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

司马谈(约前169-前110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为汉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太史公。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因为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所以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父司马喜，子司马迁。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易大传》说：“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

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

如此，则主劳而臣佚。

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

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

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

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

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

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

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

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

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

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

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

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

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

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

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

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

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选自《史记》

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可以让我们了解，他对这六家优劣的评价，虽然这也只是代表司马谈先生的自己的观点，但也对我们了解”六家“的学问学说，有这借鉴意义。