型，最后用同色系的色彩上色。像图腾，又像游戏。我问她为什么做这个，她耸耸肩，说，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有许多故事，雅尼娜更是生来就带着故事的人。上个世纪初，她的母亲，一位年仅 15 岁的法国姑娘被家里许配给年长一倍、素未谋面的丈夫，“而且是一个中国人！唉，可怜的姑娘，更何况在那个年代！” 她的语气带着几分超然的幽默，仿佛跳脱开来点评别人的人生。这个中国人，也就是她的父亲叫卢芹斋（Loo Ching-Cai），世界闻名的中国古董商，20世纪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在中国战火频仍的年代，他将大量古董运往西方，导致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但同时他又凭一己之力，改变欧美收藏界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看法，推动了汉学发展，并将最珍贵的文物捐赠给世界各地博物馆。今天，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美术学院、圣弗朗西斯科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集美东方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都可以见到卢家捐赠或经手的珍贵文物。
雕塑，20 世纪 90 年代 雅尼娜·卢｜图片提供 拉康作序的漫画集《风流友人》
雅尼娜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卢芹斋十几岁离开中国，一生往返于巴黎纽约，不起外文名字，坚持保留中国国籍。但是，他并不要求 4 个女儿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是觉得如此灾难深重的历史，对几个闺阁中的女孩子来说太沉重了，还是觉得既然已经去国离乡，何必再将自己的乡思乡愁传递给下一代人？但是命运却偏偏要将雅尼娜与中国的纽带绑缚得更紧。1937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首次在法国举办中国明代书画展，17 岁的雅尼娜遇见外交官、汉学家让-皮埃尔·杜博斯（Jean-Pierre Dubosc），很快成为杜博斯夫人，并随同担任法国驻华使馆档案处秘书的丈夫一起前往北京。
那时，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雅尼娜和丈夫被困在北京，无望地等待战争的结束。“我的重孙中有 9 个人有日本血统。幸亏我父亲去世了，不然也会被他们气死的！”她又从历史中跳出来，善意地自嘲。时常有日本军队从他们居住的四合院前经过，她不害怕，只觉得这支军队真丑陋。奇怪的是雅尼娜记忆中的北京没有恐惧没有硝烟，仿佛这些都与她无关，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反倒是无数细致鲜活的生活琐事，印在她孩子般天真的眼里，被岁月打磨得越来越轮廓鲜明。 “我每天都去故宫散步，那么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太庙中的鹰巢，清晨的卖水车和收粪车，运煤的驼队，小孩的开裆裤，青天里的蜈蚣风筝，在老人手中转成赭红色的核桃……仿佛来到这个言语不通、与世隔绝的国度反倒让她可以不受打扰地成为她自己，自由自在地观察感受生活。1946年，杜博斯夫妇终于找到两张回法国的船票，带着 3 个孩子从上海离开中国。走的时候，他们俩像平常出门一样把四合院的大门掩上，满屋子的书画古董，一件都没有带。两个人都觉得不久以后就会回来，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诀别。
早在 1926 年，卢芹斋就在巴黎八区买下一幢 18 世纪的别墅，请建筑师 Bloch 设计，历经两年建成一幢五层的中国塔，一至四层为中国古典风格，顶层为印度风格，作为“卢吴古玩公司”的办公室及陈列厅。1947 年法国出台一项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成为法国公司的经理，而卢芹斋和合伙人恰巧都是中国人。他叫来小女儿，让她接任他名下两家公司的经理，因为这个家中只有她真正见过中国。雅尼娜想着家里的三个孩子，想到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中国文化的正规教育，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当时就急了，赶紧推脱，“我不知道怎么管。”“你会知道的”，父亲丢下这句话，转身就去了纽约。
