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儿时的记忆

            文/阳帽雨伞

        今晚是元宵夜，我一人在家，窗外连绵细雨不停地敲打着我的心思。我还沉浸在过年时亲人们团聚的温馨之中，思念的绪飘拂得很高很高，记忆的潮倒流得悠远悠远。

        儿时过年的记忆尤为清晰，脑海里，总是漂浮着一幕幕动感的画面－－

        那杀年猪时，猪的嚎叫声一遍一遍刺激着我的耳膜；那新贴的对联和年画，还不停地辉映在我的眼眸；那满桌的团年饭，还在将阵阵余香挑逗我的嗅觉和味蕾；那舞狮的、打渔鼓的、打三棒鼓的……不同的场景，还在我的心田里穿穿梭梭……

        记得小时候，过年时农村娶亲嫁女的特别多，主要是农闲，便于亲朋好友都能到场的缘故吧。结婚的日子，一般选在正月初四、初六、初八或者初十，反正选择双日，图个吉利。

        有一年正月初八，我们好多小孩在江堤（防汛大堤）上玩，看到船码头驶来一划子（人工划桨的小木船）接亲送亲的人。他（她）们是从石龟山乘船来我们羌口码头的。船一靠岸，一行人包括新郎嬉嬉笑笑的往大堤上跑，留下新娘一个人在船头。呆了一会的新娘显然生气了，跳下船头后，沿河堤往上游气匆匆的走。等送亲接亲的人缓过神来，新娘已走出一大截路。

        我们这些小孩子，跟着瞎起哄。“新娘走咯！”“新娘跑咯！”“哦－－！”“噢－！”

        接亲送亲的人赶上新娘后，新娘坐在地上不说话，只顾独自哭泣。

        那天，我有位13岁的堂哥正好拿着唢呐在一起玩，看到新娘哭，便凑上前去，跪在大堤草丛上，“咪莱咪嗦啦，嗦啦哆咪莱……”吹起了唢呐，并且一边吹，一边围着新娘转，满脸吹涨得通红，最后，把新娘吹得笑了起来。新娘的气消了，欣喜的新郎赶忙抓了几把糖果给我堂兄吃。

        小时候，过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走人家”（拜年）。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大姐家。大姐比我大13岁。我和大姐之间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小时候早就夭折了，大姐在我心里，就是除了父母以外最亲近的人了。

        喜欢过年到大姐家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姐夫对我特别好！姐夫那时做大队会计。每次去大姐家，大姐都会给我做好吃的，姐夫也会每次给我送几支笔和写字的纸张。这让家境贫寒的我倍感开心，心存感激。姐夫一直待我像亲兄弟，我称姐夫为“哥哥”。现在彼此年纪大了，我称姐夫为“大哥”，只有在“大哥”的称呼里，我才能表达出对姐夫的深情厚谊。

        过年“走人家”，还有一处，我终身难忘，那就是我一位姓郭的继爷家（名义上过继给谁，就叫谁为继爷）。

        因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过早夭折的缘故，父母在我一岁时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说我命里要拜两位家境贫寒的继爷，才能保得我一生平安。

        郭家继爷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个军人，因为没有文化，解放后就回到安裕公社新河口大队务农。

        郭继爷家里有4个儿女：一个继哥哥，两个继姐姐，一个继妹妹。继妹妹在没出生时，就由继爷继娘和我父母为我指腹为婚了。当然，小时候的我并不知情。

        在我们安乡，给岳父岳母拜年叫“走丈母”，给继爷拜年叫“走继爷”。我家离郭继爷家大约有3里路。记得在8岁以前，是我妈带着我走继爷，就像现在年轻母亲带着小孩串家门子似的。         

        我8岁时，我妈就要我独自去走继爷了。过年走继爷，要带礼物，我妈一般会带我到供销社打两个“包”:一个红糖包，一个饼干包。“打包”是那时候的专用名词:供销社的营业员先在柜台上放一张光滑的褐色牛皮纸，再在牛皮纸上叠放一张黄色的“粗草纸”，然后，将顾客买的食物放在粗草纸上，随即用两张纸将食物包折成规则的形状，再系上细绳。我带着“包裹”礼物到继爷家去拜年，对我最热情的是继娘。继娘一边拿出瓜子花生等零食（没钱买水果）来招待我，一边叮嘱继妹妹、继姐姐陪着我，然后，忙着去做饭菜。

        吃过饭，继娘会要继妹妹和继姐姐带我到屋外去玩。长大后才明白，继娘是有意让我和指腹为婚的继妹妹培养感情。

        我和继妹妹、继姐姐一般是在屋外禾场上跳绳、踢毽子。我手脚比较灵活，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女孩跳绳、踢毽子的水平还比我差。继妹妹、继姐姐跳绳跳不过我，踢毽子也踢不过我。往往惹得继妹妹撒娇装哭，我有时也会有意让她赢我一盘两盘（一次两次的意思）。

        后来，郭继爷一家搬到澧县去了。再后来，听说他们一家又搬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因为没有现在的通讯方式，我和郭寄爷一家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失去了联系，和继妹妹的那个指腹为婚的故事也随之烟消云散。

        天快亮了，窗外的雨还在不停的滴滴答答，宛如猜读我的文字一般。出了十五，过年也就过了，我收起思绪，准备踏上新一年的里程……

二零一九年正月十六 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