雅尼娜·卢《两个太阳》（Janine Loo,Deux soleils, 1982） 雅尼娜·卢《专断的蛋》（Janine Loo,OEuf dogmatique, 1970）雅尼娜只好边学边做，成天待在库房中，把玩，编目录，几年的时间，居然豁然开朗。她找人仿照故宫墙壁的颜色重新粉刷中国塔，今天，这幢建筑被简称为“红楼”，正是雅尼娜的杰作。再后来，她开始为客户设计家具，取法明代士大夫的漆器家具，精巧雅致。换了主人的中国塔吸引了更多的巴黎名士，其中包括心理分析大师拉康。一次，拉康看中一张明代的条案，却嫌价格太贵，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建议：“如果你能降价，我就免费为你做心理医生。”面对这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建议，雅尼娜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觉得这张条案的价格你能承受，而且我也不想让你当心理医生。” 大约这个答案太出乎拉康的预料，结果他不但原价买下了条案，还和雅尼娜做了朋友，多年以后，甚至提笔为雅尼娜的漫画书《风流友人》作序。雅尼娜“被迫”经营了 40 年古董行，在她心里，却更愿意把自己当成画家。“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画画是我表达的方式。有人用音乐，有人用写作，我用绘画。” 雅尼娜画素描，画油画，做纸板雕塑，也做铸铁雕塑，从来没有停止创作。一切有质感的、实体的材质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的媒介，她需要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感受生命的存在，并以真实不虚的方式表达情感，而不是理性的思辨。也许，由于长期鉴别欣赏古董，她善于用眼睛和指尖与物体本身建立起一种直接的感性的关系——我曾经问她如何辨别真品和赝品，她想了想，说，“多摸多看。赝品只有技术，真品才有感情。”
雅尼娜的艺术创作和她的古董鉴赏一样，都是无师自通，“我是自学成才”，玩笑中不无得意。她没有学过绘画，没有上过一天美术学院，完全靠表达的欲望与对材质、实物的感受自发地寻找绘画的形式与技巧，并以她独特的方式精确地呈现出来。因此，她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人气息，与美术史的流派没有什么纠葛，与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没有什么关联，正如在战火弥漫的北京，她记住的却是邻居孩子身上的开裆裤。当然，她所推崇的明代士大夫文化奠定了她的美学眼光，崇尚清雅简约，反对俗艳繁复。
雅尼娜有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女儿，会告诉她这张画是点彩派，那张画是立体派，老太太笑着在空中挥一挥手，“烦死我了！我可管不了别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我的世界。”她爱画蛋或蛋形的物体，以为这是最完满的形式，这恰恰是她的世界的隐喻：她以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攫取外部世界的点点滴滴，将它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孕育生命的可能。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封闭世界，开启是为了闭合得更为饱满，而闭合又是为了下一次的开启更为自由。正是在她看似封闭的世界里，“我”被孕育得丰富厚重。
雅尼娜 1946 年从中国回到巴黎后就一直住在这里。60 多年，养大 4 个孩子，送走两位丈夫，从来没有搬过家。一般的屋子住久了难免杂物堆积，书籍、照片、藏品，林林总总，牵扯着人生每个片段的回忆，叫别人也叫自己喘不过气来。但是这里高大，宽敞，明亮。书柜占了一面墙，没有珍本古籍，一望便知是用来读的；木质家具线条简洁轻盈，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几盆植物生机勃勃，阳光穿过庭前的阔叶栗树，把整套房间染成淡绿色。感觉不到历史的沉重，也看不见现实的喧嚣，安静而完整。第二位丈夫去世后，雅尼娜彻底改造房间结构，打通不必要的隔断，遣散无所谓的收藏。这个三代经营中国古董的世家，经手了数以万计价值连城的珍玩，竟没有留存一件私人收藏。90 岁的雅尼娜仿佛看透了彩云聚散，事物有生就有灭，聚有聚的欢喜，散有散的智慧，没有什么比当下认真地活着更重要。 “我不要住在纪念馆里，” 她坐在那里，语气坚定，眼神清澈。
雅尼娜·卢在家中（刘焰摄于 2011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